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红卫兵墓园寻踪：19座墓碑的故事

        在重庆市沙坪坝区沙坪公园西北角的尽头，有一个墓群被铁门长期紧锁。

        铁门右前方一块黑色花岗石上的鎏金字体告诉来往的人们，这个被锁住的墓群叫红卫兵墓园，是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这是全国唯一一个保存完好的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研究该墓园十多年的民间学者曾钟统计，其中能确认的墓穴有127座，400余名武斗死难者埋葬其中。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0天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红卫兵运动迅速遍及全国。在《决定》出台48周年之际，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通过数月寻访重庆红卫兵墓园死难者亲友、见证者，以及与曾钟的对话，试图还原墓园中19座墓碑上23名死难者的人生。这些逝去的生命，最年轻的只有15岁，最年长的已过知天命之年。

        死难者的遭遇，是个人和时代不幸的交织。曾钟认为，墓园不应在铁门紧锁中被遗忘，我们应该记住那段血与泪交织的历史留下的深刻教训。

结识墓园

        重庆文革武斗对于曾钟来说，恍如一幕倒带的影片。影片中，他可以是主角，也能是配角，同时他还是一名冷静的观察者和记录者。

        曾钟今年63岁，是重庆市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

        1966年文革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时，时年15岁的他，是重庆二中一名初中生。对于最高领袖发起的这场运动，曾钟表现得很积极。“那时为了革命，好几天都不回家，母亲曾到处找人。”

        但是，因为父亲曾是国民党银行的一名高管。出身重于一切的年份，一心干革命的曾钟常被排挤。由于出身不正、成份不好，曾钟只能参加“外围组织”，但曾钟觉得“很光荣、很神圣”。

        打击曾钟的事儿接二连三。

        1966年8月下旬暑假期间，为响应“返校闹革命”，积极赶回学校的曾钟却被校门口拉着的一幅对联刺痛心底。这是学校红卫兵贴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天生如此”。

        准备踏入校门满腔热忱投身革命洪流的曾钟被钉在原地。

        好在学校高年级的红卫兵迅速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这才让曾钟有勇气走进学校。

        红卫兵曾钟的革命梦想很短暂，在返校不久就迎来破灭。

        他和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在围攻母亲工作所在的重庆幼儿师范学校时，被重庆幼师熟悉家庭情况的红卫兵认出，对方大呼曾钟是“黑五类”。

        曾钟所在组织的领导挂不住脸面，一把将挂在曾钟肩上的红卫兵袖章撤掉。

        随后，他再也没能回到红卫兵组织。他说：“或许那是幸运的，如果不是因为这样，我很可能像我的学长一样，冷冰冰地躺在这里。”

        曾钟所说的学长，分别是重庆二中的蔡亲锐、朱荣凡，他们都将自己年轻的生命葬送在文革武斗中。

        能知道学长们长眠在红卫兵墓园，完全是因一次偶然事件。至少在那之前，曾钟对红卫兵墓园一无所知。

        那是2003年的一天，家住沙坪坝区小龙坎正街的曾钟，在一个手术恢复期闲得无聊。鉴于此，出国游玩的妻子回国途中买回一台便携式摄像机，交给曾钟走走拍拍，有点儿事做。

        沙坪公园离曾钟家不远，那时，还是重庆第一所主题公园，进出需要门票。这座老公园，1992年响应上级号召，仿造深圳世界之窗改造并更名为“重庆世界风光公园”。 香港某公司投资3000万元，花了近一年时间，按照1∶100的比例，精心修建了巴黎圣母院、悉尼歌剧院、吴哥窟、自由女神等亚、欧、非、美洲特色“微缩景观建筑”49处。

        于是，曾钟无聊的时候，就会端着摄像机到沙坪公园转悠、摄影摄像。

        摄像过程中，曾钟不知不觉闯进一片墓地。“当时大门是敞开的，不像现在大门紧闭。”曾钟信步走进去，墓园很清静。

        但视觉上的震撼，对心灵的冲击是巨大的。看到墓碑上的“815”火炬标志，曾钟顿时回到那个满腔热血的年代。

        不过，墓园的状况触目惊心。他回忆说：“墓地荒草丛生，树木倒下来压在墓上，墓碑上是厚厚的青苔，两边的草有一人多深，非常荒凉，想看那些墓碑，非得要扒开浓密的荒草。”

        看到那些墓碑以后，曾钟心情很沉痛。“这些死者中，很多是跟我同龄的人，有的是我同学，他们在“文革”中，无端献出年轻的生命，其墓碑今天依然冷寂地伫立在这片陵园之中，碑文中“烈士”的称谓和现实中被有意无意的漠视，凸显出他们的身份在历史定位上的尴尬和无奈。”

        “作为那个年代活着的人，应该本着自己的良心、本着同学之情为他们做点什么。”于是，曾钟下定决心，要力所能及地搜集、整理墓地死难者的资料。

墓地

        红卫兵墓园其实很有来头。曾钟发现，历史上，这里原本是叫做复元寺墓地。这个名字的来源，主要是因为墓地的旁边，原来有一座叫复元寺的寺庙。

        民国年间，这片土地成为著名女实业家饶国模的私产。

        1895年出生的饶国模是四川大足县国梁乡人。她的哥哥饶国梁，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她弟弟是川军将领，抗日战争期间率川军外出抗战。

        1922年，她随夫携子到重庆，因不愿在家当官太太而创办三友实业社，成为重庆著名的女实业家。1930年，她买下重庆郊外红岩嘴的土地开办大有农场，并购置紧邻沙坪坝复元寺的一片贫瘠的土地，建立公墓，即复元寺墓。

        后来，饶国模的弟弟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还乡后，其遗骨也曾埋在复元寺墓地中。后来，因为将自己的房屋租借给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饶国模结识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

        期间，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先后到红岩村养老，均得到饶国模的照料。这两位老人逝世后，饶国模负责操办安葬，并安葬在复元寺墓地中(现在周父、邓母的墓已迁入重庆红岩村革命纪念馆)。

        或许是因为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埋在这里的缘故，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抗战期间罹难的同志也埋葬于此。

        新中国成立后，这片墓地一直是重庆地方党政军要员的墓地。埋葬着包括重庆市第二任市长曹荻秋的弟弟曹心哲、重庆市首任财政局局长汤俊成等。同时，军队的领导死后，也曾埋在这里。

        因此，这里也被称为烈士墓。为区别于重庆歌乐山的烈士墓，沙坪公园的烈士墓被称为“小烈士墓”。

        按上层授意的“文攻武斗”，重庆文革组织形成观点对立的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他们都打着“捍卫毛主席思想、捍卫无产阶级路线”旗帜，高呼“保卫毛主席”口号，互相批驳，从辩论升级为钢钎、大刀等冷兵器，并于1967年7月进入坦克、大炮等热兵器阶段。武斗从1966年12月开始，直至1969年1月宣告平息，持续了两年多，造成大规模的人员死亡。

        由于沙坪坝是重庆武斗组织“八一五”派的控制区，武斗组织认为，在武斗中死去的战友，是为了文化大革命而牺牲，理应是烈士，而沙坪公园这里恰巧有一座小烈士墓。于是，“八一五”派就把大多数武斗死亡人员埋葬在其中。

        这就有了如今的红卫兵墓园。

被接纳的死难者

        对红卫兵墓园死难者资料的调查、整理，并不容易。

        “2003年的气候不像现在，死难者没得到认可，家属都认为那是一种不光彩的事儿。”曾钟说，那时整个墓园100多座墓、400余人，能坚持每年来扫墓的，只有10余家。

        一年能够收集信息的时间也非常短暂，墓园一般只有春节、清明会有人去上坟，其余时候基本没人去。

        国营重庆空气压缩机厂文革武斗死难者廖大利的遗孀郑少珍，从墓园开建以后，几乎每年都会带着儿子廖兵去给廖大利扫墓。

        廖大利是在围观文革武斗空压厂战斗时，抢救中枪同事时不幸中弹身亡。

        “他死的时候，儿子还没出生。”郑少珍说，每年带孩子去扫墓，就想让孩子能对死去的父亲有个概念，也想让死去的丈夫懂得她的心意。

        回忆往昔高大、帅气的丈夫对自己的疼爱时，郑少珍失声痛哭：“他丢下我们孤儿寡母，没人疼、没人照顾，做个烈士有什么用？到头来，就是个哈宝。”

        至于为什么坚持扫墓，郑少珍觉得廖大利并没有对不起她，死得不丢人。她说，有些家庭觉得上面没认可，不好意思去看，但怎么说都是家属嘛！

        曾钟记得，有一个叫秦春菊的文革女性死难者，她的亲属在重庆火锅界很有名。但在红卫兵墓园未被重视前，家人一直都没去扫墓。“这可能就是家人觉得不好意思的缘故。”

        起初的调查整理过程，复杂且艰难。“我去采访，他们觉得我是看笑话，是在揭伤疤。”曾钟说，他因此挨了不少死难者家属的辱骂，有时甚至差点被打。这时，曾钟基本会以这段劝慰对方：“墓地里的死难者多是历史的冤死者，我们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如果不将这段历史记录，随着时间流逝，我们这代人逝去后，躺在这里的人们谁还记得他们。即使我们不能为他们伸冤，但至少应该让人们记住他们。”

        曾钟语重心长的劝说，最终打动了一些死难者的家人。墓园中死难者熊敦颜的孩子便是其中之一，原本对曾钟凶巴巴的态度，转为“老师您说得对，是应该让历史记住他们”。

        在调查墓园的同时，曾钟还成为红卫兵墓园的民间保护者。位于沙坪坝区中心城区的沙坪公园，曾多次被商人们看中。红卫兵墓园的拆除计划，也屡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曾钟作为研究者之一，他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保护建议。屡次的“拆除与保护”，将原本沉寂在沙坪公园西北角的红卫兵墓园炒成热点，逐渐开始获得较多的关注。

        一个重要的转机在2008年出现，极大地改善了家属和世人对文革死难者的接纳程度。

        这年4月10日，在无锡召开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出，应对“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时期的代表性、典型性的建筑物、构筑物采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合理保护”。

        这意味着，文革的事物在一定程度上已开始得到包容。

        2008年下半年，红卫兵墓园被纳入沙坪坝区区级文物。2009年底，又被纳入重庆市级文物单位。

        “如今，只有极少数的墓地没人扫墓。”曾钟说，在成为市级文物单位后，还曾出现不同死者家属争抢同一块墓地的情况，但在他多年的调查后，为他们找到了正确的墓地。而他自己，也从这些家属手中得到了更多翔实的材料。

        十一年的调查，曾钟目前记录的死难者众多。这里面有“为了一家人生活补助浴血奋战到死的代树森”、也有“朋友之间开玩笑不慎走火而亡的烈士”，还有很多“莫名其妙死亡后却被追记为“战斗烈士””……

        在讲述这些死难者故事时，曾钟说，重庆红卫兵墓园作为目前全国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墓园，我们能把这样一座能给人反思的重要历史遗存列为文物，弥足珍贵。但这些死难者，历史也应该给他们一个正式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