熊月之：近代中国读书人的命理信仰

        演讲人：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

        主题：近代中国读书人的命理信仰

        时间：2014年5月15日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编者按】

        科学与命理信仰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无论旧式读书人，如曾国藩、郭嵩焘、冯桂芬、李文田，还是新式读书人严复、吴宓、陈寅恪、沈有鼎，都有浓厚的命理信仰或命理兴趣。为什么一些新式读书人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越大，命理兴趣也越大？所谓的迷信与科学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同步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熊月之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讲座第200期上，对科学、命理信仰及宗教问题进行了深度解读。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熊月之熊月之。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整理的演讲实录：

        命理信仰包括范围比较广泛，包括占卜、风水、八卦、相面、测字等等。

        命理信仰是一个世界性话题，在中国源远流长，一般人会把它归纳到民间信仰范畴里面，信仰主体主要是下层社会，读书人一般不大说自己信仰命理。但你们细细考察一下，很多读书人都会有命理信仰，或者是命理兴趣，他们嘴上不说，但在事实层面上，他们对占卜、八卦、风水、相面这一类东西都是介于信和不信之间，绝对相信的人很少，绝对不信的人也很少，绝大多数人是需要的时候就相信，不需要的时候就不相信。

        我谈的是近代中国读书人的命理信仰，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特别是近代各门学科对传统命理信仰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命理信仰跟科学是同步发展的。

        在近代读书人公开出版的文章中，对占卜、八卦、相面之类的东西表示相信的不是很多，但如果你仔细阅读那些笔记、日记、书信，你会发现其中留有他们从事这类活动的很多记录或者痕迹。

        我重点搜集的材料是鸦片战争以后到1949年这100多年，我以为读书人对命理信仰、命理兴趣，总体上有变易，但变易不大。

传统读书人的命理信仰

        我就从曾国藩开始，中国传统读书人或多或少的跟命理信仰都有关系，古代的我们就不去讲他，太多了，说夏商周三代就是命理世界，一点都不过分。

        曾国藩表面上不信风水，也不信占卜，但事实上他有很多相信命理的记录，他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有时候是非常相信。

        我举几个例子，曾国藩的相面能力在当时那个时代没有人比他强。湘军里面的人，淮军里面的人，很多人他都是用以前首先相面，有的是公开的相，有的时候背地里相，他自己也有记录，这个人长得怎么样，气相怎么样，都有。

        第二个就是风水。有一个事情就是曾国藩祖母去世，他的祖母墓地安排在什么地方，他跟他的祖父的意见发生了不一致，但最后曾国藩服从了他祖父的意见。他为什么要服从？他觉得既然是对待祖上的坟墓，我不能惹祖上不高兴，他祖父是他祖上。结果他弟弟也觉得曾国藩的选择是对的，但曾国藩劝他的弟弟服从他祖父的决定。最后，曾国藩觉得这个事情最终的意见是非常之对。

        他祖母去世以后，不到半年时间，有三件事情让曾国藩觉得这个风水选对了。第一他父亲常年的病好了，第二曾曾国藩自己身上的牛皮癣也好了，第三他官衔连升。这三件事情在半年当中发生，曾国藩觉得这个风水选对了。

        再过了两年，曾国藩在给他兄弟写的信当中就讲了，说风水选得好不好非常要紧。这两年曾家家族里连生了三个男孩，曾国藩自己官升至侍郎，他因此写信给他弟弟曾国葆说，我对风水上面不是很精通，你今后在这方面要好好补课，这个风水非常要紧。

        第三点我讲讲扶乩。曾国藩对扶乩是非常肯定的。1858年5月的一天，曾国藩还在家里，有人在家里面请箕，扶乩字谜谜底就是一个“败”字。

        曾国藩觉得这个跟自己当时的军情不对，他就问这个扶乩，说我到底是因公还是因私？对方说，即使为你曾家来讲也是不和谐的。这个话说了几个月之后，就有了湘军在安徽的惨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在这次战役当中死了。事后，曾国藩回忆起这次在家做的扶乩，恍然大悟。由此，他认为，扶乩也是不可以轻易否定。

        第四个相信占卜，曾国藩跟赵烈文（曾国藩的幕僚）两个人有很多次占卜的记录，曾国藩自己日记里面有记录，赵烈文日记里面有更多这方面的记录。最典型的一次就是1867年7月21日晚上，赵烈文跟曾国藩两个人占清朝的命运，赵烈文讲不超过50年。因为曾国藩对赵烈文的占卜水准是比较相信的，说不至于如此吧？赵烈文是真信，曾国藩将信将疑。湘军把太平军镇压下去以后，赵烈文就退隐了，就是不要当官，他到常熟那一带，自己造了一个私人的花园归隐了。

        曾国藩是那个时代传统读书人当中的著名代表，在他以后，有很多传统读书人都跟他差不多。叶名琛的父亲叶志诜，他独信占扶乩，每事必扶，每事必占，结果叶名琛做两广总督的时候，把他的父亲接到他自己的总督府里面，在那里建了“长春仙馆”，里面供奉吕洞宾跟李太白两个人。每一件事情叶名琛都占，父子两个都信，信扶乩的结果是不灵的。

        曾国藩同时期的郭嵩焘是看风水的好手，曾国藩死后，他墓地的风水是郭嵩焘去看的。曾纪泽（曾国藩长子）不是很相信，但鉴于是他父亲的墓地不能不重视，他宁可信其有。郭嵩焘自己的墓地也是自己看的。

        我专门做过冯桂芬的研究，冯桂芬是看风水高手，在江南一带是很有名的，最有名的典型就是殷兆镛夫人去世选墓地。殷兆镛也是一个官职二品的大员，冯桂芬苏州的老乡，选墓地叫冯桂芬看了一下，然后请风水大师也看了一下，冯桂芬的看法跟风水大师的选址不一样，最后殷兆镛家里用了冯桂芬选的这个风水。

        第二讲冯桂芬占卜，1860年到1861年太平军要打上海，上海危在旦夕。一方面上海城里面的人和外国人联合起来成立了会防局抵抗太平军，另外，派人去请曾国藩，后来曾国藩派了李鸿章到上海来。

        请曾国藩派兵这封信是冯桂芬在上海发出去的，冯桂芬那时候心里忐忑不安，上海这个城市命运到底会怎样？他就为上海这个城市占卜。这个占卜记录收藏在冯桂芬的手稿里面，这个手稿在上海社科院的资料室里面。他占卜的记录有四个字——此吉议也，觉得上海请曾国藩是对的，上海这个城市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看到冯桂芬对这种事情是非常在意的。

        我再举一个李文田，广东人，跟梁启超很熟悉，他相信抽签，他抽的签叫“名落孙山外”，科举考试抽了这签肯定是不好的，就是名落孙山嘛。可结果考的是第三名，第一名姓孙，第二名也是姓孙，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对的。第二他热中相面，在李文田史料里面有很多帮人相面的。

        我就举一个梁启超的例子。梁启超是李文田的广东老乡，李文田第一次见到梁启超说，不好了，这个人是扰乱天下之耗子精也，耗子精有什么特点？第一搞破坏，第二好动。

        我们刚才讲的是传统读书人，我再举两个买办，买办除了读传统的书，也读新学的书，这两个人也都是对于风水、占卜极为痴迷。

        买办徐荣村致富以后，在两三年里面花了十多万两银子在他的老家香山看风水，迁葬祖坟。还有徐润，他为风水花了大量的钱，他自己讲改了家乡风水以后确实很好，他家乡升官发财的都有，并且他家乡生麻风病的人也少了。

        再看一个典型董文焕，我看了那么多晚清日记、笔记，没有人比他更嗜好占卜。他进士出身，现存的日记当中有14年记录，其中我数了一下，有关占卜的记录125起，他的方式有到关帝庙，到吕祖庙、到财神庙抽签的，有扶乩，有周易演卦，有八字推命……，你看他的日记，字写得很工整。占卜的内容包括个人的健康，年运，官运，出行是不是可以，婚姻是不是恰当，选择婚姻的日子，儿子是不是能够顺利出来，头发可不可以留鬓角等等，甚至有两次做梦梦里面突然被某一种声音惊醒了，马上起来就算命。像他那样热中于算命的，很少很少，可以说董文焕的一部日记是研究晚清命理文化的一个极好的素材。

命理活动影响政治决策

        命理无论你是测字也好，算命也好，都是对未来的一种预测，它会影响你未来的行动，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1899年慈禧太后想把光绪皇帝废掉，这个事件可行不可行呢？慈禧拿不准，然后要听封疆大吏的意见，刘坤一等人意思是你不能妄动，荣禄摸透了慈禧的心事，怎么摸透？慈禧太后是信风水，信占卜的。那时候在北京城里面有一个赵瞎子会梅花易数，在京城里很有名的，据说慈禧遇到事情都会悄悄派人去，荣禄知道她有这方面的心理活动，所以荣禄派人到赵瞎子那里求了一签，然后到关帝庙也求了一签，结果两签意思都是“不可妄动，动则有悔”。后来慈禧再来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不光是封疆大吏，我也到关帝庙和赵瞎子哪儿去了。慈禧讲他们怎么说？他就从怀里面拿出签，慈禧愣了半天，过了两天荣禄跟慈禧讲，刘坤一他们怎么想，慈禧说那就算了，这个事情就取消了，这是影响她政治决策的一个事情。

        第二个是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称帝这个事情在很多笔记里面都有，特别是袁世凯的女儿回忆录里面也有。袁世凯19岁的时候，看到城隍庙里三层，外三层，大家在那儿算命，袁世凯想请他算，还没等袁世凯去请，那算命说，这位先生赶快来，就给他算，说你50岁的时候有一个波折，但过了50岁以后你有一个富贵不可言的，但只有7年，这个事袁世凯自己记得。袁世凯50岁正好是慈禧、光绪去世以后，他被赶出京城，等到后来再起用他，后来他讲算命先生算我寿命只能够到58岁，我一定想办法把他冲掉，所以他要称帝，这也是影响他政治决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清末民初的时候，全世界都很信仰命理，袁世凯不是一个圣人，尤其处在中国华北那一带，更容易相信这方面。

        第三个影响决策的例子，就是张学良杀杨宇霆，杨宇霆原来是张作霖的老部下，张作霖死掉以后张学良继位，杨宇霆因为是老一辈，对张学良不够恭敬，张学良心里对他很不爽，就想把他杀掉。但事前拿不定主意，他就采取占卜的办法，他拿一个银元抛出去，然后自己在心里默念，如果都是袁世凯头像向上，就杀他，结果三次结果都是要杀他。张学良还是犹豫不决的，就跟他的夫人于凤至说了，于凤至说不行，这么大的事情怎么相信算命，张学良说命中就注定如此。后来于凤至也试了一下，又抛了三次，结果也是杀，后来就杀掉了。

        这事不是八卦，是张学良自己讲出来的，你们去查胡适的日记，是张学良一个部下跟胡适讲的。在近代史上这三件大事情，一个是立储，一个是袁世凯称帝，一个是杀杨宇霆，都跟命理上的暗示有关系。

新式读书人的命理信仰

        我前面讲的是传统读书人，下面讲新式读书人，所谓新式读书人，主要是在科学主义影响下接受过新教育的这批人物，像严复、伍廷芳…，这些人都是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受近代科学思潮影响很大的。以常理而论，在科学思潮影响下占卜这一类命理文化，应该是没有什么市场，或者是空间很小的，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情，在民国时期命理文化相当兴盛，占卜、扶乩都很盛行，出现了一大批的命理学家，也出现了一大批命理学著作。

        我举几个例子，一个丁福保，丁福保曾留学日本，清末民初他在佛学、医学方面都是很了不得的。在算命方面，他当时请了丁太炎，这是他自己在生活史里面写的。丁太炎原来在北京，李莲英请他为慈禧太后测字，这个事情我们没有档案史料，这个是笔记上讲的，丁太炎测字的结果是“两龙宾天”，当时两龙是谁啊？一个慈禧太后，一个光绪皇帝。丁太炎因此被捕入狱，等后来果然两龙归天，慈禧跟光绪两个都死掉了，丁太炎才被放出来。放出来后他才到了上海，到上海以后，他在相面测字方面名气就非常之大。

        1930年代，丁福保、陈存仁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有交往，林森说有事情要到福建去，但因为他此去凶多吉少，怕被人扣留起来。丁福保就劝他，你为什么不去测一个字呢？林森讲，我堂堂国民政府主席怎么好去测字呢？丁福保说，这个不难，我来帮你，林森就随便说了一个“福”，然后让陈存仁找丁太炎帮他测，测字时陈存仁站在丁太炎右侧，丁太炎便说，“福字半面是示，加上右字，是一个祐字，可见洪福齐天而有神明保佑，要是到福州的话，更是顺利; 要是去莆田，那么田字是累字的头，有些麻烦”。

        丁福保也带了一个字，“方”，让丁太炎为自己算。丁太炎说，方下面一个万，万是跟金钱有关系，如果有钱放贷这是一个好事情，你就让他放心做好了。丁福保这样的人，林森这样的人，他们应该都有很好的西学背景，但他们相信命理的。

        再说严复，严复可以讲是一个有新学背景的人热衷命理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占卜的事情太多太多，包括家里面的事情，国事、财富、疾病、官运、婚姻、流年等等，你们看严复的日记里面记录得非常多，光是1912年至少占卜了十几次，其中占财4次，为兄弟妹妹占卜了4次，占卜的结果每一次都记下来。

        王栻先生整理的严复著作，严复日记有一堆是日记，还有一堆是占卜的记录，笔记本上面记满了他占卜的记录，我们今天看了是觉得不可思议的，严复喜欢打麻将，每次出去打麻将以前都去占卜，然后再去打。严复对于占卜，对于命理方面不光有自己的实践，他还有很多的理论。

        严复自己相信，而且他不止一次写信跟他的儿子，弟弟谈这些事情，他说你们以后别把占卜、风水这些东西都说成迷信的，千万要当心，不能随便开口，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东西不是你们能够懂的。严复在民国初年多次演讲认为，人死后灵魂是存在的，是可以证明的，现在证明不了，将来能够证明。他是受过西学教育的人，对于命理方面有很多自己的实践，而且有很多自己的解释。

        留学哈佛的清华大学教授吴宓，在占卜方面也跟严复一样入迷，他1910年要到清华去读书，占卜自己的未来，得卦语云: 海波两头高，飞蓬驾六鳌，居中能驭使，何怕涉风涛。他多年以后对照自己的经历再详细把当年占卜的结果拿出来对，他说是对的。从上海到美国，不是两头都是波涛嘛，居中能驭使，就是说他做学问一定要能身跨中西，前途才会比较好。

        后来他的日记里面有很多占卜的记录，举个例子，就是1937年7月27日的记录，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人要轰炸北京，中国军队开始抵抗，北京的文化人就面临着要走，学校要内迁，内迁的时候他心理忐忑不安，就占卜。卦文讲，这一段是大变动时期，但是对中国的命运来说是好的。

        他当天晚上占了以后，还是有点怀疑，周易又算了一下，他在日记里面有写。他打了电话给陈寅恪，陈寅恪到晚上9点钟打电话回来跟他讲，你占的这样完全是对的，未来趋势就是如此。

        这段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吴宓也好，陈寅恪也好，他们遇到事情占卜是一个常事。

        还有陈寅恪占卜的水准应该比吴宓还高，否则吴宓不会向他请教这个问题。

        再举一个人，沈有鼎，他原来是清华大学的老师，再后来是北大的教授，再后来是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从哈佛留学回来。他是民国时期研究逻辑学的中国第一人，也是西南联大圈子里面占卜第一人，占卜水平之高，人人都相信他。

        我这里有一个记录，那时候日本要来轰炸西南联大，有一天，沈有鼎占卜，他说不好了，最近不能蹲在房间里。我占卜的结果是“不出门帘凶”，日本人飞机来轰炸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当时他们几个人都在一起，人人都相信他，那段时间，大概一个星期，每天早上很早就吃早饭，吃完以后就跑到山上去，到太阳落山了才回来，就在这段时间里，日军飞机轰炸，一批人死在房间里。

        这个事件以后，钱穆他们都认为沈有鼎确实水平高。

        再讲一下钱穆，钱穆他对命理文化有他自己的解释。1930年代，在北京，他曾经跟梁漱溟、熊十力等人请一个四川来的相师为他们相过面，钱穆这些人被请到梁漱溟家里面，相的结果是熊十力不是一个当官的人，是一个在野的人。讲梁漱溟晚年不是很好，讲钱穆精气神三者都很足。当时还有一个在钱穆家里面帮工的人，相面的说他倒是要当官的人，其他人都奇怪，后来果然过了没几天，帮工的人的一个亲戚叫他去当官了。钱穆自己对相命占卜这些东西他自己有评论的，他说“大凡流行于人间的，必有其所以然的道理。不可以轻易的以不科学、迷信来对待它。”

        再讲一个人，穆藕初，他是上海知名企业家，留学美国拿了一个农学的学位，他是西学修养非常好的人，穆藕初在命理方面也是一个很痴迷的人。有一个典型的例子，1920年5月份穆藕初跟蒋梦麟（前北大校长），他两个人都是留美回来的，他们一起到了北京喇嘛庙，在关帝庙前面求了一签，穆藕初的签记在他的笔记里面，他是留美回来之后，短时间内发了大财。在上海建了棉纺厂，是中国少有的大富豪。他求的结果就是说，要好好用自己的钱财。当时蔡元培正在跟穆藕初联系，想让他给北京捐一些钱，穆藕初当时心里还没有想好到底捐还是不捐。他抽了签以后想，明显就是神灵叫我要捐钱，如果不散财会有祸的，所以他后来捐了一大笔钱给北大。第二个，蒋梦麟是代理北大校长，抽的结果是说，不用太烦恼，过了一阵子自然就会变好的。结果真的都按照签文发了。

        穆藕初信风水有很多事情，1923年他的企业经营得很不好，他就觉得是风水有问题，然后就请了有名风水师谈养吾， 算的结果是，穆藕初家门开得不好，前面围墙也有问题，所以要把围墙拆除，向前推100尺，穆藕初是大资本家，马上找建筑师来赶工，年底必须把围墙推100尺，门也改掉了。第二年果然企业大好，从此以后他就对风水笃信不疑。每个月给谈养吾生活津贴50块大洋。

为什么命理信仰会长盛不衰

        在科学创新的时代，有很多人都已经有很好的科学素养了，为什么命理信仰长盛不衰？

        占卜、算命、扶乩这些命理活动，它表现不一样，但是它的核心都是预卜未来，趋吉避凶，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都是共通的。

        我们都知道命和运有相通的，命假设是有定的，前世注定的，天之所命也不能改变，也不能违反，运是偶然的，但是他有相同的，无论是命，无论是运，都是超过人的智能可以左右的。

        在接受了很多科学知识以后，人们还会对命理有那么多信仰，有三层原因，我把它分为宏观原因，中观原因和微观原因。

        宏观层面来讲，未知的领域永远大于已知的领域，不管科学发展到什么程度，有很多东西科学没有办法解释，在这样情况下，科学的终点就是迷信的起点，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话倒过来，就是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都会留给命理去占领。

        中观原因就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其实从晚清以后到民国，哪怕到现在，科学尽管很发达，但对命理这个世界冲击还是相当小的，你能解决命理关心的问题还是不多，所以在命理世界与科学世界是同步发展的。我没看到钱穆自己去占卜，但他对此事的态度是比较包容的。像这样态度的人很多很多。我前面给大家讲了伍廷芳的例子，民国时期命理学盛极一时。

        微观原因，第一,个人或者群体信命理是一个利益权衡的结果，绝对信或绝对不信的人都极少，大多数人是介于两者之间，但当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信不信呢？大多数人会信。我把这个概括为“红包定律”，红包定律就是你家里有一个亲人要到医院去开刀，你要给医生送红包，送还是不送？有人心里就打量了，送了以后如果开好了，那很好，如果开不好，也尽心了，心里踏实；但不送，如果开得不好，那他心里就会不安，觉得如果送，说不定效果会好。所以，各占50%的时候，信的天平就会重一点。

        第二，人在什么时候容易信？就是在动荡不定，难以把握，变化系数较大时候。生病的人容易信，叫平时不烧香，有病抱佛脚，病急乱投医，因此这个时候成本是不算的。商人，商海浮沉。官员，很多官员都信，为什么？官员在官场上风险比较大。大学老师不大信，为什么？大学老师风险比较小。科考的人容易信，无论是过去参加科举考试，还是现在考大学的人。

        第三，在难以把握的情况下，人在孤立无援的时候容易信。他希望这个时候有一个命理给他提示，替他做决定。张学良杀杨宇霆就是这个原因。

        在科学创新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命理信仰？人类永远有未知的领域，未知的领域有很大一部分是有命理信仰的，因此永远会有命理信仰存在。我们研究命理这个问题永远都会有价值。命理世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世界，历史悠久，范围广大，深奥。

        美国现在靠命理生活的有多少人？数以十万计，美国每天的报纸上都登有星相，告诉你适合干什么。此其一。

        第二个，新式读书人跟传统读书人在命理信仰方面表现不一样，像民国时期命理信仰和今天也不一样。

        第三个，从哲学、历史、社会各方面看，命理信仰会伴随着人类始终，命理问题是有很大研究空间的。

        （本文根据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讲座录音整理，经演讲人审订并授权刊发。录音整理：沈苗）

【现场问答】

“宗教是命理当中最为确定的部分”

        问：为什么选择命理，而不选择其他宗教？

        熊月之：宗教其实是一种精致的命理，是命理当中最为确定的部分。到了上帝这个层面就不去讨论了，但是在唯物论的眼光里，上帝是可以讨论的。选择宗教也是选择一种解脱，选择宗教和选择唯物论是一个道理，就是上帝安排的，我就信了，信了心理就安定下来了，这也是一种安顿自己心灵的一个办法，有人信宗教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为什么人会相信宗教？因为宗教有那么大的市场，尤其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他们都有自己成套的解释，有很大的社会支撑的力量，有很多信徒，他如果在那个群体中他会有一种安全感，有一种依托，所以在社会动荡的时候，宗教事业也会很大，原因也就在这里，信宗教和信命理我认为是同一个道理。

        问：像钱穆先生这样他们也会相信占卜，在1920年代这样一个推崇科学这样的年代，他们是如何解释命理这个事情？

        熊月之：在命理学盛行的时候，科学这一摊子人也对他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但批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命理关心的问题，科学是没有办法说的，而且相信命理的人，宣传命理的人，他会用科学来解释他。有没有灵魂存在？就像我们原来不知道有电的存在，后来发明电，人类可以控制。像细菌微生物，原来我们也不能知道他们的存在，到后来发现了。怎么就认为灵魂就不可能被捕捉到呢？他用科学来解释这个命理，这样科学就显得无力。

        科学不是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的，在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的地方命理就活跃起来了，这是命理永远能够有它生存的空间的道理。像严复、钱穆那些人，科学素养都很好，但是他就是给命理留下了一块，因为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越多，他们越感觉到自己不懂的总是越多。像沈有鼎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他的逻辑学素养中国没有第二个人的，但是他用周易来算命，也是大家都推崇的。

        问：我看事业单位或者政府大门口都会有狮子或者麒麟，那是不是命理信仰的一种行为表现？

        熊月之：有的是一个习惯，有的是表现。有的是算了以后觉得需要有这个东西，有的是前面放这个东西是一种气派，一种习惯。我接触过有一些单位，是算了以后，说是门口要放一个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