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巨匠的师生恋悲剧：因触犯禁忌而遭阉割

        皮埃尔·阿伯拉尔大概是现代人最为耳熟能详的中世纪神学家。然而，他的名声主要来源于他悲惨的人生经历和被渲染的爱情故事，而非他毕生所致力的神学探究。其实，阿伯拉尔的一生恰恰见证了整个西欧在神学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巨大转型，他本人也被视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       

阿伯拉尔的少年时代：周游四方，舌战群儒

        1079年，阿伯拉尔生于距离南斯不远的小镇勒帕莱。他的父亲贝伦加尔是当地一位家境殷实的小贵族。当时的法兰西王国还处于封建时代的鼎盛时期，封君——封臣关系组成了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一般来说，对于阿伯拉尔这样出身富户的长子，基本的人生选择只有两项：以长子的身份继承家业，或成为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

        从幼年时期开始，阿伯拉尔就痴迷于自由艺术（artes liberales）的学习。所谓“自由艺术”（也有人译为“博雅艺术”）在古希腊文明时期就曾经出现过，其本意是“使人获得自由而能适宜地参与公共生活的技艺”。核心要素包括语法、修辞和逻辑（称为“三艺”Trivium）。而到中世纪时期，自由艺术又进一步囊括了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称为“四艺”Quadrivium）。在阿伯拉尔的时代，这几乎是每个贵族子弟（也包括在教会庇荫下长大的贫寒子弟）所必修的课程。阿伯拉尔说他在十岁上下的时候就对逻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亚里士多德的门徒自居。

        身为富家少爷的阿伯拉尔十几岁时就开始四处漫游，希望能够拜名师、访高友。可这段经历带给他更多的是失望，因为在他看来那些所谓“名师”实在不过尔尔。于是，在二十一岁那年，他决定向当时欧洲的文化中心巴黎进军。

        在其后来所撰的《痛史》（又译为《劫余录》，拉丁原名为“Historia Calamitatum”，直译为“他的悲惨故事”，是一封回忆他半生经历的长信）中，阿伯拉尔以优美的笔调回忆了他年少时期的读书生涯：

        “对我而言，读书越多越觉得容易，兴趣也就越大；我最终为读书所迷，将作为骑士的荣耀、长子所享有的继承权利和地位都让给了我的兄弟们；我离开了战争的圣殿，转而投入知识的怀抱。就哲学领域而言，我对于辩证法这一武器的热爱远远胜过其他所有的武器；我在思想中进行的辩论所获取的胜利，要远远比疆场上的胜利更为荣耀。因此，我便四处周游，与人辩论；我听说在那里有人正在热切讨论我所钟爱的学问，我就去那里参与。因此，我将自己视为亚里士多德的门徒。”

        阿伯拉尔最先求学于商波的威廉（William of Champeaux）主持的巴黎圣母院主教座堂学校。起初阿伯拉尔对这位老师颇为敬佩，可他好辩的天性使威廉越发难以忍受这个年轻人。迫于权威的压力，阿伯拉尔很快就离开了巴黎。但是，他并非败退，而是在巴黎仅三十英里的莫伦开创了自己的学校，和巴黎的权威们唱对台戏。阿伯拉尔讲授逻辑的名望不胫而走，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为了进一步挑战巴黎的学术权威，他又将学校迁到了距离巴黎仅仅三英里的科贝尔。面对阿伯拉尔凌厉的攻势，巴黎学界始终保持着沉默。也许对于那些老人来说，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确实有能耐拆了他们的台。

        1102年，阿伯拉尔由于健康原因回到了故乡布列塔尼。在这相对沉寂的六年里，阿伯拉尔默默地积蓄着力量，等待着卷土重来的机会。对于阿伯拉尔来说，追求不朽的荣耀和揭示知识的真理都是他的终极动力。当他1108年回到巴黎和威廉就“共相”问题进行辩论时，便标志着他走上神坛的开始。

        与威廉的辩论很快迫使这位大师修正自己的意见，乃至最终完全放弃了教学工作，去隐修院了此残生。一战成名的阿伯拉尔的下一个对手，是被时人誉为“灯塔”的里昂的安瑟伦。安瑟伦和他的弟弟拉尔夫在里昂设馆授徒数十年，门下弟子数千，是欧洲经院哲学与神学研究重镇。而在阿伯拉尔看来，光听安瑟伦讲演或会对其产生敬仰之情，但向其请问解惑却一无可取。他认为安瑟伦虽长于修辞却言之无物，尤其缺乏辩证思维能力，如同生火时满屋是烟却不能大放光明，枝叶繁盛却不结果实。

        这种轻蔑的态度令安瑟伦的弟子大为不满。当时的安瑟伦以解经著称，而探究圣经义理的神学则是最为高深的学问。阿伯拉尔选择了旧约中最难解释的《厄则克尔先知书》进行宣讲，并认为只要能够理解字句，用人的自然理性进行推理辨别，就可以得到圣经启示的本意，而不必人云亦云依傍权威。这在推崇教父权威和教会训导的神学研究领域不啻于一种革命性宣言。阿伯拉尔1115年前后重回巴黎，执掌主教座堂学校。当时的阿伯拉尔可谓达到了人生的顶峰，这也滋长了他目空一切的傲慢。他虽然在逻辑辩论方面独占鳌头，却没有真正理解圣经教诲的深意。与爱洛依丝的相遇，开启了他悲惨人生的大门。     

天堂窃情，中世纪教会的爱情悲剧

        爱洛依丝是巴黎主教座堂教士福贝尔的侄女，与阿伯拉尔相遇时不过十四岁。据说爱洛依丝的姿色还不错，但是真正促使阿伯拉尔爱上她的是这个姑娘丰富的学识。对阿伯拉尔而言，能与他进行精神上的对话才是最吸引人的特质。

        阿伯拉尔说，“在细心考量她是否能够成为我的爱人的种种条件之后”，“决定爱上”爱洛依丝。作为当时巴黎最富盛名的哲学教师“高富帅大叔”，阿伯拉尔轻易地掳获了这个才貌双全的少女的心。身为教士的阿伯拉尔便与爱洛依丝鸿雁传书，以文字来描绘面对面时无法倾诉的言语。此后不久，阿伯拉尔向爱洛依丝的叔叔福贝尔提出要搬到他家中去，以更好地辅导爱洛依丝。为了使侄女获得最好教育的福贝尔马上应允了阿伯拉尔的请求，并觉得这是天主对他辛勤培育侄女的赏赐。然而，这其实是“引狼入室”。

        当阿伯拉尔和他的学生在内室相对时，凝视的不再是打开的书卷而是彼此的眼睛，交换的不再是知识而是亲吻和拥抱。或许他们从这种隐秘而亵渎的爱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甚至会躲在圣像龛后面做爱。最终，他们的放肆产出了结晶：爱洛依丝怀孕了。虽然阿伯拉尔开始惶恐并感到后悔，但他还是将爱洛依丝送到了自己妹妹那里，并产下一个男婴。

        为了对爱洛依丝和孩子负责，阿伯拉尔执意要同爱洛依丝结婚，却被爱洛依丝拒绝。从爱洛依丝后来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爱洛依丝在这场爱情中一直是无条件的顺服者：她认为自己存在的意义就是成为阿伯拉尔的“情人”，爱他并崇拜他，但决不能拖累他。11世纪的教会改革之后，对于神职人员的道德要求越发严格。阿伯拉尔一旦公开结婚，必然会酿成巨大的丑闻，从而使其丧失在巴黎的一切荣耀和地位。此外，爱洛依丝还认为家庭生活将会阻碍阿伯拉尔在学问上的精益求精，她无法想象自己最爱的人一边思考着深奥的哲学问题，一边照顾襁褓中的孩子。

        然而，为了平息福贝尔的愤怒，阿伯拉尔还是和爱洛依丝结婚了。这场婚姻是秘密的，以保证他的“名誉不致受损”。为了避风头，孩子送到了布列塔尼由他的妹妹抚养。之后，他又将爱洛依丝送进了一座修女院。爱洛依丝的叔叔福贝尔认为这是阿伯拉尔的悔婚之举，以掩盖自己的罪恶。盛怒之下的福贝尔给予了阿伯拉尔一生最沉重的打击。

        在《痛史》中，阿伯拉尔也记录了那惨痛的一夜：

        “那天晚上，我正在房间里睡觉。我的一个仆人被他们用重金收买，把我交给了那些要报复我的人。这次报复的悲惨，若为世人所知定会大为震惊：他们将我身体上那个冒犯他们的部位割掉了。”       

被否定、遭排挤的晚年生活

        阿伯拉尔再也无法在巴黎继续待下去了。

        在友人的帮助下，他进入了圣丹尼修道院，开始过隐修生活。这一时期，阿伯拉尔继续学术研究，完成了《论天主圣三》和《是与否》两部作品。在《论天主圣三》，阿伯拉尔认为信仰必须要先通过理性的检验，只有被理解的东西才可能真正地被信仰，否则信仰就会沦为彻底的迷信。其次，就真理而言，不能以权威的答案来阻碍进一步的探索。这种思想仍然延续了阿伯拉尔的早年思路。中世纪的传统解经往往以圣经文本和教父注解为基础，阐明圣经中的神学和教化意义。

       11世纪后期，经院哲学的逻辑辩证法也进入到神学领域，从而更多地寻求从理性上对信仰问题的把握。虽然后来的天主教会接受了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式神学解释体系，但是在12世纪上半叶，这种对人的理性的过分推重极具蔑视教会传统的嫌疑。再加上阿伯拉尔本人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神学训练，他所得出的结论，因为过分强调三位一体之间的差异而被许多同时代神学家斥为异端。

        更为有名的《是与否》则收录了历代教父对185个神学问题的解释，并将正、反方意见列于其中，让学生们进行自我判断。其实，这种将多方意见并列的著述方式在中古时期非常普遍，赫赫有名的彼得?伦巴德的《言论集》和格拉提安的《教会法异同汇编》都采用了这一方法。但是阿伯拉尔在书中为学生所留下的“思考和自我理性判断的空间”，以及他多年来形成的“挑衅”形象，最终使他在1121年的苏瓦松宗教会议上受到了严厉谴责。

        此后的生活中，阿伯拉尔由于各种冲突和排挤辗转于多个修道院。由于爱洛依丝的修道院被圣丹尼修道院院长所霸占，阿伯拉尔再次挺身而出，四处奔走，为爱洛依丝的修女团体寻一处安身之所。爱洛依丝给阿伯拉尔写了许多封信，虽然距今已近千年，仍能让人读出信中的字字血泪。然而，阿伯拉尔似乎不愿重提旧事，而爱洛依丝仍深切地爱着她的丈夫、兄弟、导师和主人。也是在这个时期，阿伯拉尔最终写完了前半生的自传——《痛史》。这份在中世纪文献中独树一帜的自传，也是阿伯拉尔的自我精神救赎：通过对往事的回忆与坦白，从而使自己彻底与过去割裂。1136年，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阿伯拉尔重返巴黎任教。他离不开课堂，他注定是为教书和辩论而生的。

        在学生的笔下，阿伯拉尔的声望和博学为他敞开了一个闻所未闻的世界，大量年轻人追随着阿伯拉尔，并成为他思想的信徒。他撰写的系统神学著作《基督教神学》（Theologia christiana）和伦理学作品《认识你自己》（Scito Te Ipsum）也招致了诸多批评，尤其是西多会的修道院长圣伯尔纳德对其攻击最烈。他指责阿伯拉尔是企图煽动年轻人以人类“有限而可怜的理性”去探究天主无穷奥妙的自大狂。1141年的桑斯宗教会议上，阿伯拉尔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只能坐在一个角落里默默听着对他思想的激烈批判。

        花甲之年的阿伯拉尔要为自己一生真正挚爱的学术讨一份公道，决定向教宗英诺森二世申诉，以表明他信仰的纯洁性。这时，一直在帮助他和爱洛依丝的本笃会克吕尼隐修院院长可敬者彼得再次出面，劝说当时已经病入膏肓的阿伯拉尔不要再远赴罗马，以免客死途中。阿伯拉尔接受了彼得的建议，在本笃会的一个附属修院中住了下来。据说在阿伯拉尔1142年去世之前，他和圣伯尔纳德之间进行过一次彻夜长谈，最终两人握手言和。

        阿伯拉尔去世二十年后，爱洛依丝也在六十三岁那年去世。事实上，他们之间的故事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并不为大众所知（阿伯拉尔的自传直到1616年才首次发布）。12世纪的西欧，崇尚的是对女性效忠而仰慕的典雅爱情。而阿伯拉尔与爱洛依丝的故事，只能被视为情欲魔鬼对人类软弱的惩罚。虽然爱洛依丝与阿伯拉尔的故事在今天的眼光下绝对是苦情剧的经典桥段，但对中世纪的人们来说，这些信件和这个故事本身所蕴含的核心思想是对天主的背叛和对贞洁的亵渎。直到13世纪末期，由爱洛依丝保存在圣神修道院中的通信才流到巴黎，并成为让·德·默恩（Jean de Meung）的《玫瑰传奇》（Roman de la Rose）续作中的故事。据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彼特拉克也曾持有这些信件的手稿，但他认为这个故事实在不符合他们所倡导的爱情风格。即使在当今这个“不想做师母的学生不是好学生”的时代，师生恋且秘密产子也很难为大众接受，更何况对方还是出家人。

        进入启蒙时代以后，阿伯拉尔在神学和哲学上的探讨不再引起那批“理性至上”者的注意。而他和爱洛依丝的故事，则被贴上了反教权、追求自由的标签。1791年，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这两个象征自由与爱情的人被合葬在了塞纳河畔。1817年拿破仑帝国时期，合葬墓又迁到了巴黎著名的拉雪兹神父公墓，成了今日的一道景观。

        许多学者认为，阿伯拉尔真正开启了“经院哲学”的大门。他作品中内蕴的思想革命也在中世纪盛期的西欧生根发芽，最终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我们今天更追念的则是阿伯拉尔和爱洛依丝的爱情。在那些令人震惊的字句中，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想法与现代观念非常接近，却与中古时代格格不入，连“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名言也出自爱洛依丝的手笔。对于历史的追念，往往也不得不动感情，不能不将当下的情境投射到过去的光影中。而历史探究的魅力也就在于，那些沉睡在文献中的灵魂，仍然能感动我们今天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