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新潮︱“爱老虎油”：中国人怎么English？

 

      1864年，户部尚书董恂应英吉利使臣威妥玛之邀，将其所译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歌《人生颂》，修订成一首七言古诗。据钱钟书先生考证，这也是第一首汉语翻译（实为修订）的英文诗歌。有趣的是，虽然任职“佛林敖非司”（foreign office，总理衙门）并曾经出使多国，董恂却误认朗费罗是“欧罗巴人”——大概在董尚书心目中，全世界能说英语的人，都来自同一个地方。

        这也难怪。当时美国的国际影响，的确不及如日中天的欧洲。因此，同治年间，奕在奏疏中还特别告诉皇帝，美国人说的话与英国人说的话“大略相同”。光绪年间出版的《英字指南》甚至专辟一节，名叫《英国语与美国语无异》。以今人后来居上的优越感来看，当日士大夫的认知确实可笑。然而，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视野下，读书人对于英语和世界的生疏，却也理直气壮。汪康年曾在笔记里记录下两则趣事：“通商初，万尚书青藜云：‘天下哪有如许国度！想来只是两三国，今日称英吉利，明日又称意大利，后日又称瑞典，以欺中国而已！’又，满人某曰：‘西人语多不实。即如英、吉、利，应是三国；现在只有英国来，吉国、利国从未来过。’”

        不过，就在人们争论“英吉利”到底是一个国家，还是三个国家的时候，同文馆和方言学堂也在京师、上海、广州等地陆续开张。这些学习外语的专门学校，却命名为“同文馆”、“广方言馆”，倒也颇有意趣。当时的英文教材不忘在序言中强调，学习“西国语言”是为了实现“书同文、行同伦”，以远播儒家声教，而非自我矮化。根据周振鹤先生的研究，早期的英语教材尚无音标注音，只能以同音汉字代替。1855年出版的《华英通语》中，编著者注few为“非夫”，同时在两个汉字下面注明“合”字，表明二字要合读；又如，注fat为“咈特”，而“特”字小写，表明轻读。晚清的外交名臣曾纪泽在日记中对此特别留心：“昔吴子登太史口不能作西音，列西字而以华音译读，是为奇法。其记悟亦属异禀，非人人所能学也。”

        有意思的是，由于国人接触英语，往往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而逐步推广，因此，当时英文教科书中的“华音译读”，大都“因地制宜”。唐廷枢是广东人，他编注的《英语集全》采用粤语标音，而常州人杨勋编订的《英字指南》，自然就以吴语记音。中式英语里的“粤腔”和“吴调”也由此应运而生。今人熟知的“鸦片”（opium）和“沙发”（sofa），正是这两种“翻译腔”的代表。后来以编写《模范英语入门》闻名的周越然回忆，自己幼年在英语课上，听到老师将“good morning”（早上好）读成“各得骂人”，不禁大吃一惊：“西人既要相互祝福，何故又‘各得骂人’？”由此想来，香港电影《狮王争霸》当中，黄飞鸿、十三姨及一班新老人士，以“爱老虎油”（I love you）彼此寒暄的滑稽情节，恐非向壁虚构。

        在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历史情境里，士大夫对于英语的复杂心态或许更有意味。《翁同龢日记》记载，某日“诣总理衙门，群公皆集。未初，各国来拜年。余避西壁，遥望中席，约有廿余人，曾侯与作夷语，啁啾不已。”曾侯正是曾纪泽，时人称他“于英、法二国语言皆能通晓”。而对于不通英语的翁同龢而言，“夷语”确实像鸟语一般啁啾难听。口不能言、耳不能辨，翁同龢只能一边知趣地退避西壁，一边却又不甘心地引颈遥望。其实，据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回忆，曾纪泽的口语“流利而不合文法”。曾氏也承认：“余能西音，然在湘苦无师友，取英人字典钻研逾年，事倍功半。又年齿渐长，自憾难记而健忘，一知半解，无可进矣。”

        曾纪泽的真实感受，想必是士大夫初学英语的普遍困境。郭嵩焘出使英国不到一个月，即断定“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但“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或许仍旧代表晚清读书人对于中西文化的褒贬态度。难怪到了1931年，前辈诗人陈衍得知钱钟书的专业是外国文学，还要对这位青眼有加的晚辈大发感叹：“文学何必向外去学，咱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么！”

        不过，就在曾纪泽“将昔日所译《英话正音》抹去华字”，以检测自己英语“记忆之功”的时候，李鸿章开始为格致书院出题，询问学生“能详溯西方格致学之源流欤”。随后，湖南人谭延闿在日记里发愿，“此后字课、英文当与盘马并为三”。末代皇帝溥仪也开始在外国老师庄士敦的指导下，苦练英文书法。在山雨欲来的20世纪前夜，“啁啾不已”的“夷语”，给近代中国带来了“伯理玺天德”（president,总统）、“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灵感）和“勃兰地”（brandy,白兰地酒），也掀起了改变读书人知识、思想和心灵世界的激荡风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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