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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台湾交往秘辛︱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迷梦

沙青青

2014-08-22 08:20

来源：澎湃新闻

从罗马打到台北的长途电话

1969年5月1日，清晨5点。尚在睡梦中的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局长魏景蒙被一通从罗马打来的国际长途电话吵醒。话筒里传出低沉的声音，带着浓重俄国口音却又流利的英语提醒了魏景蒙来电者的真实身份。

“VL”、“王平”、“Joe Smith”等等，都是魏景蒙为来电者所取的代号。在欧美媒体圈子里，这位神秘的来电者被称为维克多•路易斯，一位拥有深厚苏联政治背景的俄裔记者。正是他在1968年10月底以《伦敦晚报》记者的身份造访了台湾，开启了莫斯科与台北之间秘密沟通的管道。

在电话中，路易斯提出想在罗马申请赴台湾的“签证”，有要事希望再次面商。此间兹事体大，魏景蒙不敢擅作主张，便要路易斯等他复电。放下电话，魏景蒙马上向当时台湾情报工作的实际负责人、时任“国防部长”蒋经国请示。上午8点05分，魏景蒙在“国防部”的办公室又给路易斯打了电话，提出双方可于5月20日在曼谷见面。

与苏联合作的原则和要点

此时，中苏之间仍笼罩在“珍宝岛事件”的战云之下，莫斯科似乎也急于跟台北进行合作。对蒋介石来说，“反攻大陆”已渐成虚无缥缈的口号，而与苏联的合作有可能是他最后的良机。1969年4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定下与苏联合作的所谓“四条原则”：一、无条件的互惠互谅之下进行；二、彼此不牵涉内政；三、各党派在我政府领导之下，接受我指挥与工作，在我政府统一命令下进行；四、苏联只对中央政府援助，不得援助其他党派。

路易斯恰在此时再度主动联络台湾方面，自然也撩拨了蒋氏父子“反攻大陆”的企图心。

5月4日，路易斯再度来电，称其已前往维也纳，要求与魏景蒙在那里见面。魏景蒙答应可在5月12至14日赴维也纳。6日上午10点半，魏景蒙与蒋经国会面商讨行程安排。为避人耳目，蒋经国认为此次访问的国家、地区越多越好。于是，决定魏景蒙于7日即动身出发，先前往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曼谷、罗马后，再赴维也纳。下午4点，蒋经国与魏景蒙共赴士林官邸向蒋介石请示。

魏景蒙（右）与蒋经国（左）私交深厚，以至于受托重任。与苏联秘密接触的过程及细节，甚至连国民党政权的“外交部”都几乎一无所知。

相较于“小蒋”，“老蒋”更加慎重，又在魏景蒙行程表上增加了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与丹麦。为慎重起见，还交待相关文件交路易斯读后，必须即刻销毁，且不携带任何中文原件。随后，蒋介石向魏景蒙指示了五点双方合作的基础：

一、大陆毛政权仍存在已经害了甲乙双方（甲：国民党政权、乙：苏联）的基本利益，如再令其继续发展，必成更恶劣的后果，此点即为甲乙双方合作之基础。

二、有关合作之办法，首先应以双方如何共同推翻毛政权，以及推翻后甲乙双方应采取之政策为先决条件。

三、绝不能采取历史上已经失败并因此而造成甲乙双方极大的祸患，即所谓国共合作之政策。

四、甲方为吸收毛政权内部各部门之反毛分子之政策，在政治上建立联合联线。

五、至于甲乙双方之基本问题如边疆、经济、外交等，应作为今后商谈之主要课题。

蒋介石的上述指示其来有自。两天前即5月5日，台湾潜伏在西德的情报人员从法新社驻莫斯科记者处获得消息，指称莫斯科高层已有不少领导人与台北方面想法近似，且已提出了五个基本问题：双方合作的基础、合作的方式、苏联扶持建立所谓“新中共”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以及双方合作可能存在的障碍。所以，蒋介石也是有的放矢，他预料到此次路易斯与魏景蒙在维也纳的会面会涉及这些问题。

魏景蒙与路易斯在维也纳密晤

5月7日中午12点，魏景蒙正式启程先赴香港。此次出行未对外发布新闻，要求魏景蒙在出行期间切不可与蒋经国方面进行任何联系。辗转近一周后，魏景蒙终于在14日晚抵达维也纳，住进了路易斯所在的同一家酒店。

路易斯投宿的酒店在维也纳劳顿宫附近（Schloss Laudon）。劳顿宫是一座中世纪风格的古堡，得名自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元帅劳顿(Ernst Gideon von Laudon),位于维也纳西郊，周遭风景幽静，远离市区的喧嚣。

晚餐时，魏景蒙在餐厅瞧见路易斯正与某人同桌，而在他身后又站了一人。晚上11点半，路易斯主动打了魏景蒙房间的电话，相约在酒店外马路上散步谈话。

维克多•路易斯在维也纳会面非常急切地想与魏景蒙讨论所谓“反对毛政权的具体策略”。

首先，路易斯转达了莫斯科对台湾方面“反攻大陆”的看法：“不论由台湾或任何中国之一部发生任何形式之争执，苏联认为纯为中国之内政，与苏联无关，如形成内战时，苏联绝不支持毛泽东。”随后，路易斯询问魏景蒙是否有话需要他上呈克林姆林宫，魏景蒙便将蒋介石在其临行前交待要点简略述之。听完后，路易斯重提军火援助及情报交换事宜：由台方开列所需军火的名单，日后国民党军队登陆，苏联可在北方边境起兵牵制；而情报交换工作应立即开始，例如大陆军事部署、中共九大等信息。双方约定明早续谈。

15日早上，双方在魏景蒙的房间会谈。路易斯认为蒋介石所提五点原则过于空洞，“我们最好先提出如何解决毛为第一”，而魏景蒙回答“若不谈政策，走到那里算那里是不妥的”。双方另一个分歧在于此后高级官员会谈的地点，路易斯主张放在莫斯科或中立地区，魏景蒙则坚持会谈应在台湾举行。最后双方商定或可先派商务人士赴莫斯科。

当天下午，双方又就译文措辞问题进行讨论，还约定了下次见面地点的暗号，例如：约翰（曼谷）、珍（罗马）、安（塞浦路斯）、约瑟夫（台北）、克里斯（东京）等等。

是夜，双方在酒店外散步。多年未与苏联方面打过交道，魏景蒙疑虑仍多，单刀直入询问14日晚在酒店餐厅与路易斯一同出现的两人究竟是什么身份。路易斯回答：一位是不便公开身份的同僚，另一位则是保镖。魏景蒙还是不太放心，让路易斯催促莫斯科方面尽早正式答复蒋介石提出的合作要点。

16日7点，魏景蒙将此次会谈要旨以密码编妥发出。9点，路易斯前来告别。魏景蒙也在两小时后离开酒店，前往罗马。通过此次接触，魏景蒙认为情报交换工作应尽早开始，而商务代表可由东柏林或其他东欧国家进入苏联。与路易斯下次接触的地点可还在维也纳郊区，或者放在更偏僻的塞浦路斯，而高层会谈应力争在台湾举行。

蒋介石担心成为苏联的“玩物”

又经过将近7天的旅程，魏景蒙搭乘的飞机在5月24日下午4点半降落台北。顾不得一路辛劳，魏景蒙一出机场便直接赶往蒋经国的官邸，报告维也纳之行的经过。蒋经国认为下次会面的地点在塞浦路斯较好，或许还会再派魏景蒙去。此外，蒋经国还让魏景蒙告诉时任“外交部长”魏道明：路易斯没有在维也纳出现。换言之，蒋经国将此事视为最高机密，连“外交部长”都被蒙在鼓里。

在听完报告后，蒋经国转而向蒋介石汇报了情况。27日，在蒋经国的陪同下，蒋介石在中山楼召见魏景蒙来谈。蒋介石决定等路易斯来电后，再定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并会考虑派人到莫斯科。不过，蒋介石始终担心莫斯科方面并无合作诚意，只是将他的政权视为“玩物”。在蒋介石看来，苏联似乎只在意打倒毛泽东个人，却无合作原则，不过是权宜之计。此外，蒋甚至还想起了满清入关的前车之鉴，“恢复大陆领土主权问题，俄共如不能与我等先解决，或其阳为同意，而阴无诚意，则切不可与其合作”。

早在1943年夏，魏景蒙（第一排右二）便曾以“中央社记者”的身份前往延安采访，且见过毛泽东。

各方角力，谍影重重

与此同时，各界一直在关注苏联与台湾的接触，各方揣测甚嚣尘上。当时澳大利亚驻台北的“大使”甚至以为魏景蒙已去过苏联，曾在酒会上问他：“你的莫斯科之行满意吗？”日本新闻专员也对魏说：“现在都传说你见过路易斯。”而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的官员多次就此事试探魏景蒙。蒋介石曾对魏景蒙笑说，“大家对你此行猜测，是想当然尔。”

尽管蒋介石看上去不以为意，但台湾当局主政者却始终心存不安：为什么每次与路易斯的接触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外界察知？美国方面似乎也对此心知肚明。此间道理，或正是因为莫斯科在与台北进行沟通，其实也在尝试与美国斡旋，甚至希望就中国问题达成共识。

“珍宝岛事件”爆发后，苏联方面不仅加强与台北方面的联系，也开始透过各种管道跟美国接触。1969年8月13日，苏军边防部队在中国新疆的铁列克提地区伏击了解放军的巡逻队，作为“珍宝岛事件”后的“军事报复”。是役，中方阵亡28人，伤40人，1人被俘。

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中苏边境冲突苏联政策的研判报告，文件生成时被列为“最高机密”。

仅仅6天后，一位名为鲍里斯•达威德夫（Boris Davydov）的苏联驻越南使馆的二等秘书与当时美国驻越南特别顾问威廉•斯特曼（William Stearma）在河内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双方谈论的并不是陷入泥潭的越南战争，而是剑拔弩张的中苏关系。

鲍里斯•达威德夫的真实身份和维克多•路易斯一样，均是克格勃的情报人员。达威德夫开门见山地询问斯特曼：若苏联攻击并摧毁中国的核设施，美国将作何反应。他希望斯特曼转告美国政府：中苏冲突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因此中国的核设施对苏联远东及中亚地区威胁巨大，有必要提前予以摧毁。

威廉•斯特曼关于和鲍里斯•达威德夫会谈的备忘录。其中，记载了苏方直白地询问美方的态度。

虽然美国方面一直关注“珍宝岛事件”前后中苏关系的走向，但并未料想到苏联会如此坦率地发出试探。联想到刚在新疆发生的“铁列克提事件”，尼克松政府不得不严肃应对此事。美国国务院获此消息后，马上在第一时间通知美国驻世界各国的使馆留意是否有其他苏联人进行类似试探。由此可知，美国对达威德夫消息的真实性抱持怀疑态度，希望通过其他渠道进一步验证。8月21日，国务院向香港领事馆、莫斯科大使馆、伦敦大使馆、新德里大使馆、东京大使馆发出训令，要求留意苏方可能进行的一系列秘密试探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