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彭慕兰如何为中国历史“整容”

        写历史应该是客观地、如实地再现过去的事情。但写历史的总是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观点，要真正客观，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对自己所爱的，化一点妆，使之更美，是人之常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原名《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我读的是科林·罗南所改编的简编本，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译，江晓原策划，五卷本《中华科学文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就美化了中国在科学和文化中的成就。这与李约瑟的中国情结相关，不过书本身还是十分有意义的，也值得看。但如果对历史进行整容，搞得面目皆非，就像从韩国整容回来，边检不让入关一样，那就不能容忍了。最近读了加州学派领袖人物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代表作《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就感到这本书对中国明清以来的历史作了相当彻底的整容，已达到过不了边检的程度。

        要知道《大分流》是如何整容的，首先必须了解对明清以来历史的传统观点及加州学派有哪些新观点。

        自黑格尔、亚当·斯密、马克思以来，西方主流学术界把明清时的中国看成是一个停滞、封闭的国家。当代中国史权威费正清也继承了这种观点，剑桥中国史的明清部分也是根据这种观点编写的。费正清认为，中国近代的变化不是中国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对帝国主义国家入侵冲击的一种回应。这就是“冲击-回应”理论。中国史学界尽管有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也有吴承明等学者反对这种观点。但1949年以后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作为中国的主流史学，在这一问题上也继承了西方的观点（这是马克思的观点），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是个没落和停滞的时期”。中国的各层次历史教科书也按这一传统编写。近二三十年，国际上有一些学者对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认为明清中国经济有很大发展，社会、文化等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中国和外界的联系远比以前加强，从而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总之，中国明清时代既不停滞，也不封闭。在这些学者中作为代表的正是加州学派，或称“尔湾学派”，因为这些学者主要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工作。支持者以日本学者居多。日本讲谈社的《中国的历史·海与帝国：明清时代》就采纳了这种观点。（以上简介参看《中国的历史·海与帝国：明清时代》李伯重教授的“推荐序”，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年1月）《大分流》正是加州学派的奠基之作。

        我作为一个完全不入流的史学票友，对大师的纷争根本无资格评论，但读了《大分流》，深感这本书所用的资料及所提出的新观点并不能说服我。对书中所选用的方法、资料及观点产生了一些疑问，愿大胆妄为地提出来，以求教于专家。

        我的疑问首先是作者所用的方法。彭慕兰教授比较两国经济时，不是用整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的某个地区，并把从这种比较中得出的结论用于整个国家。这种观点来自他的同事王国斌教授。彭慕兰指出，“我们两人都强调，在进行东西方比较（或者任何比较）时所用的单位必须具有可比性。而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所以，在本书中他认为“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是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一个合理的比较对象”（《大分流》，第3页），但他却把这种比较的结论应用于说明中国明清并不停滞。

        他进行比较的时代，中国和英格兰早已是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确有相当大的差距，但要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只能就整个国家进行比较。用一个发达地区（中国的江南）来代表整个中国，我认为是极不严肃的。正如不能用某几个人来代表一个国家的人民一样。当然，我们并不是不能进行各国某些地区之间的比较，但不能用这种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来代表整个国家。

        作者为这种比较所列举的理由我觉得也缺乏说服力。他认为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差距很大，如江南和甘肃，欧洲同样如此，如英格兰和巴尔干。但我们都知道，英格兰和巴尔干到现在也不是一个国家，而江南和甘肃自古就是一个统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尽管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相当大，但它有统一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语言，甚至同一个皇帝和统治集团。而欧洲到现在为止也不是个统一的国家。在十八世纪之前有许多独立的国家，各有自己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语言，不同的国王和统治集团。欧洲与中国是不同的单位，欧洲是一个洲，中国无论面积多大，人口多多，也仅仅是与欧洲同级的亚洲下的一个国家。一个洲的不同国家与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只能在同一个层次的单位进行比较，如洲与洲比，国与国比，地区与地区比，不能把不同层次的单位比较。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平等的，拥有自己的主权。把一个洲与一个国家比，把一个国家与一个国家的某个地区相比，得出的结论当然难以令人信服。

        研究一个国家某个地区的经济，或者进行不同国家某些地区的比较研究，都极有意义。我始终觉得李伯重教授的《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三联书店，2003年5月）就是一本极有意义、水平相当高的学术专著。这本书以江南地区为研究对象，资料详实，分析透彻，得出的结论极有说服力。但李教授并没有把从研究江南地区得出的结论运用于全国，得出中国经济相当发达的结论。但《大分流》的作者是从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结论来得出中国明清时代不停滞的基本观点，这就是以个例来代表一般了。江南十八世纪前的经济的确相当发达，但把这个结论应用于整个中国，就是真理跨过一步成为谬误了。

        我推测（是否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作者采用这种方法还是为其目的服务的。作者是为了得出明清时代并不停滞，以及十八世纪前中国并不落后的结论。他也知道，要从国家的角度来进行比较，很难得出这个结论。因此，就用江南代表中国而与英格兰相比。为目的而选择方法没什么不对的，但为目的而选择并不科学的方法，就难以令人信服了。以今天来说，我国许多大城市和地区已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和地区，但你能说中国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了吗？

        运用这种方法，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在我们能够对其进行计量的范围内，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因素中占关键地位的劳动生产率、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等，看起来都大致相同。”（第6页）进而得出结论，“清代中国与一个早期资本主义的理想模式明确不同的那些方面并不是必然构成对发展的制约”（第6页），以及“中国比较富裕地区迟至18世纪中后期，在相对意义上极具经济活力，相当繁荣”（第7页）。其中包括了两个问题，一是明清时代江南经济及它代表的中国经济并不停滞，二是市场经济已经有相当发展，并不落后于英国。

        作者得出这一结论依据的是每人每日摄入的卡路里，每人每年消费的纺织品（丝绸与布），住的房子及家具、消费的糖、纺织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土地的亩产及所消耗的氮素、肥料，等等。这些资料能证明明清并不停滞吗？我认为不能。了解经济发展状况关键还要看GDP与人均GDP。这些数字，尤其是江南的数字是缺乏的。但世界各国与中国的相关数字还是可以找到的。我找到的是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所编的《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这本书受到学界广泛好评。

        先来看中国的GDP。《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用的是1990年国际元（以下简称元）。中国最早有GDP的年份为1820年，为2.28亿元，到1913年为2.41亿元，九十三年中增长率为5.5%。中间有些年份不增长反而减少，如1870年为1.89亿元，1890年为2.05亿元，1900年为2.18亿元。再来看人均GDP，1820年为600元，1913年为552元，下降了1.3%。中间的年份除了1850年持平外，一直是减少的，1870年为530元，1890年为540元，1900年为545元（《世界经济千年统计》，172页、178页）。这样的统计数字不是停滞又是什么？

        再来与英国相比。英国1820年是0.36232亿元，1913年为2.24618亿元，增长率为511%。中间一直是增长的。再来看人均GDP，英国1820年是1706元，1913年是4921元，中间也一直是增加的，增长率为188%（《世界经济千年统计》，43-44页，55-56页）。这能说十八世纪中后期前，中国不比英国落后吗？就1820年的人均GDP而言，英国比中国高出2.84倍，这又说明什么呢？

        通过这种比较，明显看出中英之间十八世纪时在人均GDP与增速上有较大差别。作者为什么不用这类统计数字，而只用什么糖的消费等不具普遍意义的数字呢？我们用这本书的资料时，因为中国的资料最早是1820年，所以英国的数字也用1820年的，如果看英国最早1500年的人均GDP，已是714元，超过中国1820年的600元114元了。1500年是明代，说明中国在三百二十年后的清代仍没超过英国1500年的水平。不落后、没停滞之结论由何而来呢？

        中国明清时代的停滞落后一直是全世界的学界承认的。黑格尔、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没有来过中国，他们的结论来自二手资料，但那些来中国的传教士和其他人士的观察记录，证明了这一结论。我想现在已有大量的这类书籍翻译出版，我们就不用过多征引了。

        彭慕兰对于中国明清时代市场经济程度的论断更为大胆。他说：“18世纪的中国（或许还有日本）比西欧实际上更接近于一种类似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市场经济。”（84页）而且“中国比欧洲大部分地区，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更接近于市场驱动的农业”（85页）。传统理论认为，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社会，或者说以小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判断的标准还是农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当然，我们并没有相关数字来证明。但我认为这是一个不用证明的问题。如果要找数据，可以看看税收中农业税的比例和农村人口的数字。对这一点作者也没有提出有力的反驳。而且，在这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商品生产与交换（还称不上商品经济，因为整个经济并不是以商品生产与交换为中心）有相当高度的发展，但与市场经济差之甚远，更说不上已是类似新古典主义的市场经济。专门研究中国商业史的英国学者科大卫（David Faure）在他著名的《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中提出：“中国商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庇护制度，以及处于礼仪（而不是法律）规范之下的合伙关系。”（160页）我理解，庇护制度就是依靠家族或官方，靠家族或官方的保护来经商的制度。礼仪主要指道德规范、个人的道德修养。这是新古典主义的市场经济吗？市场经济需要以一套制度为基础，包括银行、公司和商法。西方国家在“16世纪之时，银行、公司和商法的基础就已经奠定”。而中国商业中缺乏这一套制度（参见上书166页），中国明清的手工作坊（包括商号之类商业组织和票号之类金融组织），在本质上“既非资本主义的制度，也不是引致资本主义的原因”（上书，171页）。这样的经济如何谈得上比西欧还接近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市场经济？至于以市场驱动农业而言，就少数地区如江南，少数经济作物如丝、棉等，的确存在。但就全国，甚至江南地区而言，整体上还是靠自给自足驱动的。

        在《大分流》中有许多难以理解的论断。如作者说，“值得注意的是，举例来说，17世纪，特别是1644年满人掌权之后，中国人对物理学和数学的兴趣明显增加。”（《大分流》，52页）。如果说是指皇帝，那么，康熙、雍正、乾隆并不是对物理学与数学有兴趣，而是对西方的新鲜玩意好奇。如果是指文人，区区几个有兴趣的人改变不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然科学的无知，更别说影响中国社会了。再如“中国的进口恰好与其出口同样多（由这一时期的外贸制度限定）”（《大分流》，193页）。这更让人莫名其妙。中国对外国产品的需求相当小，国外对中国产品尤其是茶叶、瓷器和丝绸的需求相当大。从而形成长期出超，白银流入。这才有了以后的鸦片走私和鸦片战争。这一点几乎所有学者都同意，怎么会进出口相等？作者没有数据，也解释不清——外贸制度，是朝贡贸易制吗？天晓得！作者又认为“在比较一般的意义上，西方的股份有限公司和西方的金融制度甚至对铁路业可能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尽管它们或许有帮助”（224-225页）。这种说法更让人吃惊，股份制企业和金融制度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今天每个学者的小儿科知识了吧？居然说它对经济，甚至铁路建设都无必要，未免太“大胆假设”了吧？可惜缺了“小心求证”。这样的“满嘴跑火车”，真让我怀疑是出于一位大学者之口，还是译文错了？

        作者对明清时的中国经济称赞不已，却回避中国与英国在思想意识与制度上的差别。他甚至认为，“看来欧洲的科学、技术和理念趋势不是惟一合适的解释，所谓的经济制度和要素价格方面的差异似乎更是毫不相干。”（82页）科大卫在评论《大分流》中的观点时曾指出：“事实可能正如彭慕兰声称的那样，中国和西方工业实力的分岔只是在19世纪才变得显而易见，但是造成这种分岔的原因却在更早的时代就已经开始潜滋暗长。”（《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166页）。这种原因就是彭慕兰认为毫不相关的理念与经济制度。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先来分析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原因。英国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的《现代世界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卓越的分析。麦克法兰认为“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是某个更恢宏事物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市场资本主义（market capitalism）。市场资本主义是一个集态度、信仰、建制于一身的复合体，是一个寓经济和技术于其中的大网络”（《现代世界的诞生》，57页）。这些态度、信仰与建制包括法律保护财产的私有权、人民有较高的生活水平、一个庞大而兴盛的中产阶级的成长以及等级观念淡化、文化活动的多样化、家庭观念的变化、公民社会的形成、国家和官员权力淡化、保护人权的法律体系的建立、教育普及、知识传播、国家统一、宗教改革等等。麦克法兰认为英国正好具备了这些条件，因此最早产生了工业革命。尽管麦克法兰的论点还可以讨论，但大分流的出现的确以思想意识的根本变化为前提，以政治制度的变化为条件。没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没有君主立宪或其他形式民主政治的建立，没有以保护私人产权和公平竞争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的形成，大分流不会出现，工业革命也无从谈起。

        中国在大分流之后落后的原因，不仅在于明清时代的停滞与保守，而且在于中国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一直未变，经朱熹改造的儒家传统文化（理学）的主导地位一直未被动摇。这种专制制度和保守意识形态不变，中国就不可能走上现代化道路。这种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正是反现代化的。彭慕兰在《大分流》中根本没分析中国在制度与意识形态上的特征，也未从这两方面进行中英对比。在他看来，这些制度与意识形态是无所谓的。离开这一点又如何解释中国在大分流之后的失败呢？即使按彭慕兰先生的观点，江南在1800年前的经济比英国还发达，但别忘了，江南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与中国其他地区完全相同，为什么不就江南和英格兰的制度进行对比呢?我想这仍然是工具为目的服务，以论带史，选择性比较。

        我把彭慕兰的《大分流》作为对中国历史的整容。讲明清时代经济如何不落后属于面部整容，根本改变其原貌；说明清时市场经济如何发达属于隆胸，人为拔高；不讲制度与意识形态是去掉肋骨瘦身。这样一整容，中国还是中国吗？美是美了，不过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做了整容之后，恐怕过不了边检。在我看来，这不是严肃科学的态度。

        写完这些，觉得这样谈谈大师级学者，有点童言无忌了。虽然我已年迈，成了儿童的爷爷，但这些话有点像孩子说的。不过童言有两种情况，一是说“皇帝没穿衣服”，二是说“火车尿尿”（周立波写文章提到有一次带孩子外出。当时是蒸汽火车，孩子看到火车头下面的管子排水，就兴奋地告诉他“火车尿尿”了）。前者是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真相，后者属于无知的误解。童言，哪一种都可以无忌。也许我属于后一种，需要专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