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音︱文载道卖友救妻？——与傅葆石先生商榷

        读了“澎湃新闻·私家历史”7月6日刊出的《沦陷时期上海文人的选择：退隐，反抗还是合作？》一文之后，我很有一些疑问，仔细查对之下也发现一些问题，现在把它择要写下来。

        傅葆石先生的这篇文章是根据他6月12日讲座的录音整理出来的。这场讲座的话题主要还是就傅先生的著作《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所展开，但所讲到的与书中所写到的实互有侧重。我细看了一下全文，初步感觉存在一些错漏，但因为文前特别注明了它是“澎湃记者根据录音，整理出来以飧读者”的，怕这些错漏是整理时产生的，所以我又专门找到“思勉讲座”挂在网上的此次讲座录音（http://jiangnanxue.com/lectureDetail.asp?newsId=791）对照着来听了听。以下就我比较了解的部分，挑其中一段，来略微评说一下文中的纰漏之处。

        如傅先生在讲座中说：

        陶亢德，研究近代文史的人都知道，他跟着林语堂、周作人，在战前就搞《宇宙风乙刊》，搞《论语》，搞《太白》。他不喜欢大文人，什么名人，他有一点点的小名气，他提倡一种小品文，提倡大时代里面给人留下一点空间可以追求自己的自由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陶亢德喜欢明朝历史。1982年，我当时在华师大访问了几位中文系的教授，还有柯灵、徐杰，他们都认为陶亢德绝对是汉奸。因为陶亢德最早参加汪伪政府，开始办大公党书局。他还参加了一个最重要的抗日杂志叫《鲁迅风》。自抗战以后，他逐步改变文风。

        核查录音，傅先生确实说到了陶亢德办过《太白》杂志。不过事实上，陶亢德虽然参与编过《论语》和《宇宙风》（录音里傅先生其实没说“乙刊”二字，但《宇宙风乙刊》确也是陶亢德办的），却跟《太白》没有关系。《太白》是陈望道在1934—1935年间主编的刊物，那时候该刊同人正视陶亢德参与编务的《论语》、《人间世》等杂志为“帮闲文学”，旗帜鲜明地与之对抗呢！若说陶亢德编过《太白》，岂非搞错了阵营？

        “陶亢德喜欢明朝历史”的话，也不知从何说起。近来我正帮助友人祝淳翔先生一同梳理陶亢德的文字，我们全然没发现陶亢德关于明史写过什么文章。即便傅先生想论定《古今》这一批文人“都对明清历史、明清小说很感兴趣”，但陶亢德的明史知识恐怕也远远难与金性尧、周黎庵等同侪相提并论吧！

        文中颇有一些误字，如“许杰”误作“徐杰”，是记者整理录音时的问题。还有一处“大公党书局”亦属整理有误，录音中傅先生的原话说的倒是“大东亚书局”，但他也说错了，这个书局的名字实际上叫太平书局，陶亢德与柳雨生主持该书局的时间实在1943年。按汪伪政权于1940年建立，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在1941年年底，陶亢德主持汪系《中华周报》是1942年的事，后来他主办太平书局，过了没几年汪伪政权就覆灭了。陶亢德在孤岛沦陷后“落水”，怎么能算作是“最早参加汪伪政府”呢？

        除了史料的列举，讲座中傅先生论证陶亢德是“汉奸”的逻辑也有些奇怪。从傅先生的言辞来看，他好像是通过1980年代对一些老人的访问而得到这个结论的。其实陶亢德在1946年因“文化汉奸”罪被当局判刑是件极重大的史实。在这种是是非非的问题上，何以舍弃这件史实上的直接证据，而要以一两个当事人的言论去判定一个人的政治面貌呢？恐怕未尽妥当。

        当然了，平时谈话，必不能完全如写文章一般严谨。以上所谈也仅是就其中一个段落，稍稍纠正不严谨的错误之处而已。但《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原书中，也还存在一些史料把握上的偏差。这类偏差看似不大，但鉴于要论证的结论或多或少要由史料引出，史料本身若未能把握踏实，就可能造成更大的误解。这里也只挑一段来节略说说吧！

        该书中译本（张霖译，刘辉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8月版）第177—178页言：

        1941年12月，文载道和他的妻子都被捕了。为了逃脱刑罚，从犬牙下救出妻子的性命，他向“76号”供出了名单。他被释放后，又哄骗柯灵等友人改变立场。为了活下来，他付出了背叛朋友和国家的代价，这种罪恶感在整个沦陷时期一直萦绕在他心中。为什么他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忍受刑罚？为什么他这么快、这么现实地就屈服了？1941年后，他为自己的妥协而感到羞耻，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辱斋”。

        原书注释中还标明了详尽的出处，比如“关于文载道的附逆，见我与钱今昔教授的通信，1987年2月8日”；“关于柯灵对文载道的施压，见他与柯灵的通信，1987年6月21日”（按这句话译者几乎全译错了，检英文原著，此处作“on Wen's coercion of Ke, see correspondence with Ke Ling, June 21, 1987”，当译作“关于文载道对柯灵的施压，见我与柯灵的通信，1987年6月21日”——引按）；“辱斋”的得名缘由则见《风土小记》。

        前引的那个讲座记录中，也有类似的话：“他（指文载道——引按）的夫人据说被日本人抓起来，（日本人）放狼狗去咬他的太太，逼他投降。于是，他投降了，并且说出了很多重要中国文人的名字。”

        钱今昔先生与傅先生通信的具体内容，今尚不得而知。不过柯灵先生与傅先生的通信已公布了，其中1987年6月21日柯灵写给傅葆石的那封信中正说到:

        您问到几个人的政治问题，我难于很好的回答。我一直有个缺点，就是不爱打听别人的事，因此了解得很少。文载道、周黎庵确实是落了水的。文载道首先主动到七十六号自首，还自告奋勇，来动员我去“登记”，我拒绝了，自此和他绝交，至今再没有见过面。他在敌伪方面担任什么工作，我不了解（后来据周黎庵说，是陷得相当深的），但公开为敌伪刊物写文章，出书，参加各种集会活动，非常起劲。

        以上据《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4期所载柯灵《致傅葆石信（1987—1993）》引用。文末有编者注，略谓柯灵致傅氏1987年6月21日的这一信虽早已收入《柯灵书信集》（编者注误写作《柯灵通信集》），但当时有多处删改，这里发表的才是原信。经核查，以上说文载道周黎庵等人“确实是落了水”的话，原也在删改之列。这是引用时需要说明的。

        了解了柯灵本人的叙述之后，姚芳藻《柯灵传》（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版）中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柯灵的一次遭遇的具体所指，也就很明白了：

        柯灵像一只惊弓之鸟，感到随时有被逮捕的危险，每天提心吊胆，生怕日本人突然闯了进来。就在这个时候，他在报上读到一则消息：汪伪特务组织七十六号魔窟刊登的限令抗日书籍上交及抗日分子登记的通告。受伤的心更是七上八下震动不已。显然，敌人已经展开攻势，他将如何处置呢？登记吗？不，登记就意味着投降，意味着落水附逆；不登记吗？不登记就要冒着人头落地的危险，怎么办？权衡轻重，横下一条心，决不登记，宁可杀身成仁，绝不屈膝投降。而正在这个生和死，真理与邪恶交战的时刻，却有一位朋友来访。这位仁兄原是青年作家，以擅长写杂文著称，他的杂文揭露日帝罪恶，抨击汪伪丑行，笔力遒劲，犀利泼辣，在文坛颇负盛名，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世纪风》上发表的。在“鲁迅风”论争中，他与柯灵站在同一条战线。他的来访，柯灵自然十分高兴，哪里想到他开门见山，劈头第一句话就令柯灵大惊失色。

        “我去登记了，我也思想斗争过。但我想，我们写了这么许多抗日的文章，日本人、汪精卫怎么会放过我们呢，还是登记了，太平些。”

        柯灵越听越不是味道，奇怪这位作家怎么会变得这么快，他在文章里所宣扬的慷慨激昂的抗日思想都到哪里去了呢？而他还在侃侃而谈，柯灵侧目视之。

        “他们倒还客气，和我聊了一会，谈到了你，他们要我劝你去登记，我拍胸脯向他们保证，一定拉你去登记。”

        柯灵气得跳了起来，勃然大怒，脸涨得通红，他还从来没有发过这么大的脾气，破口骂道：“你还有脸来见我，你知道你干了什么？你落水附逆，还要来拉我！谁要你拍胸脯的？我绝没有你这样的朋友，我不要再见到你。”

        朋友被骂得也是满脸通红，狼狈地走了。

        这里细节更多，前来劝柯灵去七十六号登记的这位青年作家，指的当然也就是金性尧（文载道）了。这本《柯灵传》的编写得到了柯灵本人的首肯，作者的写作不仅得到了柯灵在资料上的大力帮助，更能多次获与柯灵本人长谈，柯灵在生前也看到了这部《柯灵传》的全稿。所以这一节外人不可能知晓的细节描写，相信亦是来自柯灵本人的叙述。

        其实回过头来看金性尧当时的举动，意图很明显，就是作为知名作者和编者，在形势变化下难免还要抛头露面，为免不测，便去七十六号登记“以保平安”。不过依我看，他向七十六号为柯灵打保票的行为恐怕不是“背叛朋友”，甚至还是想帮柯灵共度难关呢。但是金性尧、柯灵二人的政治理念终究是不一致的，行为上的相对利弊和政治道德上的正误取舍，一定会使不同的人在看待同样的事情时产生不同的观感。

        主动登记这件事，若被说成是“自首”（柯灵语），尚算容易说通。可是从柯灵的话里，我们又哪里能够看得出金性尧“供出了名单”、“被释放后，又哄骗柯灵等友人改变立场”的意思呢？而关于这些情节的所据，傅葆石先生倒确有一个说法，说是因为1941年12月金性尧和妻子同时被捕，要“为了逃脱刑罚，从犬牙下救出妻子的性命”，金性尧才“供出了名单”、“背叛朋友”的。这样的叙述，看似顺理成章，但细看金性尧自己的记述，却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按金性尧在《〈文史〉琐忆》中回忆说：

        1944年夏天，日本的败局已定，在某一天清晨，日本沪南宪兵队的军曹甲斐，从里弄的矮墙上爬了下来，然后打开前门，将亡妻武桂芳捕去。我先去找亡友亢德，他也没有办法，只是郑重叮嘱：“对日本人，铜钿千万用不得，知道么?”我很感激他的盛谊。

        我离开后，又至《新中国报》去找鲁风，因为袁殊在苏州。我将经过说了一说，鲁风竭力安慰我：“这种事，我们见得多了，你放心，我们一定给你想办法。”他想找李思浩去保释。

        吃过中饭，我到旧贝当路沪南宪兵队去问甲斐，问他为什么要捉武桂芳？他在纸上写了似通非通的五个字“延安责任者”。我要求见见面，他不答应。这时是下午，我还在《新中国报》，得到家里的电话，说是已经出来了，却是经过一番灌冷水、抽皮条的摧折之后，所以，她在解放后的上海延安中路上，第一次看见太阳旗，就是一肚皮气，连展览会都不进去。

        这件事的经过金性尧写得很清楚了。《星屋杂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在编入此文时，编者金文男在开头的“1944年”后面还加了个编者注，说是“应为1945年”，想有所据。当然啦，1944年也罢，1945年也罢，这里所写的武桂芳被捕，终究不是1941年12月的事，更不是与金性尧“同时被捕”。而“放狼狗”之类的细节，不知傅先生是来自谁家的“据说”，可不可靠呢？

        我在想，傅葆石先生是不是轻信了一些“据说”，然后错误地理解了一些史料，而把以上这一系列的事情都缠夹到一块儿去了呢？

        此外，关于金性尧书房“辱斋”的得名，傅葆石先生也有个解释，说是1941年后“他为自己的妥协而感到羞耻”才取此斋名，并标注出处见《风土小记》第69页。我检原版《风土小记》（太平书局1944年6月版）复查此处，却不在第69页，而在第68页发现了这样的话：

        寒斋初名屠嚼斋，旋改星屋，今又易为辱斋，盖自乱战以还，聊以志感而已。

        原来金性尧的原话里，“辱斋”只是“盖自乱战以还，聊以志感而已”。从汉字的意义来讲，“辱”只是自己受辱，不大含为一己之行为而感羞耻之意。然傅葆石先生将“辱斋”英译作“Studio of Shame”，并作了“doubtless ashamed at his compromise”（见英文原著）的解说。傅先生并非不懂中文，但这解说好像真有点根据英译名望文生义的味道了。

        还有个小问题附带在此一说：傅葆石先生在后文中说到周黎庵“也和文载道一样，把自己书房的名字改做‘疚斋’”。仿佛“疚斋”“辱斋”适成一对。实则“疚斋”是冒鹤亭（广生）先生的别号。冒鹤亭先生取“疚斋”一号久矣，沦陷时期，他在《古今》等刊物撰文时也每每以“疚斋”自称，与周黎庵也是认识的。周黎庵颇敬重“鹤丈”，何敢与老人取个一模一样的室名呢？这究竟是傅先生的一个天大的误会，抑或是别有出处，还真要请傅先生指教了！

        傅葆石先生在《灰色上海》的中译本序中说，他希望这本书能为读者带来新知识新视角。持平地说，《灰色上海》确实给读者提供了观察沦陷区文坛的崭新视角，很有见地，然而书中的“新知识”是否正确？须知运用新视角，也要立足于正确理解史料。若对基本史实都不加甄辨，又怎样去阐述历史真相呢？

        以上在讲座和专著中各挑了一段叙述进行商榷，是基于史实要搞清楚的原则而发，非是敢对前辈的著作过多妄责。况且《灰色上海》是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酝酿并写成的论著，由于时代局限，错漏也可理解。但若傅葆石先生能以今天的眼光，对《灰色上海》一书中过去的错漏之处再稍作修订补正，使得该书尽善尽美，自然是更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