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画室·序｜西洋画室，一场发轫于19世纪的中国美术梦

        1933年，傅雷在《薰琹的梦》中写道：“人生原是梦……艺术的梦是明白地悟透了‘人生之梦’后的梦，故是清醒的假梦。”正在中华艺术宫展出的“补白·添彩——哈定艺术成就回顾展”让半个多世纪前的“哈定画室”呈现在世人眼前。从土山湾到充仁画室再到哈定画室，“画室”已经构成了一条重要的上海美术发展的历史脉络。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近期逐一走访上海、杭州受教于私人画室的相关人士及学者，希望拂去历史尘埃，走进那些艺术与人生的“追梦人”。

“西洋美术之摇篮”

        徐悲鸿曾语：“土山湾亦有习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据史料来看，中国的首个西洋画室当是162年前的土山湾画馆。

        19世纪40年代，西班牙籍传教士范廷佐被派到中国。数年间，他设计了董家渡和徐家汇两座教堂，并绘制雕塑圣像、指导工匠制作祭坛等宗教用品。范廷佐不满足于个人艺术活动，他的梦想，是在中国开办一所专门培养绘画和雕塑人才的学校。

        范廷佐先于董家渡设立个人工作室，1851年，将工作室迁至徐家汇，准备扩展后兼做艺术教室，招收中国学生。1852年，徐家汇“艺术学校”开张。范廷佐负责素描、雕塑、版画教学，意大利神父马义谷教授油画。马义谷因此成为在上海向中国学生传授西方油画技法的第一位外国人。

        “艺术学校”规模很小，中国学生人数寥寥，但它却是上海最早进行西方艺术教育的场所。1872年，这所学校搬入土山湾，成为土山湾孤儿院的下属部门——图画部（间），俗称土山湾画馆。

        在土山湾画馆近百年的历史中，300余名学生先后接受了素描、写生、水彩和油画训练，人数之众，史无前例。画馆作品遍及中国及世界，影响所及并非仅限于宗教领域。根据上海图书馆研究员张伟的研究，海上画坛中任阜长、任伯年、沙山春等名家，都曾在与画馆的交往中熏染过西洋美术气息。稍后的周湘、张聿光、丁悚、徐悲鸿等人皆间接受到画馆影响。任伯年、刘海粟、陈抱一等艺术家也汲取过土山湾的养分。从画馆走出的画家，不乏中国近现代西画活动的先行者和启蒙者，从范廷佐到陆佰都再到刘德斋，从刘德斋到徐咏青再到何逸梅，从杭稚英到金梅生再到李慕白，从田中德到张充仁再到哈定，其间的师承脉络清晰可见，他们与一大批默默无闻的土山湾画馆画徒共同走出中国近现代西画发展的第一大步。

        这条路上，有一个极为重要却易被忽视的部分，是西洋美术教育中的私人画室。从土山湾画馆诞生起，上海曾开启了一个画室美术教育的年代，出现过充仁画室、薰琹画室、江湾画室、线上画会、哈定画室、新华画室、孟光画室、东方画室、艺风画室、倪贻德画室等大大小小、教学时间或长或短的西洋美术私人画室。开办人有的出自土山湾，有的留洋学艺归来，有的毕业于沪上美术学校，有的则是画室学徒出身。

        例如，受过土山湾艺术启蒙的张充仁于1935年创办了私人绘画雕塑教学工作室“充仁画室”。充仁画室学生，有当时已具社会声望的摄影家和书法家，青年时求 学于充仁画室的哈定日后不仅成为职业画家，同时也开办了名震上海的“哈定画室”，摄影家简庆福也是充仁画室学生。1953年挂牌成立的哈定画室是当年红极 一时的私人画室，画家陈逸飞、夏葆元、魏景山、庞卡、王劼音等均受到过哈定指点。作为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的学生，陈逸飞、夏葆元、魏景山虽未拜于哈定画 室，但他们在哈定画室及孟光画室的活动，无疑增进彼此间的艺术交流。

        1949年后，土山湾画馆关停（1958年）、上海美专及苏州美专沪校外迁，新华艺专关停以及短命的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上海曾经历过美术学校缺席的6年，其间，私人画室成为培养美术人才、普及美术教育的处所。 作为哈定画室、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学生，现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王劼音亲历了这段历史。2014年8月，他在中华艺术宫举办的哈定艺术成就回顾展研讨会 上说：“解放后，西方美术教育体系发生断裂，幸而有画室存在。画室作为一颗种子，发芽、生长。改革开放后，国内美术活动与教育和西方重新连接，正是因为曾 有画室存在。”

        目力所及，学界和媒体对这段历史的记录或思考都显得十分单薄。中国内地至今没有一本著作或一篇学术文章详细记录并探讨关于画室的相关问题，与画室有关的资料仅散见于报刊短文、随笔、当事人回忆录或某些展览说明中。

        目前部分画室最早的学员已谢世，一些在世的学员普遍年逾古稀。今年83岁的马玉如就可能是倪贻德在杭州的画室现存唯一的亲历者。老者们对画室的回忆与讲述不仅是一份极珍贵的口述资料，更是对中国近现代美术资源的重要补白。

        澎湃新闻记者近期逐一走访上海、杭州的私人画室，采访画室学生、画室主人子女、美术史学者近20人，收集了关于上世纪海上画室活动及画室主人的较为完整的一手资料，或许这样的工作能帮助读者关注这一长久被遮蔽的领域。

画室梦断六七十年代

        画室之所以兴盛一时，并培养出诸多文化人才，与20世纪初的教育政策有莫大关系。

        近现代美术史研究者、“白鹅”创始人之一潘思同之子潘耀昌在有关研究中指出，蔡元培任民国教育部总长时，重视补习教育、民众教育，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时，其施政纲领为“拟播布美术意见书”。

        19世纪50年代的上海，照相馆、剧场、电影公司、企业广告部、出版社、报社等都急需美术人才，私人画室的诞生不仅迎合社会美术教育的发展政策，也为用工单位寻找合适人员、美术青年就业搭建起平台。

        艺风画室学生胡曰龙说：“那时的画室与现在不同。解放前，画室出来的学生，照样可被聘用，与学校毕业生一样。现在是一条腿的教育，不考大学就是无路可走。”

        上世纪20年代，由陈秋草、方雪鸪、潘思同发起的“白鹅画会”，也被视为画室，学员前后达2000余人。蔡元培与鲁迅赏识陈秋草的办学，鲁迅常到“白鹅”参观。20世纪30年代，鲁迅与内山嘉吉在上海主持木刻讲习班时，学员中便有“白鹅画会”的江丰等3人。梅兰芳曾出5根大金条，请艺风画室的费伯夷为其画油画肖像。上海美专的学生陈逸飞、夏葆元、魏景山常常会于孟光画室，与老师讨论作品。

        可以说，无论是美术人才的培养、文化人才的熏陶、艺术文化出版物的编制，还是社会名流的互通，画室都曾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画室是西洋美术发展的见证，其本身也成为美术史不可分割的部分。

        如傅雷在《薰琹的梦》中所写：“艺人天真的热情使他深信他的梦是真梦”，薰琹的画室乃至薰琹的画笔都未能成为他终其一生从事的事业。白鹅、线上、充仁、哈定、东方、艺风这些在美术史上留下倩影的画室终究仅是一个倩影。在时代背景下，它们热烈地存在，遗憾地谢幕。

        1935年8月，经历日军入侵后的两次炮火，陈秋草的白鹅绘画补习学校被迫停办。1956年，陈秋草再成立的“新中国美术研究所”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逐渐关停。线上画会成立不足一年，因时局紧张，于1936年下半年关停。张充仁在“文革”期间被扣上“资本主义尾巴”帽子，充仁画室所在洋房被六户入迁人家“割据”，画室就此不复。哈定画室，两度开办，最终毁于“文革”的打砸。“每一分钟都在招祸”的任微音被发配甘肃，东方画室场地充公。费伯夷或因身份问题，解放后出走香港，艺风画室昙花一现。极个别延续下来的画室，如孟光画室，后来并无教学模式，而是学生自由绘画，到老师家展示习作、接受点评。

        经历过“决澜社”、上海的画室、杭州西湖艺术研究所，解放后任教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的倪贻德对1949年以后的变化有深切体验。他的学生马玉如说：“一些老先生解放以后，画的东西和过去气息不一样。大家都没有胆子去画了。胆子稍微大一点就被批判了。这种心态下画出来的东西怎么和过去比。”另一方面，“解放以后，苏联的东西进来，无限追求‘中间调子’，画的东西越多，主观越被排除掉，限制了学生的艺术发展。”

        1949年以后，充仁画室那种“借鉴欧洲学院派教育模式”的私人美术教育，与延安的绘画风格与观念无法融洽。有时候，艺术上的自由空气尚存，而天真、自由的艺术家却难容于时代，张充仁、哈定、倪贻德、任微音、庞薰琹、林风眠……无一例外，那个曾经“高兴怎么画就怎么画”的林风眠再也回不到昨天。那些怀着艺术“清醒的假梦”的画家终究做完了他们的“画室梦”。可以说，一场发轫于19世纪中叶的中国近现代美术西洋画室的长梦，无情地终结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时代滚滚向前，曾经的画室实现了它们的宿命。澎湃新闻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十多年前中国美院、中央美院油画系部分教师曾零星开办过类似的“画室”，教画，培养学生。可是，随着大学扩招，美院大举招生，教师、学生都办起考前培训班，挣起快钱，短暂复生的画室让位于商业牟利。今日之美院，似乎很难找到纯粹的私人画室，更没有昔日画室的那种精神气质

        历史不过百年，然天翻地覆，旧梦不复。21世纪，在“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之上海及近旁杭州，私人美术画室或曾有机会重被点燃，然星火未能燎原。在时间就是金钱、唯钱至上及教育产业化的大浪中，画室从垂死直至消亡。私人美术画室，不仅于形式上断裂，更可悲的是，或许连同其精神气质也一并难以复生。回顾100多年上海西洋画室走过的路，恰似一段“梦”一般的美术教育历程。

        然而，每一个画室都是一段不应被忘却的历史，澎湃新闻记者通过走访，试图还原这些画室昔年的场景与故事，展开一场穿越时间的海上画室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