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这句台词，有史料依据

        “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这是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一集中的一句台词。电视剧播出后，这句台词引发了观众的广泛议论。有人指出，这是编剧借华国锋之口故意歪曲历史真相，变相表达个人政治观点，并以此为借口呼吁立即停播这部电视剧。也有一些教授，对这句话提出疑议，旁征博引，指责编剧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篡改历史事实。

        8月14日，该剧总编剧龙平平在回答记者时明确指出，电视剧中华国锋同志的这句台词是有史料根据的，并认为， “在当时的情况下，华国锋同志讲这句话是合情合理的”。由于龙平平当时并没有明确地提供这句台词的准确出处，一些人又对此议论纷纷，提出各种各样的质疑。

        现在，经同意，笔者将这句台词的准确出处提供如下：

        1976年12月28日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深深感到，我们能够取得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应当归功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毛主席生前不仅一再地严厉批判‘四人帮’，并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作了战略部署。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讲过刘邦看出吕后想篡权的故事，还说‘江青有野心’，‘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这就非常尖锐、明确地告诫我们，要警惕‘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毛主席生前作出的人事安排，更是有效地预防了‘四人帮’的反革命复辟。粉碎‘四人帮’，正是遵照毛主席的部署，实现毛主席的遗愿。”

        1976年10月7日叶剑英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四人帮’是毛主席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们清除‘四害’，这不是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华国锋同志和叶剑英同志的这两段话表明，“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这句台词是有准确史料依据的，并非编剧的杜撰，更不是编剧要故意以此歪曲历史，表达个人的政治倾向。有了这两段史料，关于这句台词是否是编剧瞎编的争论应该有了结论了。

        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华国锋同志和叶剑英同志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呢？这是观众热议的又一个问题。

        众所周知，粉碎“四人帮”是党内一次极为复杂的政治斗争。毛主席逝世以后，“四人帮”处心积虑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情况十分危急。用什么方式干净利落地解决“四人帮”问题，是困扰当时中央领导层的难题。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的吴德曾回忆说：

        ”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的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华国锋后来也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宣传舆论部门都被他们控制了，还有上海一伙反党分子已经发了大批枪炮，为了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特殊手段。这是正常情况下绝不可采取的办法。“

        所以，叶剑英说：“这次拘捕‘四人帮’，是在特殊的时候不得不采取的特殊的手段。这将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后一次采用这样的特殊的手段。”

        既然是一种非常时期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手段，就有了怎样证明采用这种特殊手段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的问题。显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华国锋只有借助毛主席的影响力才能说明 “特殊手段”的合法性，才能将一些态度不明朗的政治局委员争取过来。正因为如此，在10月6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首先就强调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实际上，华国锋说这些话，并且列举了许多毛主席批评“四人帮”、说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话，也就是要强调粉碎“四人帮”并非他的个人行为，而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因而这个行动是合法的。

        正是借助于毛主席的权威，强调“毛主席生前的部署”，师出有名，为粉碎“四人帮”行动的合法性作了注解，才减轻了“特殊手段”带来的政治压力。这是在特殊情况下采用的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也体现了华国锋同志的斗争智慧和他的思维习性。所以说，电视剧中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是根据毛主席生前的部署，符合历史逻辑和人物的立场、身份。换句话说，毛主席生前究竟有没有部署粉碎“四人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组织领导粉碎“四人帮”的华国锋，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他当时都必须说这句话。但如果华国锋不强调“毛主席生前的部署”，那么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中，粉碎“四人帮”的正义行为会因为缺少最直接、最有力的理论支持而削弱其合法性，在尚不完全明朗的政治形势下，无疑增加了风险。

        另外，这句话的妙用不仅在于让华国锋为粉碎“四人帮”的行为找到了依据，同时也恰到好处地刻画了华国锋的人物形象和性格，为他日后提出“两个凡是”做了铺垫，也为后来的剧情发展埋下了非常必要的、恰当的伏笔。（作者系《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本资料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