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大学学费上涨理由何在

        2007年前的几年间，过高的大学学费造成很多家庭悲剧，大学高收费遭到舆论强烈谴责，教育部曾要求，高校学费五年内不得上涨。然而随着“限涨令”到期，近期各地高校接连传来学费上涨的消息。

        鉴于五年时间没有调整学费，而这五年间，在物价和工资上涨、高校债务负担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这一次有可能发生学费的“报复性上涨”，公众因此担心学费逼死人的现象再次出现。

        大学的收费问题异常复杂，它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还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教育问题。从经济角度来说，它涉及教育成本的核算、分摊和教育经费的筹措；从社会角度来说，过高的学费将影响低收入阶层子弟获取高等教育并向中上阶层流动的机会；从政治角度来看，如果过高的学费令越来越多下层民众子弟丧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将影响到社会稳定，公立高校的办学宗旨也将受到质疑；从教育角度来说，高等教育价格体系制约着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

        所有这些层面，综合起来无非两层意思：该不该收学费？收多少为宜？

        尽管中国大陆的公立大学大规模收费已有10多年，但鉴于过去有三四十年间上大学不用交学费，而且还有生活费补助，因此一般人内心深处不满大学收费，对高收费更是反感有加。

        问题是，过去不收费，是因为当时的大学为“精英教育”，受教育者人数少，政府财政可以全额负担；但是随着“精英教育”逐渐转变为“大众教育”，大学在校生越来越多，政府财政无力全额负担，加之大学毕业获益明显，使大学的经费来源逐渐演变为财政拨款（以及上级补助）、事业收入（包括学杂费收入、科研经费、培训费等等）、经营性收入和捐赠。其中后两项弹性很大，很难有收入上的刚性，比较稳定的还是财政拨款和学杂费收入。

        因此，学费问题，也就是“收多少为宜”的问题，实际上成了学生家庭和政府之间的博弈。理论上，财政拨款多，学杂费就少；学杂费多，财政拨款就少。基本数据也支撑了这一结论，比如2000-2010年，中国高校学杂费收入在教育经费来源中占比，从21．3％上涨到超过33％，而2001-2010年，政府财政拨款的占比，从58．47％下降为48．75％。当然，具体到每一所高校，占比数据有很大不同，总的说来，985高校和211高校，财政拨款数额较大，比例相对较高，学杂费要低一些；而二三本院校，学杂费较高，财政拨款数额小，比例相对较低。

        2013年第二期的《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刊文认为：“在公立学校收费的国家，从价格区间来看，低收费往往是象征性的，或者低于教学成本的10％；中等收费相当于教学成本的15％～30％；高收费如美国一些高校的本科生学费，占教学成本的30％～40％，甚至45％。”无疑，以2010年学杂费收入占到高校教育经费的33%计，总体而言，中国公立高校处于高收费行列。

        数据似乎支撑需要继续加大财政投入比例的结论，但是要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出中加大教育或高教投入占比，难度之大，众所周知；同时，央广“中国之声”也报道称，有媒体调查显示，76.1%的受访者明确反对高校上调学费。

        面对财政投入扩张有难度而学生家庭普遍不愿意支付高学费的局面，高校方面要通过获得更多财政支持和上涨学杂费以提高收入，就应该有过硬的理由，而最过硬的理由无疑是——账本。

        要求公立高校公布账本，并非想入非非。2010年9月1日实施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第七条明文规定，高校必须主动公开的信息包括“学校经费来源、年度经费预算决算方案，财政性资金、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而据我们有限的观察，并非所有高校公布了账本。公布了账本的，也有详有略，有些简略到难窥究竟的地步。今年7月底，教育部发布“关于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的通知”，意图规范。

        难以想象，不向公众公布相对详细账目的公立高校是如何确定收费标准的，又如何能够吸引到大笔捐赠。而正因为公布的账本粗略，公众可以看到很多古怪的收费情形，比如有的学费上涨3000元，这个3000是如何测算出来的？为何不是2900或3100，而恰好是个大整数？这样的上涨一定没有精确测算过，显然太过随意。

        这种收入的随意性，注定了开支必定存在随意现象。这些年来一些高校修建了一望无边的校园，奢侈豪华的办公设施，很多高校因此负债累累的消息屡见媒体，学生家庭是否要为此买单？

        为了因应舆论而冻结学费上涨，只是权宜之计。为今之计，公立高校应该根据账本，每年拿出调整学费的足够理由，这样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