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高的左派

        去年2月，斯蒂芬·科里尼（Stefan Collini）在《卫报》上发表纪念《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创刊五十周年的文章，他说：“对许多《卫报》的读者（还有其他人）来说，这本杂志发挥的作用就像一位我们须仰视才见的老大哥——他比我们更严肃、更见多识广、更游历多方、更坚强，他不可替代。”在这样讲的时候，科里尼心目中那位“老大哥”也许就是《新左翼评论》的灵魂人物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确，在当代知识分子里，怕是没有谁敢站出来宣称自己比佩里·安德森更严肃、更见多识广、更坚强了。

        佩里·安德森的批评文集《光谱：思想世界从右至左》（Spectrum: From Right to Left in the World of Ideas）出版于2005年，中译本《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则是2010年10月面世的。首先必须说，这一书名的翻译是个十分荒谬的错误：所谓谱系，即genealogy，指的是血缘与世系，着眼于竖的、上下传承的关系；而光谱，即spectrum，则着眼于横的、左右相对的位置。其实，正如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2006年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书评说的那样，“‘光谱’一词是对效忠与结盟的划分进行描述的说法里最老套、最常规的用语之一了”，“政治光谱”（political spectrum）一词被用得起了毛、生了茧，佩里·安德森或许苦于找不到恰当的词汇涵盖文集的纷杂内容，才选了这么一个大路货的书名，不成想竟被中国人改得愈发不通了。稍有常识者皆无法明知故犯以讹传讹，因此以下只称此书为《光谱》。

        翻看《光谱》，如同进入思想的解剖学课堂，但见佩里·安德森以细腻娴熟的手法用解剖刀划开名家的皮囊，构成其思想的脏器与肌肉束的形状一览无遗。不过，作为一本著作，《光谱》的编排似乎稍微欠缺一点节制，接下来的探讨将忽略关于小说家马尔克斯、社会学家瑟伯恩（Therborn）以及佩里·安德森的父亲詹姆士·奥戈尔曼·安德森的三篇文章。这样做并非出于不欣赏佩里·安德森毫无疑议的渊博或偶然流露的感性，只不过因为这样一来全书的主调才会更加清晰：政治，显然是佩里·安德森唯一真正关心的东西，而不管他如何将《光谱》的内容区隔成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等部分，渗透其间或者说笼罩其上的仍只是政治而已。

        这些主要刊载于《伦敦书评》和《新左翼评论》的文章，依书名承诺的那样，从右至左、从紫到红地扫视政治光谱：右侧是所谓“顽固的右翼”（奥克肖特、利奥·施特劳斯、卡尔·施米特、哈耶克）、英国文坛政坛两栖人物、保守主义者费迪南德·芒特（Ferdinand Mount）、一边高举自由主义旗帜一边为东欧转变颜色奔走的英国记者提摩太·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被列为中间派的三位可能多少让一般人感到意外，罗尔斯还好说，哈贝马斯和诺贝尔托·博比奥一向被思想界划归左派的，莫非佩里·安德森眼中的光谱发生了某种位移？此处且按下不表。代表左翼的是英国有名的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霍布斯鲍姆、意大利左派学者塞巴斯蒂亚诺·廷帕纳罗（Sebastiano Timpanaro）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正像佩里·安德森之前的文集《交锋地带》一样，哪些人物入选，多少带有偶然性，因为这些文字几乎总与杂志的约稿或某部新书的问世有关，不过出现在《光谱》中的几位人物在思想界的影响无疑更大，可以说，佩里·安德森想与之交锋对垒的对手上升了一个级别。

        不妨预先摆明态度，在我看来，佩里·安德森对中间派的打击最为精准，对左派的雕琢也堪称精细，对右派展开的进攻看似气势汹汹，实则不免唐突武断。假如你的阅读日程不允许你追随佩里·安德森的刀尖一步步深入腠理，假如说从《光谱》一书中择取若干精华并不会严重影响我们对这部书价值的判断，那么请原谅我在此僭越地推荐三篇文章作为优先阅读的对象，它们依次是：《武器与权利：可调整的中心》，佩里·安德森对中间派炮火最猛烈的一次总攻；《被征服的左翼：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刀法最娴熟的一次剖析；《英国内战，全球瘟热：罗伯特·布伦纳》，充分展现佩里·安德森令人惊异的涉猎范围，同时文章涉及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问题也与目前情势有极大的相关性。

        2005年11月，斯蒂芬·科里尼在美国《民族》（The Nation）杂志上评《光谱》一书时曾以嘲弄的口吻讲道：“在这些文章中，安德森就像一个热心为左翼消费者服务的质检员，一再坚称一系列蛮有意思的文字都应该贴上‘危险：可能内含自由主义’的标签。”这是个十分鲜明且蛮有意思的比喻，我跟科里尼的分歧只在于，在我看来，一系列一直被视作左翼人士所写的文字里的确含有并非属于左翼因而不无危险的因素，而如果没有佩里·安德森这样一位“质检员”，我们很可能还对这些因素的存在懵然不觉，继续将热情的手伸向已经暗暗硬起心肠的所谓左翼自由主义者。

        佩里·安德森对罗尔斯的痛击值得大声喝彩。事实上，从《政治自由主义》开始，再到《万民法》，罗尔斯政治理论的狭隘与苍白就愈来愈明显，这位哲学家似乎希望凭自己绘制的那幅抽象的世界图景暗中给自己生活的那个国家输送现实的好处。佩里·安德森写道：“《正义论》假设了一个历史时间和国家空间，从中抽象出了表面上普遍的永恒的原则。《政治自由主义》将历史学和社会学直接引入其论证框架，但采用的方式却暴露了而不是解决了当初的矛盾。”没有什么比《万民法》更清楚地暴露了这位哲学家思维的“肮脏的小秘密”：他并非像他宣称或暗示的那样是以清白的“无知之幕”为出发点抽绎出他的政治哲学原则的，恰恰相反，他是以他青睐的现实存在为基础来构建他的理论模型的，而经过一系列理论推演，他恰好证明了那个预先获得青睐的现实存在是最好的可能形式。不妨说，《万民法》这一鬼祟的循环论证，直接导致了作为知识人的罗尔斯的智识正直的破产。罗尔斯虚构出来的、用以代表他想象中的穆斯林社会的“卡赞尼斯坦”（Kazanistan）之类的伪存在，也证实了罗尔斯思想力的孱弱和想象力的贫乏。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说，攻打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就是现实的《万民法》。

        似乎有一个事实始终未得到人们的重视，那就是，所谓左翼自由主义者往往同雅努斯（Janus）一样同时长着两张面孔，那张始终朝内、朝向自己国家的面孔是批判左翼的面孔，而那张一直朝外、朝向其核心的现实利益、集体利益之外的世界的面孔则是右翼自由主义者的面孔，这张往往只相信国际关系的丛林法则的面孔之狰狞有时可能会超出善良人们的想象。佩里·安德森指出，罗尔斯、哈贝马斯、博比奥，这三位认可了华盛顿及其盟友在巴尔干、伊拉克进行的军事行动的合理性的哲学家，“潜意识中的愿望都是这样一个平常无奇的日常愿望的哲学表达：有一份自己的蛋糕，然后吃掉它……依靠普遍的道德做出肤浅的证明，或者偷偷摸摸求助于巧合的历史，在这两者之间打转转，结果可想而知：美利坚帝国就会被视为人类进步的标杆”。对博比奥这位唯一先后在《交锋地带》和《光谱》被给予详细探讨礼遇的意大利政治哲学家，佩里·安德森显然格外重视，而据我见闻所及，除尚塔尔·墨菲外，英语世界的知名政治学者重视博比奥的极少，尽管如此，佩里·安德森还是一针见血地写道：“他一直认为：解决国家之间的地区性暴力冲突问题的最可行的办法，是建立一个拥有强迫所有其他国家的垄断权力的、作为全球和平捍卫者的超级国家……（而）美国已成为博比奥所呼唤的这个星球上的利维坦。”

        佩里·安德森在批判这三位中间派时曾说：“一个在美国收复太平洋地区的战争中服过役，一个在纳粹德国度过童年，一个从事过反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地下抵抗运动。如果这三种独特的经历在亲历者的著作中无迹可寻的话，那才奇怪呢。”斯蒂芬·科里尼指责说，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他认为罗尔斯等人的早期经历对其著作的影响不容夸大，毕竟罗尔斯是个“康德式”的哲学家啊。我想说，假如科里尼不是没看懂安德森所说的，那他的反驳就未免显得轻率了。罗尔斯晚年用“自由主义”装点包裹起来的“爱国主义”怎么会没有早期战争经验留下的痕迹？而佩里·安德森所谓“年老体衰降低了罗尔斯和博比奥对最终看法的判断力”这种自我让步，在我看来，也是大大不必要的。至少就罗尔斯的情形而言，他的步伐与路线并不像佩里·安德森所说的那样难以逆料。

        如果说佩里·安德森对中间派的打击沉重却不失公允，他对左翼熟人所下的力道就不那么均衡了。关于爱德华·汤普森的一篇写于汤普森逝世之际，可想而知，佩里·安德森多少压抑了论辩的冲动，对这位前辈兼阵营内部的论敌是手下留情的，不过他好像只肯承认“爱德华是当时最伟大的修辞家”，却对汤普森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持保留态度。

        关于罗伯特·布伦纳的文字，刚好符合希钦斯选用的那个词——“让人眼花缭乱”（dazzling），佩里·安德森在英国史和经济学方面的深厚功力在此显现无遗。鉴于2008年金融海啸余波犹在，了解一下布伦纳在《全球震荡的经济学》及《繁荣与泡沫》中提出的真知灼见无疑是有益的。布伦纳的研究显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长期经济衰退并不是战后充分就业的情形所造成的，事实上，“最终决定经济体的命运的，不是资本与劳动力的垂直关系，而是资本与资本的水平关系。控制增长和衰退的内在节奏的，是竞争的逻辑，而不是阶级斗争”。至于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的经济繁荣，在布伦纳看来，其条件之一是当时各国经济处于相对割裂状态，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日元和德国马克对美元的升值使美国工业获得了更强的竞争力，也就是说“货币经济在经济体系非均衡发展条件下成了实体经济发展结果的‘矫正器’”。读者不妨联想今日中国经济与美国的关系，或许能从布伦纳的观点中得到启示。尽管在细节上不无商榷，但《光谱》中最无保留的赞词是属于布伦纳的。

        佩里·安德森将长达五十几页的篇幅（在《伦敦书评》上分两次刊完）用在剖析霍布斯鲍姆的自传《趣味横生的时光》及他的“年代”四部曲上，貌似格外优待，实则这篇文章是整本书中最深刻但同时也是最残酷的部分。深刻与残酷是一体之两面。佩里·安德森的锐利几乎由钢刃进化成了激光刀，挡无可挡，拦无可拦，所到之处，深深细细，皮开肉绽。有时我们不免会揣想佩里·安德森何以会对左翼前辈下这样的辣手，可是若非佩里·安德森下此辣手，我们这辈子怕是不会有第二次机会领略如此高水平的左翼对左翼的针砭。作为喜爱《趣味横生的时光》、敬重霍布斯鲍姆的读者，我读这篇文章时常感到难堪，却又苦于找不出为霍布斯鲍姆辩护的适当理由。佩里·安德森对自传的指责首先是“没有”：没有交待史学家是如何成形的，没有交待对他影响最深的人是谁，对他影响最深的书是哪本，没有交待在共产事业如火如荼的巴黎受过何种洗礼，没有交待感情生活，没有交待对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党内一系列变动的看法……当然，即使自传的篇幅已相当庞大（中译本达五十万字），霍布斯鲍姆仍有权利像纳博科夫写《说吧，记忆》一样自由选择自己想写的题材，但如果说佩里·安德森的这些挑剔多少有些吹毛求疵的话，那么我们也必须同时承认他犀利地看到了霍布斯鲍姆思想中一些模糊不清、意欲掩饰回避的东西。佩里·安德森指责霍布斯鲍姆自大浮夸，夸大自己在工党斗争中扮演的角色，为自己获得的社会认同沾沾自喜。我认为，佩里·安德森试图还原的霍布斯鲍姆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有益地修正了读者可能从《趣味横生的时光》的阅读中获得的那个形象。至于佩里·安德森对从《革命的年代》到《极端的年代》的四部曲的批判，则可谓直戳软肋，是对霍布斯鲍姆整个思想基础和写作框架的一次釜底抽薪。佩里·安德森并不吝于将“无与伦比”、“史诗般的”、“杰作”之类的赞词送给四部曲，但显然，他在众多更高、更大的问题上对霍布斯鲍姆提出了质疑。佩里·安德森凭借其对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的广泛而又深入的了解，找到了充足的论据表明四部曲的种种欠缺、脆弱之处，这里无法一一重述，但假若你只准备从《光谱》中挑一篇文章来读，我建议就读这一篇，而且可以重点读文章的第二部分。你的阅读收获将是有保障的。

        《光谱》中醒目的第一篇文章《顽固的右翼：奥克肖特、施特劳斯、施米特与哈耶克》很可能是一般读者最有兴趣一读的文章，但我必须遗憾地说，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是整本书中写得最不理想的一篇。这与佩里·安德森对右翼的态度有关。

        许多论者都注意到，在关于爱德华·汤普森那篇文章的结尾，佩里·安德森提及他在观看以汤普森为主题的纪录片时发现，纪录片中有一段是汤普森向周围的人询问佩里·安德森最近在忙些什么，有人答说安德森正在准备批判保守主义的文章，也就是收入《光谱》的这一篇文章，汤普森答道：“喔，知道了。奥克肖特是个无赖，告诉安德森，让他语气狠一点。”（Yes, I know. Oakeshott was a scoundrel. Tell him to stiffen his tone.）不知是否与汤普森这一告诫有关，佩里·安德森对右翼的所有人语气都很狠。

        如果说，在评价中间派和左翼时佩里·安德森总是让我们信得过的质检员的话，那么在他逼近右翼时，我们猛然发现这位质检员的腰际悬着一支大棒。他似乎不惜以断臂为由，将米洛的维纳斯那美丽的头颅也砸烂了。我一直认为，在右翼里，诚然有一群傻蛋，但那里也有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不能仅仅因为他们站错了边，遂以为他们在智力上可轻视。佩里·安德森对右翼思想家和文人的态度过于武断，费迪南德·芒特在英国政体方面经验丰富，却无缘获得更耐心些的理解；提摩太·加顿·阿什后期攀附权贵的嘴脸确实可憎，但他早期对东欧的分析性报道之深入未必输给左派的丹尼尔·辛格（Daniel Singer），可惜佩里·安德森似乎更喜欢把他当小丑看待。

        对右翼的一流思想家，佩里·安德森同样缺乏耐心。首先，将奥克肖特、施特劳斯、施米特、哈耶克这四个人摆在一起，在我看来，就像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放到一块来批判一样，是很滑稽的。他们之间的差异乃至冲突是如此之大，只因他们有的那点儿共性就把他们捆绑成一个靶子，是何等卤莽的举动。这里面最明显的是，尽管奥克肖特称赏过哈耶克的《自由宪章》，但哈耶克的学术背景、思想旨趣以及推广其理念的方式显然与另外三位有很大差别，甚至佩里·安德森自己偶尔也承认哈耶克的某些观点“和奥克肖特的观点的差别远大于它们之间的一致”，可他还是要把他们摆到一处来说，这种做法难道没有一丝哗众取宠的意味？奥克肖特的思想实质，除了强调政治与历史经验的关系这一点外，其实是不那么容易确定与总结的，而佩里·安德森用东摘一句、西引一句的方式拼凑出的奥克肖特形象只能是脸谱化的，与奥克肖特本人微妙、审慎的论述几乎没有实质性的联系。佩里·安德森似乎认为右翼天然的愚蠢软弱，因此错失了真正理解他们的机会，我认为这是这位左派的悲哀。而这篇写于1994年也就是在对施米特、施特劳斯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时的文字居然仍堂而皇之地照样排在书的首位，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右翼的轻视所导致的智识上的怠惰。

        从整体上看，佩里·安德森在左翼中处于相当特殊的位置：在现实政治的层面，获得他支持认同的政党、政治人物是不存在的；在思想界，得到他首肯的理论家为数甚少且声名不彰；正如在针对霍布斯鲍姆的评论中所体现的那样，他对左派的严厉不亚于、有时甚至超过了对右派的严厉。佩里·安德森的性格、才情与观念决定了他只能做一个孤高的左派，凭借其极广阔的视野，做出与众不同的判断，然而孤高的另一效果是使他逐渐丧失了对相异思想的“了解之同情”，对评论对象的批判也往往纠缠于字句而不能深入底里。事实上，涉猎太广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他对哲学的思考深度，哲学显然是他的短板，而作为政治观察家，他有时是不能不付出这样的代价的。近年来，佩里·安德森日益关注现实问题，不仅对他了如指掌的意大利、法国政局发表过意见，就连中国内地的经济，甚至台湾的蓝绿斗争，他都写了长文加以评论，与之相伴随的，必然是他投向政治哲学、政治思想的关注变得愈来愈少了，以至于像《光谱》这样以探讨思想问题为主的文集我们在短期内恐怕是看不到新的一部了。也正因为如此，《光谱》才值得我们格外珍视，尽管目前这个中译本是那么蹩脚。

        （本文原刊载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