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祭︱封疆大吏如何备战甲午？

        甲午中日战争是国人一直着力关注、讨论、研究的大事件，对它的来龙去脉、经验教训已有充分认知。但是，以清朝地方督抚的备战为重心，延伸至地方与地方、地方与中央的备战交往情况，仍值得我们注意。其中，清朝重臣刘坤一和张之洞两人的角色转变很有意思。1894年11月，两江总督刘坤一被清廷诏令进京，随后授命钦差大臣节制全军；湖广总督张之洞代而署理两江总督。以此为界，二人的经历正好包括了地方督抚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两种备战模式。

“合办江防”：地方备战的名与实

        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之前，远在南方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对战事的关注不高。甚至在丰岛海战爆发前一周，张氏担忧的仍是“东事实情若何，东洋煤不来，江南水陆日需煤不少”。此时日本已禁止向清输出煤，汉阳铁厂却极依赖相对优质的日本煤。故张氏焦虑于铁厂的运转，询问刘坤一“作何筹备”。不过，这一时期清朝极力克制战端，备战还不是南方督抚的职责重心。

        两国宣战后三日，清廷旨令两湖、江苏、安徽等地联为一气，合力筹备长江防务。南方督抚的职责重心为之一变，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开始了联合备战的交往。该旨令实际是应两江各督抚的请求而发，意在以两湖的兵力、财力来援助两江备战。以往遇有战事，各省多有请调他省之兵协防的举动。

        但是，政令的初衷与实际执行未必一致。8月10日，张之洞电奏清廷，声言合办江防“断不稍存畛域”，却委婉推辞说江南兵力如果不够，“江西、安徽邻省调拨较便，添募亦易”，打心底里不想优先援助两江。

        “合办江防”的电旨没能实现两江的意图，反倒成为张之洞向刘坤一求援军火的理由。据所见资料来看，张之洞向刘坤一借拨军火大致有3次。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张之洞先后借到了80磅炮3尊、40磅炮2尊、雷药若干、林明敦枪一二千枝及弹100万颗等。张氏的理由很充分：“鄂省沿江应遵旨筹防，然并无一台一炮，何从措手？”既然是朝廷要求，那便可光明正大地奉旨找两江借军火。此外，因湖北枪炮厂刚告成立便遭火灾，张氏不得已，还请刘坤一转令江南制造局代造军火250磅炮及100磅快炮各2尊，毛瑟弹50万颗。张之洞多次借用“合办江防”的电旨以求援两江，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收获。

        清廷“合办江防”电旨的初衷是各省协力备战，却被督抚们巧妙地为己所用，成为巩固自身防区的幌子。他们的积极备战固然不能被否认，但一致对外的背后私心很重。因为此时战局暂不严峻，清朝地方大员的备战交往还算融洽。比如远离战火前线的两广、陕甘均愿援助张之洞军火，刘坤一所辖两江也对台、闽、浙等省施之援手。大体情况是军情尚缓的腹地省份支援面临战争危险的沿海前线，但两江援助两湖是个例外。无论开战前后，刘坤一都认为长江上游内地“似不必过于张皇”，“下游一带门户重重，上游仅可以静制动；惟内匪且须加意耳”。即便如此，刘坤一援拨张之洞的军火不算吝啬，给予了最大可能的支持。但张氏太过顾及自己辖区、不愿配合两江的用心，精明老练的刘坤一也看得清楚，在给老友冯锡仁的私信中言及“香帅（张之洞）天性，非弟所敢进言”，颇有深意。各地将“合办江防”的电旨用作各自保留实力的工具，那地方与中央的备战交往又将如何？

北上或请留：清廷与地方的军火博弈

        随着战局恶化，以淮军为主力的清军与日军的海陆交战均溃败，朝野要求起用湘军领袖刘坤一的呼声渐起。11月2日清廷召刘坤一进京，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12月28日刘氏被授命钦差大臣，所有关内外防剿各军均归节制；实际却处境尴尬，徒具空名。清军主力淮军不在他的实际掌控下，湘军亦分属各员统领；统兵决策仍由慈禧、光绪和督办军务处控制；援兵拨调及粮饷支配归各省督抚负责。无奈之下，刚离任不久的刘坤一将两江视作了救命稻草。本系旧属的两江是清兵财、物的重要供应后方，主力湘军亦多驻江南。手头无兵的刘坤一作为转而向署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调兵借军火；二人身份也有改变，节制全军的刘坤一作为中央官员，与地方大员张之洞的备战交往，变成中央与地方的博弈。

        刘坤一与张之洞的备战交往并不顺利，引发争执的导火索是江南马、步20营北上一事。12月30日刘坤一接受“钦差大臣”任命的同时，奏调李占椿统率果胜军、杨文彪统率健胜军、万本华统率常胜军各5营及陈凤楼统率马队3营、清淮马队2营，以此湘军作为守山海关的重要兵力。清廷对刘氏的奏请一概满足，即令张之洞遵办。

        刘坤一奏请的用意绝非调拨数营兵将如此简单，实际这与南洋军火如何分拨中央及地方息息相关。中日战事起后，时任江督的刘坤一曾向英国订购两批洋枪：第1批枪械内有10400杆马梯尼枪、1000杆毛瑟马枪；第2批枪械是10000杆比国快枪。11月初刘坤一被召进京，两批枪械都在运输途中。因此，他在赴京之前与张之洞商量好了军火分拨的最初方案：每批枪械都是一半援拨刘坤一、一半留给两江。12月第1批洋枪运来，署理江督的张之洞如约将马梯尼枪分拨刘坤一、两江各半，毛瑟马枪全归刘氏。

        但刘坤一奏调江南马步20营北上，却将原本公平的分拨方案在实际执行中偏向了自己。应归两江的5700枝马梯尼枪，张之洞发给了负有长江防务重任的李占椿、万本华及杨文彪各5营各1000枝。随即，刘坤一便在奏调中强调这3军“携带原有枪械”——即张氏新发马梯尼枪，赴山海关听候差遣。这自然不是巧合，刘氏意在3军新械尽归己有。若成行，刘坤一将占有此批洋枪中的85%，南洋只剩15%，与此前两方各半的方案相差甚远。

        刘坤一巧费心思地借调拨兵将以图占尽军火，让同样精明的张之洞大为不满。刘坤一在奏调不久，再要求调遣两江的张桂林5营赴锦州。1895年1月6日，张之洞借此致电总理衙门，以江防紧要为由，拟请派张桂林5营北上而留杨文彪5营；或在杨文彪5营与刚到镇江的丁槐军中选一军北上。这一电报看似不与刘坤一的奏调冲突，却尽显张之洞的策略。第一，张之洞请以张桂林军“替换”杨文彪军，是一箭双雕的举动。除此前清廷允调20营外，刘坤一拟再调张军5营北上，若成行则南洋将派25营北上；杨军刚领新到1000枝马梯尼洋枪、配备较全，张军系旧式军械。若留杨军即可确保南洋只出20营兵力而非更多，也保住一批新洋枪。第二，张之洞将丁槐军算作江南兵力一策更是精明。奉旨北上的贵州古州镇总兵丁槐一军，本与江南无关。张之洞拟请从杨文彪或丁槐军中选一军北上，是视丁军隶属南洋作为筹码。因丁军实为4营，且所配枪械不如杨军。若以丁军充杨军北上，南洋实际派出的援军将只有14营，且仍可留住杨军新枪。由此可知：张之洞如实听命于电旨为下策；以张桂林军换杨文彪军为中策；将贵州丁槐军算作南洋兵力为上策。清廷最终同意了张之洞的中策，令张桂林5营代替杨文彪军、即共计江南马步20营北上。由此，张氏不仅少援助刘坤一5营兵力，亦保住了1000枝新枪，使得第1批洋枪中南洋的占有率提至约24%，但与各自50%的分拨方案仍有差别。

        刘坤一破坏原定方案，实是迫不得已。辽东局势日益恶化，旅顺、大连、凤凰城等要地先后失陷，日本第一、二军分两路向山海关进逼。随战事压力而来的是廷臣对刘坤一及湘军的更高期望。刘氏在京几乎每日与督办军务处的王公大臣商量军事，诸公数次催促其出关；京官亦多纷纷上疏请刘氏启行，甚至“语甚尖刻”。但刘坤一迟迟不愿赴前线，处境之难，时任总理衙门章京的汪大燮一针见血：刘氏是“虽俾以空名而不俾以权”。    

        这番窘境下，刘、张因兵将及军火调遣所积累的矛盾有了一次总爆发。1月9日，刘坤一致电督办军务处，直指张氏“私心惴惴，窃以自危”，甚至提出更换粮饷及军火的筹备方，对张毫无信任。迫于军情紧急，张之洞主动与刘坤一言和，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并称南洋军火全听刘氏“明晰指示”。面对南洋“为北军之全局后路”这一实情，刘坤一也退一步，改口称“弟后路惟靠南洋，惟仗大力，决无异议”。至此，刘、张二人关系才略有缓和，此后调遣兵将、拨解军械均属顺利。

备战体制与权力格局的反思

        从中日战争的结果来看，地方督抚之间、地方与清廷的备战交往是失败的。刘坤一和张之洞以自身利益为基准，以国家大局为底线，做了不太成功的备战交往。究其原因，在于备战体制的落后。平日地方各自练兵筹饷，清廷缺少强大的中央军队与财政基础。一遇战事，地方在负责本区域防务的同时，还需为中央调拨精兵良械、供应粮饷开支。于地方而言，这是折本的差事，对中央的支援自不会积极。再深究则是受“内轻外重”权力格局的影响。中央权力削弱，地方势力扩大。中央对地方的旨令，被地方或明或暗地扭曲再诠释。因清廷在统一政令上的乏力，地方之间、乃至与中央，均各怀心思，致使无法真正合力抗战。这也是战后清廷数次以编练新军为名而收归地方军权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