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国家社科基金：钱锺书都拿不到

大学里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召开的学术会议。

        7月公示的《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一批）立项名单》引人注目，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研究系列当仁不让排在前列， “军费管理制度改革研究”等入选课题也彰显着社科基金的现实维度。

        承载意识形态是国家社科基金不可避免的，而我们不禁好奇，社科基金的申请遵循怎样的规则？怎样的课题和学者会成为赢家？其公平性如何？会不会成为学术体制内既得利益者的游戏？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日前采访了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的若干专家，从中了解了社科基金申报和评审等运作情况。

制造新国家话语的不可承受之重

        一位资深评审专家告诉记者，虽然在评审中不会过多地关注意识形态的问题，但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会严格地筛选选题，小心把握尺度是必要的。

        比如研究儒家的现代政治实践这样的一些课题可能就不会通过。在哲学这个领域，跟宗教有关的研究也比较难获得体制内的承认。因为宗教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所谓的西方对华文化渗透的问题，除了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外，佛教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即使是与宗教相关的研究课题，也会直接回避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

        实际上，一些理论性的课题或多或少都会跟意识形态有一些关系。以历史研究为例，近现代史跟现行的意识形态的关系尤其密切。有学者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后，原本构建得非常成功的一套中国近现代史的话语体系已经被瓦解，或者说至少已经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历史是要讲求真相的，关键在于在了解了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如何去构建新的话语体系。而国家社科基金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让学术界的人把这套话语体系重新建立起来，因此必然会在申报公告中要求学习习近平的讲话等，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防范。”

        该专家说：“有很多和意识形态有关的课题，空话、套话比较多，但并没有真正联系实际，解决我们社会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说市场是要起决定性作用的，但现在又不断地强调崇德向善，这两者之间到底能否内在地一致起来，在内在逻辑上还有待完善。

既得利益者的游戏？

        国家社科基金的申请成为一些学者的痛，有人学问出名却从未申请成功，这些人是体制内的失败者，在学院内必然落入自说自话的境地。而是否一部分学者霸占了话语空间，在正反馈中越走越远？

        申报人的身份和声誉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比较知名的学者立项成功的可能性也会更大。资深人士透露，“大学里面，真正能通过做学术生活得比较好的、感到这个工作是有荣誉感的，最多占百分之十五，因为绝大部分资源都掌控在他们几个人的手里。如果把到2011年为止的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负责人的名单找出来，这里面至少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都是大学者。”

        而在选题方面，通常是符合学术界主流观点的课题才会被批准。“有一些比较冷僻的，在学科中比较边缘化的课题，这些年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关注，但是在申请中要想立项还是非常困难的。”

        据记者了解，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有两大分类，一类是普通申报项目，一类是重大招标项目。这两类中还有细分：前者分为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重点项目；后者分为三批，第一批主要是和意识形态相关的，比如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题目，第二批是纯学术性的课题，第三批是一些应用性比较强的、交叉学科的题目，通常跟当下的社会发展关系比较密切，比如关于城镇化的研究。

        评审专家还会关注申报者的前期成果。评审专家在通行评审中投赞成票的数量是有限的，一般是在拿到的所有项目的三分之一左右，对于同一个课题如果有多个申请者，前期已经有过与课题相关的关注和积累的申请者进入这三分之一的可能性就更大。

        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评审分为两个阶段，先是通讯评审，然后是会议评审，后者是由全国性的评审专家委员会按学科分类进行评审的。而通讯评审的专家的选拔，按照政策的说法，是有一个专家库的，并且每年从中随机抽取一定人数。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通讯评审专家透露，评审过程中受人情关系的影响是很大的。“像我这样比较资深的专家，我一看到题目，我就基本上知道是哪个学校哪个人报的了。当然也会有人打电话给我，因为我拿到多少项目规划办都是知道的。每个省都有一个宣传部领导的规划办（全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它也会去打听这些项目是分给谁的，然后会告诉申报者你的材料可能在哪个专家的手里。有的时候甚至材料还没有到我手里，就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我的材料在你那里。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没有啊，我一份还没有拿到’。他就说，‘你不用着急，过两天就会拿到’，基本上讲的十有八九都是准的。”

        虽然这种情况并不普遍，但也难以避免。“比如说你是安徽省规划办的，你跟国家规划办的人打交道也很熟，然后我向你打听一下我们的材料放到哪里去了，如果你不给，人情上又过不去，所以就透露说是上海，具体是哪个人可能没有说。但是范围已经缩小了，然后上海有哪些专家，知道的都去打打招呼，就基本上搞定了。”

        之所以这么多的学者想方设法地要拿到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是因为很多学校规定，评副教授或教授的职称必须要拿到这一项目；另一方面，职称较低的学者在研究中资金的匮乏也是一大问题。因此，很多去申请社科基金的人往往都不是教授，而是年轻的学者，他们会更多地为名和利而焦虑。

功利化的学术研究

        关于设立国家社科基金的意义何在，有许多不同的声音。

        一方面，设立社科基金有一定的正面作用。有很多博士在毕业以后就对要继续研究什么失去了方向，而申请项目的压力也会给博士生带来动力，促使他去考虑下一步的研究方向。而且基础文科的经费在很大程度上给学者开展学术活动提供了一个经济基础，对申请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和鼓励参加学术会议等等，都是有一定帮助的。另外，设立社科基金也可以促进对于同一个问题的研究不断去探索新的角度、新的眼界和新的方法。

        另一方面，社科基金也存在很多负面作用，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学术的功利化。不论是为了评职称，还是为了对生活有所改善，都是出于一些功利的意图，能否拿到国家社科基金成了评价一位学者的学术能力的重要指标。

        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那些完全出于个人兴趣而做研究的人，他们的兴趣会受到压抑。因为要想申请社科基金，必须尽量靠近主流的学术界，但有可能申请者内心里其实并不认同那些主流的观点。资深人士指出，“按现在课题的评审标准，像钱锺书的《管锥编》是没法得到批准的，因为它不符合通行的一套研究体系，是杂志性的一个东西，但我们不可否认它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一些比较冷僻的课题，可能在现在看来是完全没有价值的，而且操作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有人会对它很有兴趣，这些课题实际上是需要有人来慢慢研究、一步步地积累的。“这样的课题，在学者有限的学术生命之内，可能很少会有更多的进展，因为资料的发掘本身非常困难。但是这个事情是需要有人不断来做的，这样将来资料才有可能完整。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规划之内所不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