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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6个关键人物

傅高义

2014-08-13 14:23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

近日，48集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中央电视台热播。该剧以纪实手法重现历史事件，以丰富的细节刻画邓小平等中共核心领导人，其中华国锋、胡耀邦等极少在中国影视剧荧屏上出现的人物更是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经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刊载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邓小平时代》一书中“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华国锋：通宵为毛主席站岗

华国锋就像他那一代领导干部中的很多人一样，也是作为反日爱国青年入的党。他念完小学后又上了三年中学。他原名苏铸，1938年17岁入党后改名“华国锋”，取“中华卫国先锋”之意。他入党前不久，中共的八路军刚在他的家乡山西建立总部。入党后分配给他的工作是为部队征兵，为当地的游击队找人手，并负责招募和培养年轻党员。华国锋在1937年至1949年的战斗岁月中参加过游击活动，也与正规军一起工作过，但并未加入其中。解放战争结束时他成了当地的一名县委书记。

1949年以后华国锋被派往湖南，先是在湘阴县当县委书记，后于1952年前往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1952年他被提拔为下辖12个县的湘潭地区的行署专员和党委副书记，1955年成为湘潭地委书记。他在湘潭大搞集体化，毛泽东有一次回乡时注意到了他。1956年华国锋被提拔到省里工作，先是干文教，后担任省委统战部部长。1958年他担任湖南省副省长，主管农村工作，1959年秋天成为湖南省委副书记。为避免受到外国可能的攻击，一批工业企业曾从沿海地区迁移到了湖南，1964年，华国锋在促进这些工业企业的发展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1959年夏天华国锋接待毛泽东回到故乡湘潭县。当时中国还没有空调设备，据说华国锋因为担心天气太热和毛泽东的安全，在卧室外面通宵为毛站岗，以便使他能够开着窗户睡觉。在华国锋的领导下，湘潭的毛泽东故居实际上成了全国的圣地，华国锋将周边一带也变成了旅游景点。他还在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兴建了水利灌溉工程。华国锋早在1967年初已是湖南省第二把手，在 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他成为省委第一书记。

总之，华国锋是个多面手，他具备在所有重要部门的工作经验：农业、工业、财政、文教和科技。1971年8月27日，毛泽东让华国锋担任了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华国锋从1973年到1976年在政治局的工作经历，使他得以广泛了解全国性的政策问题，同时有机会结识其他高层干部。他没有外交经验，也从未在正规军工作过。在1975年1 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副总理和公安部部长。

华国锋不属于出类拔萃的领导人，但在毛泽东看来华国锋是他的政治运动的坚定可靠的拥护者。不过与毛泽东这位浪漫主义革命家不同，华国锋所享有的名声，来自他亲自调查研究并解决问题的实干作风。

左起：叶剑英、华国锋、邓小平

叶剑英：为邓小平复出发挥了关键作用

1971 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知道可以依靠叶剑英元帅去团结军队，因为叶有把握大局的能力和出色的判断力，人很忠诚，没有个人野心。毛泽东说过，叶帅是“大事不糊涂”。他在林彪坠机后对军队的整顿中，在毛去世后帮助华国锋逮捕“四人帮”的工作中，以及1973年和1977年邓小平的复出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叶帅是个随和的人，他能够争取到并保持背景十分不同的人的信任，这种能力广为人知。他在“文革”期间自愿选择了靠边站，没有参与到是非之中；“文革”时他没有担任要职，因此也不是受到严厉批判的对象。

叶剑英生于1897年，毕业于云南军事学院。他曾与周恩来一起供职于黄埔军校，当时林彪是该校的学生。他在1927年参加过武昌和广州的起义。在1937至 1949年的战争期间，叶剑英与周恩来密切配合，将军事环境中的具体知识运用于同国民党和外国人的谈判中。

叶剑英出生于广东北部山区的梅县，这里是客家人的非正式首府，出过很多将军和华侨。叶的祖父在马来亚做矿工，不少家人在那里经商，叶与他们在马来亚住过几个月，因此要比其他大多数军队领导人有更开阔的眼光。1949年到1952年，叶剑英在华南分局（辖广西和他的家乡广东两省）任第一书记时，华南局受林彪的中南局领导，所以他认识林彪手下的很多高层干部。叶剑英的这种特殊关系，对于他在林彪坠机后使林的亲信保持效忠起了很好的作用。

1971年10月3 日，林彪逃亡失败刚过两周，毛泽东和叶帅就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军委办公会议”，用他们认为忠于毛泽东的人取代了林彪的追随者。毛在第二天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发动肃清林彪在解放军领导层可能留下的残余影响的运动。1972年2月，叶剑英主持召开会议对林彪的错误进行清算并向军队发出新的指示。会议召开几天后，按照叶帅的指示下发了一个文件，其中列举出林彪领导军队12年间所犯的错误，以及开展军队整顿运动的内容和程序。

叶帅一直得到毛泽东的善待，毛泽东去世后他又在逮捕“四人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后来成为一个拥立新领袖的人，一个为华国锋出谋划策的可敬元老。在为邓小平1977年复出铺路方面他也起了关键作用。华国锋靠边站后叶帅也退了休，在广东家乡度过他的晚年。

毛泽东曾问：为什么好像只有陈云能搞好经济？

陈云：从商务印书馆学徒到“计划经济之父”

邓小平和陈云自1930年代起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他们都在上海，都参加了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地下党。从那时起直到1980年代，他们在党内斗争中大都站在一起。两人在1953年主动向毛泽东揭发高岗，从而阻止了中共在1950年代可能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分裂。在1960年代中期，两人都受到排挤，但也都免于灭顶之灾。

陈云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这不仅因为他在经济上的非凡成就，还因为他在高层长期任职的经历，1930年代他在使苏联接受毛泽东的过程中的贡献，他在延安建立中共组织系统的工作，他在中共占领全国的过程中建立起城市管理体制时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为了防止毛泽东在大跃进中走极端所做的努力。

陈云出身寒门，这与地主出身的邓小平形成鲜明对比。他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后由外祖母养育。七岁那年外祖母也去世了，此后他与舅舅一起生活到十四岁。他的老师在这一年安排他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当了学徒，陈云先是在印刷厂干活，后来成为店员。

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最大的学术出版商，是中国学术生活的一个中心，陈云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自学。他读书听课，参加有关外部世界的辩论。他对商务印书馆最高层的资本家挣多少钱算过一笔账，由此推算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他的计算与共产党对帝国主义的解释一致。他在世界观形成时期是上海的一名店员，他从未失去反帝热情，总担心他在上海看到的罪恶资本主义有一天会卷土重来。

1925年5月30日英租界警察向上海的人群开枪射杀了几名中国人后，陈云参加了示威活动，同年年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20岁。他发表演说，写文章，讲述帝国主义如何欺压中国和资本家如何让工人遭受苦难。

1927 年国共决裂后，陈云被迫转入地下工作，经常变换姓名和住址。他还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负责暗杀可能杀害过中共党员的国民党官员。与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过五年的邓小平不同，陈云憎恶他在1920年代的上海看到的资本主义，所以他从未去过资本主义国家，后来也不参与和西方领导人的会谈。

国共决裂后的1928年，来自苏联的共产国际代表指示中共要依靠工人，因为知识分子多数出身于地主和资产阶级家庭，不是革命运动的可靠基础。当时的中国工厂数量极少，也几乎没有受过足够教育、能够担起领导责任的工人，中共迫切需要聪明的“工人”进入领导层。陈云在商务印书馆时就是劳工领袖，又在那里的环境中受过良好教育，因此迅速得到提拔。

1933年在江西，陈云作为唯一具有“工人背景”的高层干部，很快就被提拔为政治局常委，从而成了中共的七名最高领导人之一。在1935年长征途中著名的遵义会议前夕，陈云参加了黎平会议，会议决定扩大参加遵义会议的人数，其中包括更多拥护毛泽东的人，这为毛泽东在遵义取得优势铺平了道路。遵义会议之后，势孤力单的中共为了维持共产国际的支持，需要有人与上海的共产国际重新建立联系，向它汇报中共领导层的变动；而陈云可以装扮成会讲上海话的当地商人，因此被党的领导选定前往上海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可是他到了上海后处境险恶：很多投靠国民党的前中共党员很容易把他认出来。于是他按照别人的建议乘货轮去了海参崴，又从那儿转赴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向苏联领导人汇报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尤其是毛泽东的崛起。之后，他在莫斯科驻留了两年。

邓小平在莫斯科时，那里正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而陈云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体制并制定了苏联的五年计划。邓小平去苏联时是学生，陈云去苏联时则是中共高层干部，可以跟苏联领导人交往，甚至见过斯大林。离开莫斯科后他在新疆住了半年，试图在那里建一条中苏之间的固定运输通道，但这项工作因为地方军阀马步芳及其骑兵队的阻扰而失败。后来，陈云在195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计划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与苏联顾问有着良好的关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制定了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1960年代初领导过中苏论战的邓小平不同，陈云一直与苏联领导人关系良好。他1937年底回延安成为毛泽东队伍中的一员后，负责组织部的工作。延安的局势要比江西苏区更稳定，这使他得以建立起党员的人事档案，由于当时的组织部也管着党员的个人生活，包括他们的家庭关系和婚姻，所以陈云十分了解所有中共的重要领导人。

抗战之后，毛泽东派陈云等中共高干去了东北。他们利用这个地区毗邻苏联的优势和日本人留下的工业设备，为国内战争奠定了基础。随着东北根据地的扩大，陈云领导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共在东北取得军事胜利后，陈云建立起了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应网络，为中共军队南下提供支持。

当中共建都北京时，陈云已经建立了东北的经济秩序，此后他开始主管全国的经济工作。他所面对的最迫切问题，是如同脱缰野马一样的通货膨胀—军阀混战时它从未被驯服，抗战后则完全失控。陈云采用严厉的行政处罚手段强迫商人停止涨价，但他们拒不服从，于是他转而利用市场：他把库存货物大量投放市场，使价格直线下降，从而粉碎了商人的抵抗。通过行政管制和市场手段双管齐下，中共在陈云的领导下于1952年完成了国民党和军阀多年无法办到的事情：控制住了通货膨胀。

陈云接下来的工作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体制——这必然要对重要物资供应进行控制——以及1955年至1956年对大型企业的国有化和小企业与农村的集体化。他的努力使整个经济都被纳入社会主义计划之中。从1950年代初开始到大跃进以前，陈云统一了全国的粮食收购体系，确保了从农村征购足够的粮食以供应城市。这种进步，再加上从苏联引进的工业项目，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直到1958年大跃进时毛泽东把谨慎的陈云推到一边，让计划部门失效，重创了经济。就在灾难延续之际，毛泽东又把陈云叫回来领导恢复经济。陈云在1960年代初再次恢复了经济秩序。毛泽东曾问：为什么好像只有陈云能搞好经济？

邓小平每天要看15种报纸和很多报告，而陈云只反复阅读《人民日报》。他的秘书每天只给他5份最重要的报告，他读得十分仔细。他当过管账的店员，当过把一切事情纳入正轨并监督这个体制正常运行的计划官员，这些经历都加强了他天生细心的特点。邓小平认为，军队如果等到把事情搞得一清二楚、搜集到全部必要的情报之后再行动，就有可能贻误战机。陈云则喜欢说“交换，比较，反复”。作为中国的计划经济之父，陈云多年致力于把一切搞得井然有序，所以他对这种曾经行之有效的体制怀有可以理解的感情，坚决不允许任何人毁掉他苦心经营的作品，然而它在大跃进时却毁于一旦。

陈云、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左起）等在一起。

李先念：曾担任刘邓大军的副司令员

自1954年进京后，李先念一直从事经济工作。他出生在湖北省东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7年入党，国共分裂后他在鄂豫皖根据地打过游击，后来加入了当时人数远多于毛泽东的张国焘的部队。张国焘赏识李先念的能力，提拔他当了红四军的团政委。在长征期间，红四方面军脱离毛泽东的军队西进，被当地军阀，尤其是马步芳的骑兵打得一败涂地。李先念带领其中大约1,500名狼狈不堪的士兵穿过西北地区，到达新疆时只剩下了400人。他们在那里遇到了陈云，后者为他们提供食物和医疗，使他们恢复了元气。李先念接着去了延安。

在国共内战的后期，李先念率领手下的部队来到冀中平原离他家乡村庄不远的地方。当时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遇到了严重困难，李先念利用自己的当地关系为他们提供了支持，由于这项工作他被提拔为刘邓大军的副司令员。 1949年中共获胜后，李先念留在湖北任省委书记。此后几年他又在武汉市、湖北省和中南局担任过不同的高层职务，他在中南局时曾与林彪共事。

李先念在武汉时负责处理经济问题，1954年邓小平辞去财政部长一职后，李先念便奉调回京接替了邓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李先念成为政治局17名成员之一。他与陈云不同，在外交上扮演着积极角色，他曾接待外国代表团，并有几次出国访问。例如他在1972年就陪同尼克松总统游览了长城。在外国人的记忆中，李先念是个亲切和蔼的人，很用心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此外，他不会强烈表明自己的意见，避免采取拥护某个领导人反对另一个领导人的政治立场。

在“文革”期间，李先念被周恩来留在业务组全面负责经济工作。1966年至1970年经济工作受到严重破坏，甚至没有开过党内会议讨论未来一年或数年经济计划。李先念的任务是在受到各种政治干扰的情况下维持经济的运转。不过，1970年以后，李先念得以恢复经济计划工作。李先念能被很多高层干部所接受，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周恩来手下的一名老干部，并不是因“文革”而发迹。在“文革”中发迹的人同样能接受他，因为他在业务组时跟他们很合作。在毛泽东去世前的几个月，即1976年2月到9月，李先念被迫靠边站。

毛泽东一去世，华国锋就曾派李先念与叶帅商量如何对付“四人帮”。从邓小平1976年初下台到1978年，李先念在华国锋的领导下担任副总理，负责国务院日常工作。这两年他在引进化纤和化肥厂的决定中起着核心作用，从1978年开始，他又与“石油帮”的成员一起作出了引进更多外国工厂设备的安排。1978年夏天，在华国锋的领导下，李先念在制定十年规划、派代表团出国、进口大量外国工厂设备和生产线的工作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在1978年夏天的经济务虚会上，虽然陈云无权与会，李先念还是及时向陈云通报了会议情况。

三中全会之后，当陈云批评华国锋的大干快上和过于乐观的计划时，李先念作为华国锋手下的负责干部也受到牵连。他努力保住了自己的职位，但不得不退居守势。他为自己过分乐观的估计作了检讨，将全面负责领导中国经济的工作交给了他过去的导师——40年前在新疆帮他恢复了健康的陈云。1979年3月李先念和陈云联名致信党中央，要求成立一个由陈云领导、李先念作为其副手的新的财经委员会。

胡耀邦：积极平反“文革”冤假错案，为改革开路

胡耀邦14岁便加入了共青团和红军。他充满献身精神，率性而又热情，做事全力以赴，愿意尽心尽力地帮助受迫害的同志，因此在1980年代后期，大概没有其他高层领导人拥有比胡耀邦更多的忠实崇拜者。确实，胡耀邦受人爱戴，被视为中共的良知。胡耀邦讲话时神采飞扬，十分坦率而真诚，任何其他中国领导人都难以像他那样打动听众。例如，当他回顾自己在文革中挨批或1932年被判死刑——因为同事冯文彬代为说情才免遭厄运——的感受时，都能够深深地感染听众。

就连一些崇拜胡耀邦的人也承认，他缺少最高领导人所应有的沉稳与庄重。他讲话时手舞足蹈，让人觉得他是个没经验的青年人。批评他的人蔑称他为“蟋蟀”。赵紫阳在回忆中说，胡耀邦是个致力于改革的理想主义者，但他认为因为胡耀邦从未担任过独当一面的地区领导人，所以不能充分估计政治稳定和团结的重要性。其实，胡耀邦曾短暂地担任过陕西省委书记（1964年11月至1965年6月），在那里工作时他受到了保守干部的批评，说他过分强调生产，保护干部，不抓阶级斗争。胡耀邦没有当过军队的司令员，但有些干部说，假如他当过的话，也会是一个随时准备率军冲锋陷阵的将军，而不是一个能够权衡所有利弊，作出周密计划的杰出战略家。

1952年到1966年胡耀邦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时，他的任务是动员青年人，帮助他们认识政治工作，乐于献身于党和国家的事业。他没有担负邓小平所承担的那种重任：为国家作出全面决定，维护秩序，抵御外来威胁。甚至敬佩胡耀邦的部下也承认，他不是个有组织能力的行政管理者，他也不善于保护下属免受别人攻击。批评胡耀邦最严厉的人说，他常常说个没完，信口开河，不能充分考虑影响。他过去的部下说，胡耀邦能很用心地熟悉政策，按政策办事，在这方面他要比他的批评者所说的要好得多，但他愿意给知识分子更多自由，允许下级干部以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澳洲总理罗伯特・霍克（Robert Hawke）问过胡耀邦的副手胡启立对胡耀邦脱稿讲话有何感觉，胡启立说：“可怕。”

胡耀邦1915年出生于湖南浏阳县，在左倾老师的鼓励下参加了爱国活动。14岁那年他离开学校，越过东部省界去了江西苏区。他作为“红小鬼”参加过长征，担任为老兵服务的工作。在延安他是毛泽东的宠儿之一。离开青年团的工作后，毛泽东安排他去了解放军政治部。内战期间胡耀邦在贺龙的第二方面军（后来的第一野战军）当一名低级别的政委，随这支部队一起从北路入川。1950年胡耀邦在川北担任党委书记时，邓小平作为上级就认识了他（当时，由邓小平担任党委书记的西南局总部设在四川）。 1952年六大区的干部奉调回京时，邓小平也回到中央任职，胡耀邦则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胡耀邦有一次和客人开玩笑说，邓小平看上他是因为他身高只有一米五，是唯一比邓小平个头还矮的干部。其实邓小平有很多理由选中胡耀邦：他在江西和延安苏区工作过多年，和其他高层领导关系都不错。此外，邓小平知道胡耀邦学东西很快，而且很刻苦；他精力旺盛，献身于改革，凡是能推动国家前进的事，他都会全力以赴地去做。他被公认为那一代人中最能干的干部，他从1952年至1966年一直担任共青团第一书记，其中有十年（1956—1966）邓小平恰好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在1960 年代初带职下放去湖南省湘潭市担任党委书记，后又去陕西担任省委书记，这段时间他也干得不错。1967年初红卫兵搞了一个批斗邓小平支持者的名单，排名第一的人就是胡耀邦。

1975年7月胡耀邦恢复工作后，将心灰意冷的科学家又动员起来，因为搞现代化迫切需要他们的帮助。1977 年至1978年他在中央党校时，也鼓励干部们为使党和政府在“文革”后重新焕发活力作好准备。1977年12月被任命为组织部长后，胡耀邦不知疲倦地投身于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的工作。他还领导着理论工作，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1978年12月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胡耀邦在消除不同团体的分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促进了在人事任命方面的共识，并协助起草了三个主要发言人——华国锋、叶剑英和邓小平——的讲话稿。可见，胡耀邦对党的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具备广泛的知识，他在军队工作过，还当过党的宣传和组织部门的领导。

担任总书记后，胡耀邦最初得到了所有关键领导人的支持。1962年至1964年他和华国锋同为湖南省的领导干部，此后一直与华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还得到了叶帅的大力支持，他们都是客家人，在延安时就相互熟悉。陈云也是在延安时就认识胡耀邦，当时胡是解放军政治部的组织部长，而陈云则是中央组织部部长。1978年陈云曾与胡耀邦紧密配合，从事平反冤案的工作，他在1980年也支持任命胡耀邦为党的主席。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取消“党主席”一职后，胡耀邦成了总书记。

他喜欢读书，尤其喜欢深入阅读历史、理论和文学著作，努力证明他具备与高层领导人职位相称的理论素养。工作繁忙时他连家也不回，就睡在中南海办公室里，尽管他步行就能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