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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观《邓小平》|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长春光机所166人特务案”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然而会议前夕,受邀出席的著名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简称“长春光机所”)所长王大珩,却一度失联。
原来他竟还被关押在看守所中。
这是央视热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下称“《邓小平》”)第六集播放的情景,也是被胡耀邦批示“骇人听闻”的“长春光机所特务集团冤案”,第一次在历史正剧中得到呈现。
剧中,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接到邓小平的电话和“死命令”,将王大珩从吉林省第二监狱“救”出,连夜警车开道护送至北京开会。
会上,邓小平点名让王大珩第二个发言。他遂汇报了光机所知识分子受“四人帮”爪牙单奎章迫害的情况。
不过,与实际情况相比,这一剧情有一定的艺术加工成分。
根据王大珩的回忆录,其是受到迫害后“索性自愿去扫厕所”,未见有被关押看守所的情节。
长春光学所官网刊登的王大珩“生平纪事”显示,在这次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之前的6月25日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上,王大珩首次揭发了“长春光机所冤案”。其回忆,中科院副院长方毅当场表态:“一定要把光机所的事情处理好。”
此后,他还在长春体育馆4000人大会上,又慷慨激昂地揭发了单奎章的罪行,“博得了全场群众长达两分钟的热烈掌声”。
王大珩“生平纪事”显示,两个会议之间的1977年7月,他还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水晶棺设计及照明工作,圆满完成任务而荣获先进工作者称号。
《邓小平》借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艺术地表现了“长春光机所冤案”,情节颇为动人。
剧中,王大珩手腕伤痕的特写多次出现在电视镜头中。邓小平握着他的手,连连感叹“非常痛心”。
“这是一个科学家的手啊!我们的党是爱护我们科学家的,我们的国家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如果说没有科学家,中国就不可能前进,没有科学家,四个现代化就是空话。”邓小平激动地说,“像发生在王教授身上的事情,我们中国决不允许出现第二次了。”
邓小平还当即指示要求平反冤案,并强调要依法严惩迫害科技工作者的“坏分子”。
现实中,制造这起冤案的“坏分子”,正是时任吉林省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单奎章。
“文革”期间,在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淮湘的支持下,单奎章残酷迫害知识分子,将长春光机所166名老科学家和青年科技人员打成特务。
长春光机所是建国初期建立的技术力量较强、设备条件较好的研究机构,拥有光、机、电配套齐全,还附设有专门的大型实验工厂。光机所早在五十年代就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大型光谱仪等多项重要光学精密机械仪器,并紧跟世界先进潮流,是我国最早投入激光技术研究的科研团队。
上世纪60年代初,精确测量导弹运行轨道参数和飞行姿态的“150工程”等一批大型国防工程陆续在这里上马。
然而,正当长春光机所的国防任务处于最紧张的时刻,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身为所长的王大珩不得不面对科研之外的种种压力。
据王大珩在《我的半个世纪》一文中回忆,“‘文化大革命’开始比较乱的时候,我差不多跟聂帅(聂荣臻)的秘书每天都通过电话联系。在比较危机的情况之下,我提出来是不是请求部队来保护这个所,这个请求得到了聂帅的同意,他在原则上同意这个意见,后来我们这个所就有军队派驻进来了,名义上他们是保护这个所的。就是不让那些所谓的造反派做过分出轨的事情。”
1967年7月,人民解放军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进入长春光机所,实行军事保护;5个月后,指派军事人员对光机所实行军事管制,长春光机所也由此成为全国唯一的军队保护的民用单位。
当时担任军管会主任的就是单奎章。单奎章在部队曾担任团长,按部队首长的评价:“是员横踢马槽的猛将。”他领导下的军管会在一开始也确实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实行军管后,长春光机很快就从派别相争、武斗不断的混乱状态中解脱出来了,各派之间顺利实现了大联合,科研工作也开始陆续恢复,在极短的时间里就迅速地建立起了一整套准军事化的新秩序。
王大珩回忆说:“在所有科研项目都被迫停下来的情况下,长春光机所的国防科研任务却始终没有停,在当时那种混乱的情况下,这本身就是个惊人的奇迹。”
但事情从1968年开始起了变化。
当时,单奎章借全国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机会,决心要做出惊人之举,他提出:“工业有了一个大庆,农业有了一个大寨,就是科技界还没有一个在全国叫得响的单位。”为此,他决心把光机所变成全国抓阶级斗争的模范。王大珩认为,这是为了“让全国都知道光机所,让全国都知道他单奎章”!
王大珩指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单奎章决定立刻在光机所内部挖出一批潜伏着的特务、叛徒,事实来证明他的魄力和能力。他很有信心地说:“光机所这么一个重要的单位,没有叛徒特务那才有鬼了!”
从此,几乎每天都有人被突然送去隔离审查,不断有新的特务被供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受到了牵连。按单奎章的说法,光机所是个特务窝子,共有7国特务和4条又粗又黑的特务线!据冤案平反后新华社通讯稿的报道:“单奎章无中生有地说‘光机所有四条特务线’,‘有六层阶级敌人’,‘各种阶级敌人应有尽有’,‘特务多得连成了线,结成了网’,像‘毛毛虫满地爬’。”
王大珩在当时虽然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但由于还需要他来主持国防科研工作,因此仍然挂职革委会副主任。
然而,在一次王大珩当面向单奎章指出他不讲民主,“光机所的老家当快让你丢光了”后,单奎章开始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王大珩。
据新华社报道,单奎章诬蔑王大珩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总后台”,还诬蔑他上边有根子,“根子就在北京”,对他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批判和迫害。
王大珩回忆,1974年元旦刚过,单奎章精心安排了一个学习班。两天之后,学习班突然变成了揭发批判大会,“群众揭发批判”的矛头全都直接指向王大珩。据王大珩说:“我心里明白,单奎章这是开始对我下手了。”
当“群众揭发批判”结束后,轮到王大珩发言,他说:“我的确认为单主任的很多做法是不适当的,甚至可以说是很过分的,我不同意这样做!这样做是要打败仗的!”
自从实行军事管制以来,光机所从没有人敢表示不满,坐在台上的单奎章脸刹那间变得铁青。会后,单奎章立刻做出决定,将王大珩发配到下面劳动看管。
王大珩回忆称,当时索性自愿去扫厕所。
而此时的单奎章,由于受到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淮湘的欣赏,不仅总结“抓特务”经验、组织报告团在省内巡回报告几十次,还出任吉林省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把持了吉林省的科技大权。
他还继续在全省制造冤案,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又有111名老科学家、青年科技人员等被打成“特务”。
就在扫厕所的那段时间,王大珩无法忍受眼睁睁地看着千辛万苦开创的光机事业毁于他人之手,不顾单奎章身居高位,“还是决心与他拼上一拼。”
1977年6月25日,王大珩等来了机会。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上,他以“关于光机所一场触目惊心的灾害”为题,痛揭“四人帮”爪牙单奎章在光机所的种种罪行。
一个多月后的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上,他再次做出情况汇报。
官方会议记录显示,8月5日,在有人谈到吉林科技界问题很大时,邓小平指示:“就从吉林那里着手。与王恩茂通个电话,请他们指定人专门解决科技界的问题。像吉林光机所单奎章动不动就把人送公安局那样的问题,要抓典型调查,集中解决,要把整个冤案平反。先平反再说,个别有问题的另作处理。”
此后,根据该指示,吉林省委对单奎章进行审查,移送司法部门依法严惩。省委还派出工作组进驻光机所,对一起起“特务”案件进行复查,证明被打成“特务”的166人全部都是冤案。
工作组召开了全所职工、家属和本地外地科研单位的代表以及受害者亲友5000多人参加的大会,宣布平反决定和平反名单,给受害者在政治上恢复名誉。
此外,工作组还向20个省、市自治区的150个单位发出了195份平反通报,为受害者的亲友和受株连者挽回影响,并对受害职工做出安置和补偿。
1978年4月2日,《内部参考》刊登了新华社吉林分社副社长康国志对此事的长篇报道——“长春光机所前主要负责人单奎章残酷迫害科技人员制造的冤案得到昭雪平反”。
6天后,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看到报道,专门作出批示:
“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材料。对我们党的干部人事部门、政治部门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我们党从有政权以来,已经有五十一年的历史了。五十一年以来,经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极其错误的审干政策和肃反政策;在错误路线的统治或干扰下,这种政策可以发展到极端荒唐、极其野蛮的地步。这个材料就充分说明了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同坏人当权有关,同我们平时教育不严有关,同人们的法制观念不强有关,一句话,同我们的整个经济、文化落后有关。因此,我们的干部部门、政治部门应该经常注意用这种反面材料教育我们的同志,以提高我们这一方面的政治和文化水平。”
29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专栏刊登了新华社通讯稿,题为《吉林省委彻底昭雪长春光机所“特务”冤案,“四人帮”的爪牙、冤案直接制造者单奎章将依法严惩》。
至此,“长春光机所冤案”终于大白天下,彻底得到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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