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图｜外国人的“忏悔”和中国人的“检讨”

        “在自我忏悔的这座黑暗而充满污泥的迷宫里，我总算走完了最初的、最困难的一步了。最难出口的倒不是罪恶的事，而是可笑又可耻的事。”这是卢梭写在《忏悔录》第一章里的话。一场关于“忏悔”主题的展览正在民生美术馆举行。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戴上雪白的面具，换上无法辨识的雪白衣服，爬上展厅内设置的高高的忏悔台，写下你心中的悔恨，弃之于墙角。就现场可以得到的纸条看来，人们的忏悔，并不涉及政治，经济，历史等等宏大话题，更多的，集中于父子、母子、兄弟、夫妻，等等亲情爱情的人类共通主题。其实，这个展览更核心的意义在于“交流”，艺术家胡任乂特别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强调了这一点。

        这个名为“金盆洗手”的展览由艺术家于2012年底着手计划，2013年4月正式开始实施。展览分布于两个展厅内，包括“义务性”和“强迫性”两类展品。

        “义务性展品”是与忏悔相关的私人物品，这些实物绝大多数来自国外，比如一个装着一张纸条的盒子，纸条上写“妈妈，尽管你不和我说话，但是我依然爱你”，这个盒子的主人与妈妈已经很久没有说过一句话，盒子就是妈妈断绝交流之前最后的一个礼物；满满一墙都是艺术家在纽约街头拿出纸笔要求路人们写下的“sorry for something ”：有一个德国姑娘写着“对不起，我仍然相信我能飞。”还有个韩国青年人写“对不起，当我的父母期望我努力学习的时候，我却在嗑各种药。”   

        忏悔没有国籍与之分，无论他来自阿尔及利亚，还是捷克，忏悔是一种治愈的武器，让个体产生忏悔的因素——所有的政治原因都排在第二位，第一位，都让位给了亲情。  

        “忏悔”也有黑暗的一面，例如让一个人被迫承认自己从未做过的事。“强迫性展品”里有一组 “罪犯”周惠来的检讨书，检讨书写于1968年-1969年之间，几乎每日一文，周惠来当时被关押于张家港附近的监狱，在那个时期，“罪犯”往往是因为“思考”犯下了罪行，但是每日一书的检讨是他和关押者的交流方式，一个没有对话的关系，这种写作最后就变成了强迫症，但只有这种方式能对他构成生机，这也是他唯一的交流方式和求生方式。

        还有中国小学生们写的检查，内容有上课迟到、在课间玩了IPAD之类，检查的最后结尾都是“请老师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会……我再也不会……”几乎每一个人有过学校经历的人，都写过如此的检查。放置于别的场合，也许这些孩子的错误根本不构成错误，但是如是多的检查放在一起，就像一次语言的列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