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祭︱英勇作战的卫汝贵为什么被处死？

        1895年1月16日，在日军即将大举进攻山东之时，京城菜市口却突然搭起了监斩棚，一时观者如堵，拥挤而不可近视。让围观者感到失望的是，棚子虽搭起来了，但要问斩的人却迟迟没有押到。其中，一位名叫孙宝瑄的士人等到日中后，回去吃了个午饭又邀集两位文友再去围观，但等到日暮时分，主角仍未出场。正当看客们以为“今日不复行刑”时，刑部尚书薛允升将人犯匆忙押至，半晌功夫即告完事，看客们这才心满意足，纷纷散去。

        金圣叹曾说，“砍头至痛也”，但这位出身名门的孙宝瑄却有个“好观杀人”的怪癖，每次菜市口行刑，但凡有机会他都会亲临现场好生观摩，回家还兴致不减，必在当晚日记中大记一笔。这一次，他记录的受刑者不是别人，正是从中日战场上押解回京的前敌主将卫汝贵。

        卫汝贵得以多活半日，其中自有缘由。事实上，对他施以援手的乃大清帝国幕后统治者慈禧太后。据翁同龢当天日记，就在处斩卫汝贵之前，慈禧太后曾召见军机大臣，问：“今日卫汝贵罪刑部奏上，奉旨改立决，汝等有无议论，可从宽否?”三问而无人应对。沉吟半晌后，慈禧太后说：“吾非姑息，但刑部既引律又加重，不得不慎。”其话里话外，有为卫汝贵说项的意思。在此情况下，主战派大臣“奏不杀不足以申军律”，翁同龢“亦别有论说甚多”，“二刻许始定”。议到最后，慈禧太后也未能刀下留人，卫汝贵就此一命呜呼。

叶冠卫戴

        当然，翁同龢记载的都是当时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幕，至于今日为人所熟知的“卫汝贵”，更多是因为一条“勿当前敌”的段子，后者传播如此之广，以至民国初年所撰的《清史稿》也在其列传中留了一笔，曰：“汝贵治淮军久，援朝时年已六十矣。其妻贻以书，戒勿当前敌，汝贵遇敌辄避走。败遁后，日人获其牍，尝引以戒国人。”

        统兵大将恪守妇诫，置国家大事于不顾，如此丢人之事还被敌方引为笑谈，这何止丢人，简直可恶。只是，段子毕竟是段子，《清史稿》在此问题上也未必权威。据查，日军攻下平壤后确实抄获了不少清军将领的书信，其中以叶志超、左宝贵两人最多，卫汝贵则十分稀少，且无相似内容。不过，叶志超的家信中倒真有类似一段，其原文是：“吾夫廿余岁从戎至今，每战必先，人所钦佩。此时年近六旬，精神虽好，较前实差许多。总宜调遣得人，勿身先士卒，是为祈。朝鲜天气过热，祈保重柱石之身，公余之暇仍需节劳。”

        如此看来，这是叶家私信，不知《清史稿》何以张冠李戴，硬塞给了本文的主人公卫汝贵。退一步说，家信的前后文意思，无非老妻对老夫的关照，以叶志超的将帅之位，如此措辞似无不妥。可惜的是，野史往往比正史更有杀伤力，卫汝贵背了多年黑锅，至今不得翻身。

        据海军史研究者陈悦近年的考证，叶志超的这封家信刊在《日清战争实记》第三编上，日期为1894年9月19日，也就是平壤失守后的第四天。而且，收信的时间地点并非大战前夕的平壤而是朝鲜事变初起的清军驻地牙山，当时卫汝贵尚在国内，未赴前敌。至于《清史稿》所说的日方以此警诫国人，似乎也不太成立，最早刊载该信的《日清战争实记》无非“牙山败将叶志超之妻寄往其夫出征地牙山手信”寥寥数语而已，此后日本各类史书也绝少提及于此，所谓“广为人知”，用到中国似乎更为贴切。

        不管怎么说，卫汝贵在战争结束前即被处死，清廷给出的结论是：“卫汝贵平日待兵刻薄寡恩，毫无约束，此次统带盛军，临敌节节退缩，贻误大局，并有克扣军饷，纵兵抢掠情事，罪状甚重，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军律而儆效尤？卫汝贵著依律论斩，即行处决。”

        统兵大员被明正典刑，在当时无疑是轰动朝野的大事。据称，卫汝贵就刑前哭骂不绝，高声喊冤：“实秉鸿章诫退兵，何彼巍然为使相，而罪独坐我?”可叹临死之人，其声也微，此时卫汝贵是否冤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清廷要借他这颗人头来杀鸡儆猴，鼓舞士气。

淮军校阅时的正步队列，证明这支部队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近代化，但是近代化并不彻底。淮军的75mm炮兵部队，是李鸿章着力建设的近代化部队，但是炮兵部队对后勤依赖极大，没有炮弹的火炮一无所能还平添累赘。战斗中清军的弹药很快消耗殆尽，没有炮兵的火力支援，就难以击退日军源源不断的进攻。

卫汝贵为何被杀

        卫汝贵，安徽合肥人，其在发、捻内乱之际跟随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创设盛军，十年的征战与厮杀，为李鸿章的半世功业立下汗马功劳。作为淮军大支，盛军在李鸿章升任直隶总督后受命驻屯天津小站，担任拱卫京畿门户的重任。1888年，在周氏兄弟相继去世后，卫汝贵以元老之身继为盛军统领。由于二十余年无仗可打，这支淮军老部队也日渐师老兵疲，不复有当年之勇。甲午事起后，卫汝贵带着这支疲弱之师上了朝鲜战场，结果是全军尽墨，惨败而归。

        卫汝贵的被杀，还不仅仅是因为战败。因为要追究战败责任的话，平壤清军主帅叶志超责任更大，但事后叶只被处以斩监侯（死缓），而卫汝贵却是斩立决（立即执行），两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为此，后来的研究者也有为之抱不平的，如甲午史专家戚其章先生即认为，清廷处斩卫汝贵的两大罪状“平壤之战作战不力”、“所统盛军军纪败坏”都“名不副实”，真正的事实是，卫汝贵在战场上作战勇敢，其所部盛军在各路清军中表现最好；而所谓“军纪败坏”，更可能是朝中言官误将丰升阿所率的奉天盛军当成了卫汝贵的天津盛军，甚至有意将前者干的坏事栽赃到了后者身上。作为辅证，叶志超也有报告称，“丰都统为人长厚，所部各营骚扰百姓异常，虽经超从旁劝谕，该都统即有约束，下亦不遵，地方颇受其害。”

        之后，近代史学者廖宗麟先生也撰文指出，卫汝贵在甲午战争中“勇赴国难，力御敌寇”，其被杀实属冤枉。至于其被杀原因，并非什么“作战不力”、“军纪败坏”，而是因为盛宣怀及其弟盛星怀的倾轧陷害与清廷推卸战败责任。原来，盛星怀为实现自己“做大官，穿黄马褂”的愿望而偷偷摸摸上了前线，盛宣怀鞭长莫及，只得托付卫汝贵予以照顾，后者为讨好李鸿章身边的这位“红人”而竭力将其留在营务处等后方场所，孰料人算不如天算，平壤撤退当夜，盛星怀中流弹殒命。之前，盛星怀因卫汝贵不让他上前线立功而心生怨恨，多次告了卫汝贵“苛刻军士”等黑状；弟弟死后，盛宣怀更是“落井下石”，在此影响下，李鸿章最终弃卫而不顾。

        除以上两种说法外，海军史研究者陈悦进一步提出，卫汝贵之死完全是翁同龢等主战派及言官党同异伐、借以打击李鸿章势力所致，多方压力下，自身难保的李鸿章只得“丢车保帅”，卫汝贵成了朝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按清廷制度，言官但有风闻，“言者无罪”，但部分人往往利用这种特权罔顾事实，甚至不惜捏造莫须有的罪名横加攻击，卫汝贵即不幸中招。举例而言，安维峻等言官攻击卫汝贵的罪名除“军纪败坏”外，还包括“观望不前”、“不战而逃”、“克扣兵饷”甚至于其统领之位系三万两银子买来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指控，经后来的前敌统帅宋庆查明奏报，均非事实。

卫汝贵死后

        甲午年后，卫汝贵一直为众矢之的，声名俱废。多年后，倒是亲历甲午年事的袁世凯有过这样一段评论：“甲午之役，吾身在军中，闻溃卒言：汝贵持刀立阵前，督军力战，日人颇失利；未几，援军大至，势不可当。其败也，譬如机器，以引擎、锅炉、马达速率之不敌，出货固宜不若。仅归咎于货出之一部，谁任其咎？！”

        中国人一向是健忘的，健忘到血淋淋的杀头也不会影响到他们的雅兴。卫汝贵就刑之日，看完了杀头的孙宝瑄仍与朋友前往北京著名的菜馆广和居“夜饮”去了。在当晚的日记最后，孙宝瑄记录了当天的天气：“风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