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巍专栏：他们为什么 “不领情”？

        今年三、四月间，围绕两岸“服贸”协议，台湾岛内爆发了所谓“太阳花学运”。有那么一两个月，与很多大陆人一样，笔者的感觉就是三个字：不、理、解。为何大陆方面主动让利，台湾同胞却并不领情？为何两岸经济社会互动近年来日益频密，台湾社会对大陆的疏离感却进一步上升？

        直到五月底的一天，我在台北与同行交流。与会的台湾学者大谈东亚的反全球化社会运动，并询问我们，大陆经济改革当中，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与保持社会主义特色之间的是何关系。那次讨论为我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似乎对台湾人的“心思”有了更多了解。

        毋庸置疑，“太阳花学运”是一个各种诉求、各种力量的大“杂烩”；而近年台湾社会中进一步上升的对大陆的疏离感，背后则有更多的因素。从大陆视角看，我们似乎“天然地”会倾向于从“统/独”逻辑去解读“太阳花”，认为是“台独”势力的操作。此外，也有不少分析指出，台湾执政当局在岛内人气低迷，“服贸”争议成为一个很好的抓手，在野党和多种社会力量借机发难。这种解释也有相当道理，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称为“朝/野”逻辑。

        笔者在此试图强调的是，在以上两种逻辑之外，我们不能忽视“服贸”争议所凸显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矛盾。为简明起见，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称为“左/右”逻辑——全球化、现代性是“右”，而反全球化、后现代是“左”。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左/右”逻辑及其与“统/独”、“朝/野”的叠加、共振，更好地理解“他们为何不领情”的问题。

        二十多年来，海峡两岸经济融合在不断加强。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之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速。从全球范围看，两岸经济融合是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只不过出于地缘、文化、政治等原因，经济全球化对台湾而言首先就表现在与大陆的经济整合上。

        经济全球化当然推动了各国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资本力量也在全球造成一系列社会正义问题，这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反全球化运动就一直方兴未艾。只不过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中国大陆对全球化消极面的容忍度相对较高。在两岸经济融合中，由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大陆方面无论政府还是民众，甚至觉得“吃点小亏”也不要紧。

        台湾海峡两岸的经济融合当然给双方都带来不少好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台湾民众也普遍支持两岸经济的融合。但近年来，由于台湾经济低迷，贫富差距拉大，这种认识开始发生变化。统计数字显示，台湾大学毕业生2012年起薪为2.67万新台币，相较1999年的2.74万新台币，十几年来不升反降。与之相对，台北市房价上涨迅猛，近十年间从每坪不到40万涨到80万。台湾年轻人对未来普遍有一种迷茫和焦虑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布的2014年23个国家与地区“裙带资本主义指数”排名中，中国台湾位列全球第八（中国香港排名全球第一，美国第17，中国大陆第19位），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问题。

        台湾是一个高收入、高教育水平的社会，政府权力亦相对较弱。在面对经济发展产生的这些社会矛盾，台湾内部产生了对全球化、现代性、物质主义的质疑与反思。反“掠夺性经济开发”、反核、环保、重视在地文化等声音，在社会中越来越成为主流。“我们现在这样不也很好吗”的想法非常普遍。很多人相信，依靠头脑创意、在地文化、高质量标准等“台湾特色”，台湾可以维持其经济水平、生活质量，而未必要进一步融入两岸经济大循环。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暂且不论，其在台湾社会内部确实很有市场。也许可以说，台湾近年来已出现“后现代社会”的若干特征。

        而在台湾人眼中，大陆经济体量庞大，发展迅猛，愿意为经济发展付出代价，是典型的“现代性”的体现。很多人认为，“服贸”协议将使台湾与大陆所代表的那种“现代性”更紧密连接，进一步激化岛内已有矛盾。这种担忧本身，实际与两岸统独、认同问题并无关系，而主要是台湾内部关于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左右思潮分歧。

        然而，“左右之争”并非存在于真空，显然也不会被单纯地放在民生问题的范畴内讨论，而是必然与岛内政治、两岸关系拉上关系。台湾社会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国民党历来与岛内大资本关系比较亲近。两岸经济融合，只有利于大资本与国民党上层“权贵阶层”，而不利于普通民众。台湾执政当局大力推进“服贸”的努力，成了意图“自肥”的证据；“服贸”协议谈判过程高度保密本极为正常，但也被指为议“黑箱操作”。总之，“服贸”协议“有利权贵论”在岛内已广为接受。

        再进一步，从“有利权贵论”接受者的视角看，与“权贵阶层”对接的不是别人，恰是台湾人既疑且惧的大陆。不消说，两岸政治和社会制度有重大差异，民众对两岸关系终局的看法有不小差距。过去几年两岸关系的进展，又首先是通过国共两党交流平台取得的。一些台湾人担心，台湾经济正不可逆地与大陆相连接，这可能将最终导致大陆对台影响力、控制力的大幅上升。

        就这样，本来单纯是如何看待和应对全球化负面效应的“左右之争”，由于台湾内部政治矛盾而成为“权贵经济”问题，再因两岸关系的特殊性而被演绎为大陆“干预”甚至“吞并”台湾的问题。

        “左右”、“朝野”与“统独”三个相互交织的逻辑之下，实际是“内部经济社会矛盾--内部政治矛盾--国家认同”三个层次的问题。只要将其一一剥离开来，我们就能看到，不能简单地将“不领情”等同于“台独”或者台湾内部两党“恶斗”。对全球化消极面的担忧，在台湾、大陆以及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其正当性；如何平衡好效率与公平，是两岸乃至全世界都要面对的共同问题。

        此外，理解并处理好“内部经济社会矛盾—内部政治—国家认同”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事关两岸关系。从更大的视野看，近年来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与这些矛盾也有很大关系。甚至在大陆内部，这些矛盾对处理好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也不无启示。再推而广之，近年来中国经济正迅速“走出去”。在中国周边、在发展中国家，如何与有关国家一起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避免其与当地的政治、社会矛盾叠加、共振，同样是我们要面临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