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情趣内衣就是“情趣”论文吗？

最近有一篇主题为情趣内衣的硕士论文引发社会热议，网友们也褒贬不一。这篇硕士论文研究了情趣内衣使用的艺妓、兔女郎、护士、女佣等角色对男性情色心理产生的强烈影响，重点考察了新娘人物角色在情趣内衣设计中的价值。研究对象的私密性和论文关键词的敏感性，立刻引发人们的围观和猎奇。

这篇论文题为《人物角色在情趣内衣延伸设计中的情感表达研究》，是2016年6月大连工业大学服装学院艺术设计领域的硕士论文，作者为冷夏炎，指导老师为于佐君和那新。论文通过了答辩，作者也毕业了，应该来说没什么好说的。

从论文的选题来看，这项研究的确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学术价值方面，该文指出有关情趣内衣设计的研究甚少。从人物角色和情感表达的视角进行研究，可以为人们理解服装设计提供崭新的理论视角和经验依据。就现实意义来说，理解情感表达是如何投射在情趣内衣的设计中的，可以更好地帮助企业和设计师提升设计品味，并推动中国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

学术研究的选题应该是自由的，只要作者认为是有研究意义的，完全可以独立开展研究去回答这些问题。无论是银行行长的脸宽，还是格力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女士的自恋，都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和议题，也都有学术创新的空间和可能。我们不能因为研究的问题是敏感的，就认为研究本身是有敏感问题的。我们也不能基于作者的研究选题，就对其进行道德批判、恶语相加乃至人身攻击。

认为论文作者不务正业的人，多数连论文都懒得翻看，不假思索地就会扣上一顶莫须有的帽子。似乎只要是有人在论文中触碰了这些敏感词，他们就会跳起脚来大声斥责。这样一种缺乏包容的心态，恰恰是对学术研究的伤害和阻滞，并使很多学者和学生不敢越雷池一步，在研究选题上自我设限和明哲保身。这样一来，研究者和研究都安全了，但是科学研究事业却岌岌可危了。

长期以来，人们对大学和学术研究形成了刻板印象，往往认为象牙塔里的学术研究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阳春白雪。研究情趣内衣这样的“低俗之物”，似乎会玷污大学的圣洁和研究的尊贵，有损学者的清流形象。殊不知这才是大学的研究所应追求的宝贵精神，即要接地气地关注真实世界的社会问题，哪怕会把两手两脚弄脏。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也必然是要肯定和鼓励这样的研究。唯有如此，才能让大学所开展的研究和培养的人才既能够认识这个世界，也有助于改造这个世界。

以这篇论文所触及的情趣内衣为例，由于和情、色、性有关，因此备受争议和打击。有的人在这些问题上从来不会善罢甘休，但是近代史上一次次科学革命都取得了胜利，让人们揭开长久覆盖在这些问题上的面纱。

在《性爱大师》一书中，我们得以了解马斯特医生夫妇如何在人们谈性色变的传统时代，“不务正业”地开展人体性爱实验，哪怕备受学术界和社会的攻击也在所不辞。如果没有他们的先锋式科学研究，美国在性问题上的科学诊疗和社会正视还将推迟很久，而大量夫妇和家庭仍然会为性的问题困扰和无助。

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福柯，都在其著述中大量涉及性活动的刻画和解析，并基于此展开其对行为、精神和社会的观点。如果就此判定他们的研究“不务正业”，甚至将其弃之不理，那么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不会增益太多。

检索中国知网，以“情趣内衣”为主题的论文寥寥几篇，且多为新闻报道，而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但是，搜索一些网购平台，情趣内衣的销售量火爆则可以说明一切。购买情趣内衣就是令人羞耻的事情吗？情趣内衣的大行其道，就意味着社会道德的沦丧吗？对情趣内衣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就不可以是学术创新吗？

对这些别人害怕遭受非议而避之不及的问题进行研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篇论文的作者和指导老师，也同样在选题和研究时经受了不该有的考验。如果为了安全和保险，他们完全可以选择一个不痛不痒、四平八稳的问题研究一番，而这样炮制出的所谓正经论文，可能就会陷入千篇一律的窠臼。

作者在这篇论文的最后有一段话，似乎也道出了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的努力和对未来的期望：

“通过长期的研究，在这个领域我产生了深深的感悟。情趣内衣不是一种恶俗的产品，它有着它独特的文化和魅力，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耀眼的光芒。但由于本国对于情趣内衣领域研究甚少，还需要更多的人为此努力。我的研究也会存在着局限，但我依然会带着热忱继续深入研究。我相信随着时代变迁，情趣内衣终会赢得人们的新目光。”

如今，论文完成后五年过去了，我们并没有看到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有实质性的进展。在情趣内衣的问题上，很多人仍然谈之色变，认为它不是正经人的选择，购买和穿用的人也是不正经的。对这个不正经的商品进行研究，那么无论如何也不会是正儿八经的学术研究。

只有保障了研究的自由，才会期待有自由的研究。以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性学研究的退休教授潘绥铭为例，也曾因为研究议题的敏感而遭遇类似的污名化。由于他的研究需要和性工作者打交道，一些人就因此而怀疑乃至认定他会找“小姐”。潘绥铭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言，对于这个问题，如果他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既不符合实际，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但是，如果他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几乎没有人会相信。

试想，如果没有潘绥铭教授力排众议地坚持下去，我们今天可能都无法揭开性工作者的真实生存状态，更不用说对他们进行更加人性化和合理的救助。同样，李银河教授对同性恋群体的社会学研究，也遭遇过类似的争议，但是历史证明她的研究是有意义的。

再如，男医生从事妇产科，也可能会被人投射异样的眼光。但是，这并不会影响协和医院妇产科的知名专家多为男医生，而他们中的郎景和院士、谭先杰教授，更是不遗余力地著书立说，普及妇科知识和传递医者仁心。

科学无国界，研究无禁区。研究往往是在无人区摸索，不断扩大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理解。如果出于个人偏见和有色眼镜而为研究设立禁区，那么就可能为研究人员戴上无妄的枷锁，令他们和知识的前沿渐行渐远。

恰恰是秉持着研究选题的自由，我们才能让更多人可以更自由地探索未知世界。比如，我毕业的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有一批学者长期研究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俗称“光棍”）的婚姻问题。这个问题是当前和今后农村治理需要面临和解决的紧迫社会问题，如果因为社会偏见和有色眼镜而不去研究，那么政府部门在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就可能面临集体失声和难有良策的困境。

社会上对情趣内衣论文的热议，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它为社会反思什么样的研究才是值得追求的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对于社会而言，要给学术界多一点包容、耐心和理解，让子弹飞一会儿。

在如今的学位论文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无病呻吟和循规蹈矩，而选题的硬伤往往是首当其冲。人云亦云地选择一个问题，不痛不痒地探讨一番，政治正确地结论一通，稀里糊涂地获得学位，这大概是许多学生在毕业时遭遇的经历。对于学术机构的学者而言，在选题和指导论文时少一些庸人自扰的顾虑，多一些有情有义的担当，才有可能让学术研究焕发出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

与此同时，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在对学位论文进行质量监测和评估时，也应避免误伤真正有水平的研究。目前，为了论文的学术诚信和研究规范，相关部门大力加强学位论文答辩前和答辩后的匿名评审。这样做的确有助于规范和提升学位论文，但是不能因为意见相左或观点不合就否定论文。

（作者马亮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政府创新、数字治理与绩效管理，出版《目标治国：官员问责、绩效差距与政府行为》、《公共治理的向度》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