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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忧伤：瞿同祖为什么要回国

陈新宇

2014-09-01 14:5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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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同祖

1965年是瞿同祖先生学术生涯的转折点。

这一年，他由加拿大回国，随后，“文革”开始，当时正是学术壮年的瞿氏基本处于赋闲状态。这位有着《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清代地方政府》等传世之作的学者，从此远离学术一线，偶有翻译若干，惟是“斯人独憔悴”了。晚年尽管有《清律的继承与变化》这一开创清代“例学”研究先河的论文，但回国时“再写一本好书”的发愿终是无法实现。

1998年八十八岁米寿之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刊行其论著集，老先生在自序中说：“读者从我的著作及演讲稿目录里可以看出，八十年代以后，我便无专著问世了，仅有少量的论文及为参加国际学术活动而作的讲稿。有些学者比我年纪还大，仍勤于写作。我自愧不如，这就只能归咎于疏懒了。古人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则是老大不努力，无所建树。言念及此，感慨不已。”但光阴荏苒，约十年后再接受采访，或许是访谈者格外贴心，或许是人瑞已感生命之限，老先生道出大实话：“过去说回国后没能写出书，是自己的疏懒，那是谦虚，实际上，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允许。”此番学术上“有心无力”之总结，端的让人不胜唏嘘，不禁僝僽。

那么，为何回国？2004年瞿先生开口谈及：“有时候人提问很不合理，像‘文革’时你为什么回国来这样的问题，就无法回答。国内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连刘少奇都不知道要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而且我不了解国内情况，我回国，事先没有跟国内联系过，因为我一个中国人，回国来还要联系吗？！”想来这番略带火气的话，老人深藏在胸中多时、郁结于心头多年，终于一抒胸臆，不吐不快。的确，当时政治局势之风云诡谲、复杂多变，时代中人是难以预测与把握的，但需一分为二，抛开1965这个“革命前夜”的特殊年份不论，那一代海外学人的心态与情结，仍有值得探讨之处。

首先是家。负笈海外，背井离乡，对于“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传统国人而言，这种心理的惆怅，兼以“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负疚，结合成一股特殊的乡愁。黄仁宇在《母亲》一文中，便记述了这样一段往事：“1965年我与哈佛的杨联陞教授、普林斯顿的刘子健教授同在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教授家中晚餐。饭后何唱《霸王别姬》，刘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杨即席说：‘我们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不待解释，我们知道他所说意义。这样看来我们这一代在母亲面前感到罪愆的绝不限于我们兄弟，而是成万上千了。”

对瞿同祖而言，早在1949年时，夫人赵曾玖已经携子女回国，与黄仁宇、杨联陞、何炳棣等妻儿在畔的人相比，更有一种归家的迫切感。杨联陞的公子杨道申先生所辑“瞿同祖与杨联陞的交往记录”（取自杨联陞日记）中，便有两条此类情绪的记载：“1960年4月22日瞿近来心情不定，有八成想……”、“1961 同祖未归…心情不定……想回国”。

其次为国。在积贫积弱之时代，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乃国人念兹在兹的使命，在目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之余，建设新中国对当时的海外学人无疑有巨大的吸引力。何炳棣就提到1949年给他带来的精神号召，一度试图回国。其同学罗应荣、丁则良等，即是在此种背景下甚至放弃唾手可得的学位匆匆回国的。瞿同祖由美国辗转加拿大任教，原因之一就是加拿大较为中立，便于回国。君不见，钱学森当年因欲回国，在美国身陷囹圄乎？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时代给这批归国的热血男儿开了无法承受的玩笑，其轻者靠边站、学术戛然中止，其重者遭构陷污名、生命凋零枯萎。此批海外菁英们“多情却被无情恼”之不幸，感慨命运之手的拨弄之乎？

再有是业。许倬云先生在回忆录中便特别提到：“瞿同祖先生……是清光绪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嫡孙，学问渊博，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他在美国，由于受不了学术界种族歧视，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回到中国，从此以后没有著作的机会，实在非常可惜。”出生于1930年，学术代际小其一辈的许倬云坦言：“我到美国教书时，正是美国汉学界上升的时候，我这个世代，正是壮年的时候，比我们老一辈的学者运气要好，上一代受到相当大的歧视，到我们这一代就没碰到种族歧视了。”

纵观瞿先生在海外教研履历，从哥伦比亚到哈佛，无一不是客卿的身份而非正式的教职，何炳棣在回忆录中就不无深意地指出当时的工作情形：“（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书库及下一层较大的房间都被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所主持的‘中国历史研究室’所占用……当时这研究室人才济济。冯家升燕京老学长因与魏合写的《中国社会史：辽代》业经出版，已经回到北京；瞿同祖和王毓铨两位杰出学长负责两汉；房兆楹、杜联喆夫妇在国会图书馆完成《清代名人传记》的编纂之后立即加入魏氏的研究室，负责清代。所有搜译的各朝代资料原则上仅供魏氏一人之用，这是使我非常惊异不平的。”此外，即便已经获得正教授终身教职的黄仁宇，因所谓“人事缩编”被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解聘；杨联陞教授的抑郁症，也与所受的排挤压抑不无关系。凡此种种不公平之待见，瞿氏的回国，不妨借用胡适先生的话，乃“不愿在洋人手下讨饭吃，更不愿跟洋人抢饭吃”。

瞿同祖先生的回国，是一个时代海外菁英们履历的缩影，他们以加倍的努力，忍受各种歧视，为华人在国际学术圈中赢得荣誉，他们思慕家人，祈盼故土，雄心万丈归来却遭遇冷落不幸，这是时代的忧伤，也是国族的创痛。时至今日，这批出生于祖国大陆，负笈于海外，从学术脉络上，融合了中西学统菁华，从生命历程上，目睹了抗战、建国等历史大事件的特殊人才，正在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但“老兵不死”，历史，更不应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