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陆扬：《剑桥中国史》为什么很少邀请中国学者

        【编者按】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陆扬先后师从季羡林、杜希德、余英时，1999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对中外历史学界都有亲切而深入的了解。近期，他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的采访，主题是《剑桥中国史》的编撰情况，现将访谈内容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澎湃新闻：《剑桥中国史》的编撰一直以来都颇受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目前，尚未问世的魏晋南北朝卷和隋唐卷下卷在中古史研究领域倍受期待。请问目前的编撰进度如何？

        陆扬：唐史下卷刚刚开始筹划，最近与剑桥出版社签订协议，具体章节和撰写人选也基本确定，撰写工作可以说已经开始了。据我的了解，下卷主编是纽约州立大学的邓百安(Anthony DeBlasi)教授，将有十余位学者参与撰写，以海外的中青年学者为主。从内容来看，这一卷与上卷区别比较大，是分门类地具体讨论唐代的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目前的计划是最晚2016年交卷，时间很紧。我也受邀撰写有关唐代官制的章节，不过还未最后确定。

        魏晋南北朝卷据我所知也已经开始做了，中国学者中，荣新江老师和侯旭东老师都会参与。

        澎湃新闻：一些学者曾表示过担忧，认为就目前西方中古史研究的现状来看，魏晋南北朝卷和隋唐卷下卷的撰写遇到一些瓶颈。请问是怎样的困难呢？

        陆扬：主要是撰写人才的缺乏。从近期的情况来看，西方的唐史研究比较薄弱，跟中国甚至日本学术界的水平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当下西方唐史研究虽也有一些很不错的学者，但整体上还是较弱，无论从材料的掌握、学术的传承、还是观点的提出方面，都有所限制，研究的侧重点也很不平均。当然中国的唐史研究也有自身的问题，比如研究课题比较细碎，缺乏创新的重复劳动较多，也不太注重新框架的建构，但总体上的广度和深度不是目前西方可比。

        其实西方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情况跟唐史是很类似的。就西方对中国史研究的总体状况而言，上古史的投入较多，成果也比较多，宋史和明清史也都有一定积累，唯独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五代这个时段的研究相当薄弱。不过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扭转，美国和欧洲出现了一些相当有潜力的年轻学者。今后随着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深入，这一状况很可能得到扭转。

        

        澎湃新闻：您提到西方的魏晋南北朝史和唐史研究比较薄弱，这种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陆扬：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西方的魏晋史和唐史研究，尤其是唐史研究在很多方面其实都领先一步。这从《剑桥中国史》的隋唐史第一卷翻成汉语后在中国唐史界产生的效应就可以看出。但80年代以后，这一领域的研究群体变得越来越少，这有偶然的个人因素，比如重要学者的退休以及原先培养唐史研究人才的学术重镇的失去等等。但同时与西方中国史研究整体的基本功训练不足也有关系，学者阅读传统文献能力越来越弱。当然这种情况其实在中国国内学者中也存在。

        

        澎湃新闻：可以说80年代以后遇到了人才断层么？

        陆扬：有这种情况，但不是简单的人才断层，而且也并非魏晋和唐史研究领域独有的现象。我想原因至少有两方面：一是历史的原因，另一方面与可使用材料的性质转变有关。近年来通过考古发现，我们看到了魏晋和隋唐时期的大量文字和非文字的新材料，这类材料在90年代以前相对比较少，这使现在的魏晋和唐史研究必须更多照顾到这些新材料和传世文献之间的关系，这对学者的能力无疑是一种很大的挑战。当然这种挑战东西方学者都面临，但中国唐史学者有一定的优势。不过这么多新材料也需要时间消化。西方的宋、明、清时段的史学研究比较强，与这些断代可利用的文字材料丰富多样有很大关系，使学者更容易进行一些视角和方法上的开拓，魏晋和隋唐这一段则比较难。

        

        澎湃新闻：中国的中古史研究一度名家辈出，《剑桥中国史》为何不邀请更多的中国学者参与呢？是因为这部书需要反映西方学者的学术立场么？

        陆扬：《剑桥中国史》在开始撰写的时候就非常国际化，并不是说要特别强调西方学者的学术立场。较少邀请中国的学者，主要还是受到两个限制：一是要用英文写作，这是语言问题。此外就是学术传统的问题。

        《剑桥中国史》虽然着眼于国际化，但也希望反映西方学术背景下的研究特色，这并不等同于西方的学术立场。学术特色是指西方史学界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在研究形成的特点，比如关注哪些层面，借鉴哪些方法等等，其中当然也或多或少会包涵着某些立场，但更多地是反映学术传承的特点，这种特色是客观存在，无法避免的。

        

        澎湃新闻：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剑桥中国史》的魏晋南北朝卷便邀请过唐长孺先生。

        陆扬：是的。杜希德先生早就知道唐先生是无法取代的权威，特地托付余英时先生代为邀请，但是唐先生未能答应，这也许是时代的原因。但这说明像唐先生这样的中国学者原本就是在被邀请之列的。

        事实上，上古史卷的最新一本，就有好几位台湾学者受邀撰写。宋史卷也有几个章节有包括日本、中国台湾在内的亚洲学者参与。其实这里面存在一个实际的问题，这些参加写作的亚洲学者需要能胜任英文写作或至少熟悉英语的学术写作。因为这个工作只能润色，而最好不要翻译。从现在的学术标准来看，翻译的方式也越来越行不通——时间难以控制，中间周折也多，从学术运作上看不甚合理。结果就是，如果西方在某个领域内没有特别出色的学者，则相关领域的章节放在书里就会显得很薄弱。这是一种两难。

        

        澎湃新闻：您的意思是主要是语言问题？

        陆扬：语言问题背后更深层的是表述问题。中国学者的论述风格与西方学者很不一样。有时哪怕是非常好的中文学术论文，如果逐字逐句翻译成英文，也会难以卒读。如果要翻译，基本上等于全部重写一遍。而且翻译过程中也常须大幅度调整中文的篇章结构，过程很复杂。

        因此，《剑桥中国史》邀请的中国学者基本上都要有海外深造的背景，比如汉代请邢义田先生写。如果没有海外背景，也要能熟悉英文的论文写作模式，先中文撰写然后翻译的办法终究只能作为权宜之计。

        澎湃新闻：西方学术界在进行学术评鉴时，如何看待《剑桥中国史》的撰写呢？

        陆扬：《剑桥中国史》的学术性很强，在中国史研究的范畴内有相当大的影响，有时还会作为教材用于课堂教学。但是，它在西方的学术评鉴体系中是有变化的。在我读研究生的时代，这部书虽然地位很高，但是著名研究型大学在学术评鉴时，并不把它的撰写当作重要的贡献，到上世纪90年代末都是这样，有些学校至今如此，因为他们认为《剑桥中国史》综述性比较强，不是原创学术成果。

        其实，这种评鉴的标准并不合理，因为它是以西方史为内容的剑桥史为参照的。西方史研究在西方是主流，成果非常丰富，剑桥西方史是把这些成果加以综合，用一种学术的方式表述出来，因而学术的原创性较少。而西方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则完全不同，一些领域的积累并不多，剑桥中国史许多章节从学术角度来说甚至是相关领域研究全新的开始。

        据我所知，隋唐史第一卷中的很多章节就是取自当时撰写者的博士论文，他们在把最重要的成果写入书中后，就无法再用同样的章节撰写专著了。我记得多年以前，导师杜希德先生就希望我撰写新一卷隋唐史中唐代地方制度一章，都签了合约，当时韩书瑞教授就力劝我不要接受导师的这个邀请，理由就是从学术评鉴的实际利益看得不偿失。所以说，《剑桥中国史》当年的原创成分要超出剑桥欧洲史这样的著作，原先的评鉴标准并不合理。最近几年，这种情况已有明显改变，美国研究型大学越来越重视它的撰写，在进行学术评鉴时也会将它看作重要的学术贡献。

        

        澎湃新闻：与中国的通史相比，您认为《剑桥中国史》有什么比较明显的特点？

        陆扬：由于撰写时间跨度大，《剑桥中国史》自身的学术风格有时也不甚统一，比如明史第一卷和第二卷就差别很大，清史卷和费正清的晚清史卷也不一样。这都和学术观念和研究重点转换有关。

        《剑桥中国史》最大特点是注意到很多中国写通史忽视的层面，视角也往往比较新颖，以及多方面把握材料的能力。此外，很多撰写者精通日文，对日本史学成果的把握远远超过中国学者。特别是明史研究方面，能广泛吸收中国和日本的研究成果。

        当然，中国的通史写作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制度史的研究。在历代的财政制度、政治制度方面，中国学者有比较深厚的研究积累。不过，政治制度史方面有时又有过于机械的毛病，这和我们的史学框架有关。

        

        澎湃新闻：《剑桥中国史》从1966年开始筹划撰写，到现在已经快50年了，为何还没有完成？

        陆扬：西方的学术出版物很多都要花费很多时间，《剑桥中国史》并非特例。因为很多人撰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术工作，中间会拖延，会改变，会有意外情况。剑桥中国史每卷大约有十几位学者参与，写作周期一般在五年以上。主编在内容、文字等各方面都要提出意见并修改。

        我的老师杜希德先生曾经是《剑桥中国史》的主编，尽管有的卷不是他的专业领域（如宋史卷），但是很多章节他几乎是通篇文字加以修改。主编下面还有专门负责编辑的小组，不看内容，专看是否有语病、意义表达是否充分，负责文字修饰的工作。总之，一个是主编，一个是文字编辑，合作修改各个章节，此外还要作者进一步修改，中间很费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