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伟大博物馆的背后，都是一部帝国的抢掠史

帝国主义与博物馆

        公元前4世纪，在建立庞大帝国的过程中，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把从欧亚非三大洲搜集和掠夺来的珍贵艺术品和稀有文物，交给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进行整理研究。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去世后，他的部将托勒密·索托尔（Ptolemy I Soter）在埃及建立托勒密王朝，并在其都城亚历山大城创建了专门收藏文物的缪斯神庙和珍藏图书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将其在南征北战中搜罗艺术珍品珍藏其中。缪斯神庙便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博物馆”，而希腊文的“缪斯之殿”（Mouseion），也逐渐演变为现代欧洲各种语言的博物馆（如英文Museum）一词。

        15世纪末开始，葡萄牙和西班牙率先开辟新航路、发现新大陆，揭开了欧洲列强向外殖民扩张、构建帝国的历史，而欧洲王室和贵族也随之掀起搜集海外珍奇异宝的热潮。从那时起，欧洲每一座动人心魄的伟大博物馆的背后都是一个庞大帝国扩张掠夺的脚步。时至今日，世界最著名的四大博物馆无一例外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的缩影。

        “游世界，逛大英博物馆！”这句大英博物馆引以为傲的口号，恰恰是昔日大英帝国在全球扩张的生动写照。大英博物馆初建时仅有7万件展品，但随着“日不落帝国”的扩张，其藏品升至今天的700万件，其中不少珍品都来自掠夺，这也使得大英博物馆成为希腊、埃及等国追索文物的重点对象。1801年，英国驻奥斯曼土耳其大使老额尔金勋爵（Thomas Bruce, Earl of Elgin）洗劫了希腊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和伊瑞克席翁神庙。他不惜破坏两大神庙的承重结构，从神庙上野蛮地割取19幅浮雕、15块墙面、56块中楣、1个女像柱、13个大理石头部雕像，酿成了骇人听闻的文物劫掠事件。这些无价的雕塑如今被称为“埃尔金大理石雕塑”，成为大英博物馆希腊罗马馆的镇馆之宝，同时也是希腊人心中永恒的伤痛。1860年，老额尔金的儿子小额尔金（James Bruce）率领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洗劫并焚毁了圆明园，英军大尉基勇松（Clarence A. K. Johnson）将其中所藏东晋顾恺之的不朽名作《女史箴图》的唐代摹绘本盗往英国，与1907—1914年间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盗走的敦煌壁画和经卷一起成为大英博物馆东方艺术馆的镇馆之宝。

        法国巴黎卢浮宫藏品不断丰富的过程，同样也是法兰西帝国在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扩张的过程。法兰西帝国对外用兵扩张时期，如佛朗索瓦一世、路易十四、拿破仑一世等人统治期间，是卢浮宫馆藏文物增长最快的时期。尤其是在拿破仑一世当政时期，几千吨各国最好的艺术品从被征服国家运到了巴黎。对拿破仑来说，每一件天才的艺术品都必须属于法国。他将卢浮宫改名为“拿破仑博物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装饰卢浮宫，宫内巨大的长廊上布满了掠夺来的艺术品。拿破仑战败后，欧洲各国先后从卢浮宫追索回5000件文物。但由于法国人圆滑的外交手段和天才的说服力，依然有许多掠夺来的艺术品留在了卢浮宫。例如，卢浮宫竞技场院拱门上的马群浮雕是法军从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顶上拆下来的；镇馆三宝中的“米洛斯的阿芙洛蒂忒”（Aphrodite of Melos）”、“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Nike of Samothrace）来自法国驻外使节或法国军舰的巧取豪夺。卢浮宫1828年设立的古埃及馆中，神庙断墙、木乃伊、头像等350件藏品，都是拿破仑的军队在征服埃及时盗掘而来的。东方艺术馆门口守护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Sargon II of Assyria）王陵的五座“人面牛身双翼神兽”，展厅中的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等珍贵的亚述和古巴比伦文物，大都来自19世纪中期法国人在西亚的盗掘和劫掠。

        英法之间还曾经爆发数次文物争夺战，其中尤以“通向古埃及的钥匙”——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的争夺最为著名。1799年7月，拿破仑侵略军在埃及港口城市罗塞塔附近发现了罗塞塔石碑，将其运到法国在开罗设立的埃及研究所供法国学者进行研究。1801年，在埃及的法军战败投降，法国学者携带埃及文物随法军避走亚历山大城。英国军队宣称要没收罗塞塔石碑及其它埃及文物，法国学者表示坚决反对，并威胁说如英军强夺便会烧毁他们所掌握的全部埃及文物。1801年9月，英法签订“亚历山大条约”，规定英国接收罗塞塔石碑在内的埃及文物，但允许法国学者保留相关研究资料和石碑拓片。其后，罗塞塔石碑被英国军队运回英国，从1802年开始在大英博物馆公开展览，目前埃及政府还在向英国索还罗塞塔石碑。

        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法语，意为隐宫）同样也是在俄罗斯帝国扩张的背景下建立和发展的。1712年，彼得大帝击败强敌瑞典，迁都彼得堡，迈上了急剧的扩张和西化之路，使俄罗斯迅速成为强大的帝国。其后，沙俄帝国以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和“第三罗马帝国”的名号自居，声称继承罗马帝国的法统，向西干涉欧洲事务，向东加快扩张步伐，并在征服中不断掠夺文物。“隐宫”博物馆中收藏有14万件古希腊、古罗马艺术品，不少都来自拜占庭。从19世纪60年代起，俄国加速了对外高加索、中亚、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殖民扩张，并向中国的新疆、蒙古和东北地区渗透。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原始文化部、东方民族文化部中的大多数文物都是在其在向东扩张的过程中掠夺而来的，其中就包括从中国敦煌和黑水城劫掠而来的珍贵文物。

        在世界四大博物馆中，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帝国主义色彩相对淡化，从其它国家直接掠夺而来的文物相对较少。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不断积累丰富的过程，也正是美国在二战前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头号政治军事强国和资本帝国的缩影。美国以政治军事实力为后盾的世界性经济资本扩张，塑造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辉煌。       

人文主义与博物馆

        人类对于世界的好奇与兴趣、对历史的记忆和纪念、对于美的追求和对稀有物品的收藏都是博物馆产生的源动力。现代欧美一流博物馆的藏品基本都以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雕塑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为精华，而这两种作品中所彰显的人性光辉正是人文主义的完美体现。

        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极大激发了欧洲人对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和文物古迹的热情，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贵族和学者们狂热地搜集古代文物，甚至不惜毁坏古代神殿遗址，用拆下的廊柱、雕塑来装饰自己的家园和别墅。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文化精英对古代文物的狂热，虽然对文物古迹而言未必是幸事，但其对文物的收集和研究却为近代博物馆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更为关键的是，文艺复兴促进了人性的解放和天才艺术家的诞生，进而催生了一大批不朽的绘画和雕塑等艺术品，奠定了现代欧美一流博物馆的典藏基础。

        17世纪，欧洲一些私人收藏家开始将其珍藏文物向大众公开，私人博物馆相继出现，进而推动了大型公立博物馆的产生。1753年，英国著名收藏家汉斯·斯隆（Hans Sloane）爵士将其一生珍藏的71000多件文物全部捐赠给英国王室。英国议会通过向公众募款筹集资金，以汉斯藏品为基础建成大英博物馆，于1759年正式对公众开放。其后，不少英国贵族和学者纷纷效仿，将毕生珍藏捐赠给大英博物馆，以期能够永久完整保藏。人文主义精神的凝聚和人文主义作品的汇集造就了大英博物馆的辉煌。

        人文主义精神同样造就了中国最早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05年，怀抱实业救国理想的清末状元、民族实业家张謇在家乡南通创建博物苑，期待通过博物苑以及通州师范学校，来启迪民智、培养人才、造福地方，进而实现教育和实业救国理想。在张謇的苦心经营下，南通博物苑被建成综合性的地方博物馆，在开启民智、传承地方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南通一时被誉为“理想的文化城市”。正是张謇强烈的人文主义理想，使得博物馆在中国扎根生长，给中国的博物馆事业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民主主义与博物馆

        民主主义是博物馆公共性和公益性的基石，近现代的民主主义革命不断推动博物馆由私有性向公共性转变。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1792年5月，法国国民议会宣布昔日的皇宫卢浮宫将属于大众。1793年8月，卢浮宫艺术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公共博物馆。1852年2月，受到法国启蒙运动和英、法博物馆的影响，俄罗斯的新“隐宫”向公众开发。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将整个冬宫拨给艾尔米塔什，并于1922年正式建立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向公众全面开放。

        民主主义革命同样也催生了中国最重要的两大公立博物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民国。1912年，民国政府在故宫的端门与午门设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并1920年正式成立国立历史博物馆，成为今天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1914年，民国政府将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的清朝皇室藏品移至故宫乾清门以南的“前朝”部分，在文华殿和武英殿成立“古物陈列所”，将原藏深宫大内的皇家文物向社会公众开放。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末帝溥仪逐出乾清门以北的“后寝”部分，民国政府接管整个故宫。1925年9月，国立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国家公立博物馆之一。

        可以说，近代以来博物馆不断开放的过程就是近现代社会不断民主化的过程，而博物馆从私有到公立的蜕变往往都是由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所催生的。当代中国公立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反映的正是中国民主进程的深化。     

科学主义与博物馆

        17世纪欧洲发生科学革命，由此诞生的学术机制和科学精神，不但为现代博物馆的陈列和展览提供了科学的分类，更提升了博物馆藏品的价值和意义，文物分类法与修护技术也随之而日益进步，使博物馆学呈现出新局面。伴随着欧洲国家的扩张，欧洲学者也开始在中东、北非、南亚、中亚和东亚展开考古发掘、探险和研究，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敦煌学等新的研究领域相继建立完善。

        1822至1824年，法国天才学者、埃及学之父商博良通过解读埃及学的钥匙——罗塞塔石碑成功破译了天书一样古埃及象形文字，从而打开了通过尘封数千年的古埃及神秘历史的大门。如西方古代人梦寐以求的炼金术一样点石成金，让一方碑石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商博良于1826年筹建了卢浮宫的古埃及馆，并亲自出任埃及馆馆长，通过搜求不断丰富埃及馆藏品，并通过学术研究不断解读和揭示馆藏埃及文物所隐藏的历史，提升这些埃及文物的价值和意义。

        学术研究的进步往往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使得许多原被认为无用的废物变成珍贵的历史文物。1908年，清代内阁诸臣以旧档无用为由奏请焚毁内阁大库档案，经罗振玉和张之洞抢救入学部，1913年由历史博物馆接收。1921年春，北洋政府以财政困难为由，核准将历史博物馆所存大部分档案分装八千麻袋作废纸卖给造纸店，酿成了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几经周折损耗才归由中央研究院收藏。其后，王国维将内阁大库档案与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文书并列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四大发现”。经过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的宣扬，内阁大库档案等清宫档案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中研院、北大、故宫等单位对清宫档案展开整理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国史学研究的繁荣。时至今日，劫后余生的内阁大库档案成为海峡两岸博物馆的重要藏品，而后人也才有机会通过这些档案去了解真切、生动、鲜活的明清历史。

        （作者系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西北历史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