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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九零后》:为什么西南联大是了不起的大学
纪录片《九零后》的主角们年岁都是90+,但这却是一部真正关于年轻人、关于青春的电影。
该片由杨振宁、王希季、许渊冲等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九零后”昔日联大学子联袂“出演”,向观众亲口讲述有关当年西南联大的故事,回首在母校难忘的求学时光。
《九零后》剧照
那个风雨飘摇、山河破碎的年代,群星闪耀的气象渐成,而身处其中的人尚且浑然不知。一个个如今已是暮年却仍然眼神光彩熠熠的“中国骄傲”讲述他们一生中激昂而迷茫的求学时光,令人激荡而神往。影片把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爱国、科学、民主的抱负,自强不息的成长经历,通过电影屏幕呈现给当下观众。
导演徐蓓携《九零后》在上海图书馆与读者分享幕后故事。
《九零后》将于5月29日在全国影院上映。5月10日,该片出品方大象点映在上海影城发起一场首映礼。再前一晚,导演徐蓓在上海图书馆和读者们分享了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往事,和自己身为这段历史研究者的所思所悟。
为什么这是一所了不起的大学
西南联大——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抗战时期联合成立的临时大学。抗日战争期间,这三所大学躲避战乱、辗转到云南昆明,延续文脉。
这所大学存续8年,却影响中国长达80年。先后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172位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师。
而这座 “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如何拔地而起,导演徐蓓试图用纪录片的方式去“回答或部分回答”这一问题。
导演徐蓓
2016年,徐蓓接到新闻电影厂的一个电话,听到对方请她拍摄关于西南联大选题的纪录片,“有一种被电流击中的感觉”,但她没敢立刻应承下来,“因为选题一方面是那么的好,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太沉重了。”
那么多的大师那么厚重的一段历史,如何去呈现?徐蓓梳理出对这个选题的认知框架,才郑重接下这个沉甸甸的任务。
徐蓓是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纪录片导演。2018年她完成了纪录片《西南联大》,一共5集,每集52分钟,分别为《八音合奏》《刚毅坚卓》《大学之大》《火的洗礼》《嘉荫长留》,讲述了西南联大 “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的历史故事,展现和解读这所大学所具有的永恒魅力和精神力量。豆瓣评分高达9.4。
《西南联大》的豆瓣评分。
在拍摄纪录片的采访过程中,徐蓓发现,不管被采访者的年龄多大,都能对自己的老师校园同学记忆犹新,“这一定是一所了不起的大学。”而作为一个纪录片的创作者,徐蓓在这个过程里,试图去回答“为什么”。
“当时的中国大学起点非常的高,大学这个制度在我们之前的教育体系里面是没有的,面对当时完全的一张白纸的情况,怎么办大学呢?很好办,我们照着学就行了。所以当时中国开办的大学从一开始它就是国际化的,它的起点非常高。”
徐蓓列举了当时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位校长的“强强联合”,“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的精神在他们身上深深地扎下了根基,同时他们在青壮年的时期,他们在西方学习了很先进的教育体系科研方法,所以这批人回到中国来做教育是那一代大学生的福气。”
《九零后》剧照
而同时,当时的学生的水平也是极高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可以说云集了当时中国最好的学生。“当时百分之九十几的都是文盲,所以能够考上大学的,应该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博士的水平,可能还要高一些,当时的人又特别的早熟。你把三个学校的学生放在一起,出人才的几率客观上要大得多。”
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同时,徐蓓希望在片中强调的是,西南联大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不要小看了一个历史的背景,对于一代的人才产生的作用。在《九零后》的纪录电影里我非常强调突如其来的战争,对当时的学生和老师他们生活的一个彻底的改变。我觉得那种国破家亡的危急的时刻,战争给予了他们一个极大的压力。”
《九零后》剧照
西南联大选址昆明也是这所大学能够获得得天独厚优势的原因之一。“从北平到昆明,迢迢长路,是非常遥远的过程。可是昆明跟滇越铁路接轨,多多少少的还是可以跟国际有相对通畅的联系。同时,云南由于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处于一种相对自由的‘独立王国’的状态,而学术是需要这份空间的。”
活生生的年轻人,每一个都闪闪发光
作为一个人类学者,虽然10年来一直在做与抗战相关的历史选题,但作为一个和平年代长大的人,徐蓓自认并不能真正理解战争对那一代人意味着什么,“直到去年的新冠疫情期间,我突然明白那一刻就是我们身处在历史当中,几十年以后,新冠这段历史成了书上的一段文字,而每一个亲历者,对这段历史的感知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将这些耀眼的人物放置于特殊的历史之中,去感受人物的彷徨和选择,使得《九零后》这部电影尤为生动。
《九零后》剧照
“我们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当时的青年他依旧是青年,当时的青年对前途对国家的命运充满了惶恐。”徐蓓分享了当时一位参加步行团迁往云南的学生的日记,里面这样记述——“我们的当局给我们说,你们应当好好读书,为了未来的复兴,但是张志忠将军说,你们这种不生不死的生活对国家一点用处没有,应该放下书本。大公报说应当实施战时非常教育,中央日报又说欧洲战时各国都以能上到最后一课为光荣。蒋梦麟校长说,到云南去继续求学,但是一位叫高崇熙的教授说,你们还来上课干吗?无论从什么地方得来的,都是矛盾。矛盾矛盾。”
《九零后》剧照
作为《西南联大》的电影版,《九零后》更聚焦于活着的人。比起《西南联大》更偏影像文献式的记录,《九零后》的最大篇幅来自于一手的采访素材,16位跨越一个世纪的老人真真切切的回忆里,不是历史教科书上的丰功伟绩或是一些名人名言式的鸡汤金句,许多话语平易得让观众会心笑出声来。
比如关于大一的通史教育,十几位国学大师轮流每人讲两个星期,杨振宁说,“这样的方式不好,不够系统。”而镜头一切。翻译家许渊冲就斩钉截铁地说,“那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国文课!”又比如许渊冲调侃另一位翻译家同学巫宁坤说,“他英语挺好,法文不行,才考70多,我大三才开始学法文,一考就是99。”还有同学揭短汪曾祺替学弟考试,写出来的文章被老师表扬“比汪曾祺写得还好”的轶事。除了学习,也有属于青涩年代里,关于男女同学间懵懂而炽烈的爱情萌生的讲述。
那是真正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许渊冲
在上图讲座的现场,还分享了闻一多在途中给妻子的一封信,信中他有对同行者的吐槽,也有俏皮地调侃和自恋,徐蓓说,“任何一个人当他能够为民主去献身的时候,同时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甚至他的小毛病。我特别喜欢他这一篇日记,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是立刻地呈现在了我的面前。”
包括梅、蒋、张三位校长的关系,在当时的时期也是微妙的,可又是那样的一种无私的大局观,超越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那种“同行相轻”,共同铸就了这8年的辉煌奇迹。
“蒋梦麟曾经给他的好朋友胡适等人写了一封信,说设立西南联大的想法,把他给害苦了,说‘发狠的时候恨不得把你们三个人一棍打死’,他苦恼到这样的程度。但是无论怎样,中间有多么大的分歧,矛盾,包括经费上的分配这些种种的矛盾,三个学校联合了,它几乎成了当时的一个象征。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这样结合在一起。有教授说这才是西南联大真正重要的一个精神。”
他们值得一场不发弹幕不加倍速观看的仪式感
这样的鲜活,一直延续到80年后。徐蓓记得,自己重新去走访这些“历史里的人”时,谈起今时往日,这些“90后”们眼里依然有光。
导演徐蓓在2019年开始策划电影《九零后》时,她说自己一度“野心勃勃,从影像声音各方面,有很多美好设想,想要把他们讲述的生活以电影方式再拍一遍”,但再次探访,一些老人离开,一些在医院神智也不如之前清醒。“策划一圈后回到纪录片的原点,我意识到很多老人是把他们人生中最后一次采访给了我们。当最后16份授权书拿到手,我觉得自己的责任无比重。”徐蓓说。
巫宁坤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者巫宁坤在采访当天,因为太激动记错了采访时间,凌晨就起来坐等好几个小时。《人类的故事》的译者刘缘子在接受采访之前,让女儿递来口红郑重其事擦上才开始讲述。《呼啸山庄》的译者杨苡在采访结束后拿出一个小小随身听,听着英文歌说,“这是我的小快乐”,徐蓓从她的耳机里听到传来的歌声是《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之后满眼泪光。那时她当即决定了,这就是电影《九零后》的英文名。
杨苡和她随身听里的小快乐
影片的结尾,是这些老人们都依然清晰而坚定地报出自己的学号,短短几个数字,是他们一生华彩篇章的开始。这样的设计,是徐蓓在构思梳理出整个纪录片框架时就想好的,“落点不要宏大叙事,就是要让他们回到学生状态。”
王希季院士
徐蓓说,对于这些老人,“印象极为深刻的就是不管在西南联大读了4年,或者只是一年的,这段历史对他们的影响绝对是终身的。那种浸润让这帮学子身上有很多共同的特点”,“另外就是他们眼神当中的那种光彩,其实很多人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在某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都有非常不堪的经历。但是你去面对他们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一颗赤子之心。”
正是这份赤子之心,让徐蓓坚定了一定要为他们做一部电影的决心,“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做了一套纪录片以后,还要来把他们电影化,让大家走进电影院,以一种很多人齐聚在一起的方式,在黑暗中凝视,没有弹幕,也不会以两倍的速度快进,就静静地看他们的故事。这样一批人,他们值得有这样一个仪式感。”徐蓓说。
首映礼现场
首映礼现场,有观众分享自己的观影感受,称很少有电影在观看后能够给人以“洗礼”的感觉,同时也对自身身为青年的处境有了更多的思考。对此,导演徐蓓也表示,拍摄这段历史,让她更多地“反省我自己”。“这是一片丰沃的土壤,在这几年的经历中,我感觉在这片土壤里长出了新的我。年轻的一代是千万个个体组成的,我们并不寄望这个电影能够影响一代人,但希望每一个个体在电影里吸取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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