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君臣〡天下熙熙——清代的朝鲜燕行使团

《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

        自1644年至1895年，朝鲜的贡使年年奔赴北京。这些使团原本的正员定额只有30人，但实际上因为北京对其他国家的朝贡使团的员额有严格限制，唯独对朝鲜使团的从人人数没有限制，所以很多朝鲜正副使的亲朋好友，以及朝鲜商人，往往以从人的身份，跟着使团前往中国去参观或者做生意，使得每个使团动辄二三百人，再加上二三百匹驮马、手推车、各式旗子和木牌等物，一行总是浩浩荡荡，所过之处人马喧腾，热闹十分。例如，1777年的一个谢恩使团总计在册的有310人，1889年的一个庆贺使团在册的总计311人，这还都不算没有在册的仆人之类的。即便放在现在，一个三百多人的使团，规模也是很庞大的。因为朝鲜赴京的使团出使频仍，结果往往是前一个使团还没有从北京回来，后一个使团已经开始从汉城出发了。

        这些赴京使团沿着陆路，从汉城出发后，经过平壤，抵达义州府，然后渡过鸭绿江，步行几十里后，进入清朝的栅门，然后经过凤凰城，抵达盛京（即沈阳），随后转经山海关，经通州，抵达北京；全程三千多华里，一般历时要两个月左右。清军入关之后不久，清廷即封禁了东北地区，以柳条围起了一道全长接近两千公里的边墙，不许汉人进入，而朝鲜使臣却可以长驱直入。

        按照礼制，朝贡的藩属国，抵达中国边境后，须先向地方督抚报道，例如琉球须在福建向闽浙总督报道，越南须在广西向广西巡抚和两广总督报道，然后由这些督抚派人护送入京。朝鲜是唯一的例外，其贡使不需要向路过地面的盛京将军以及直隶总督报道，可以大摇大摆地直抵京师，这确属天朝的“格外恩典”。这些贡使们基本上也不需要凤凰城守尉以及盛京将军等人派兵护送了，因为赴京之路走的太熟，闭着眼都能摸去北京。

        自进入北京之后，这些使臣就入住外藩使臣来京的官方旅店——会同四译馆。中国主管对外交往的礼部，连同户部、工部、兵部、内务府、光禄寺、都察院、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等等一干机构，负责招待使团所有人员的住宿膳食等事务。这是一项很大的招待工程，不仅需要准备很多餐桌，以及鸡、鸭、牛、羊和瓜果时蔬的大量供应，有时候也需要准备很多临时的大帐篷招待多出来的人员。本来，按照宗藩礼制，入住四译馆之后，总有步军统领衙门的士兵负责把守，入住人员不得外出四处走动，但朝鲜使臣和从人们，因为年年来京，彼此熟悉的很，所以到京后四处游走的，着实不在少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若干当时使臣和中国文人大臣们的诗歌唱酬，就是在这种几乎不分你我的情景下发生的。

        在北京期间，使团的正副使等人，忙着和清廷打交道，演习礼仪，觐见皇帝。而从人和商人等人，则忙着在会同四译馆和中国的商人们交易，一片讨价还价，好不热闹。这种市集，别的国家只能享受三五天，而朝鲜和琉球的不设时限，往往喧腾十几天到几十天。朝鲜的高丽纸、人参之类，中国江南的丝绸、瓷器等等，均可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彼此买卖流通。这些朝鲜的商人们，在来北京之前，已经先后在栅门和盛京等沿途的地方，做了一些生意；待他们回去的时候，还要沿途做一些生意。天朝恩典，这些生意对朝鲜都是免税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正可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在顺治以前，清朝的钦使团到朝鲜的时候，还是可以做生意的，但顺治皇帝明令禁止后，清朝赴朝鲜的使团，不仅人数上只有二三十人左右，更不允许在汉城等地从事任何商贸活动，事毕即旋。后来，清朝的钦使抵达汉城之后，基本上就是在汉城西门郊外的慕华馆一带（今首尔独立门附近），以及朝鲜王宫景福宫内举行相关的礼仪，而后就是待在官方旅店——南别宫——之内，和国王举行一两次茶宴，最后沿着陆路返回北京，每次也就在汉城能待上三四天的光景而已。所以，这条连接汉城、盛京和北京的这条陆路朝贡路线，主要以朝鲜商人为主力军，带动了沿路很多城镇的商业繁荣。

        这条路线，在朝鲜1870年代开放通商口岸之前，是东亚近世历史上最为繁华的跨国长途贸易路线。而这条路线的南端，以朝鲜和日本的交往为途径，经过釜山，连接上对马岛、长崎、大阪、京都、江户（即今东京）。日本出产的大批白银，就是经过对马岛和朝鲜之间的商贸，流入朝鲜，进而通过朝鲜贡使团，流入中国的。

        这个宗藩体系下的商业往来，可以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很多人都认为1840年之前，清朝是“闭关锁国”的，只有“广州一口通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解。所谓广州一口通商，只不过是指中国对“西洋”诸国在广州通商，而不是对所有国家都在这一口通商。

        在宗藩体制内，北京对来华“朝贡”和“互市”（即做生意）的外国，均有具体的指定区域和进京路线，英国、法国等“西洋”诸国，要到广州，经过中方的十三行来同中国人做贸易；琉球要先到福建，越南要先到广西，而后沿着进贡路线进京做贸易，如此等等。所以，英法这些国家，在这一套秩序之内只能前往广州。不能认为这些欧洲国家只能在广州做贸易，就认为整个大清国就这么一个口岸在对外开放。

        其实，清朝在东面，同朝鲜紧密联系，在南边，同西洋诸国、越南、暹罗、琉球等国相联系，在西北和东北同俄罗斯相联系，商贸往来非常频仍。清代中国一直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我们作为后来者，因为种种缘故，可以不喜欢清代，但不应遮掩或者歪曲清代的历史。否则，朝鲜、琉球、越南那些在北京的贡使，以及俄罗斯常年驻扎在北京的传教士以及学生，难道都是偷偷地潜入天朝的首善之区去的么？1839—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所直接改变的，不过是西洋诸国通过获取其余通商口岸来扩大商贸交往的地域而已，清廷当时之所以不认为鸦片战争有多么重要，和其在天朝体制内的宏观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发生的屈辱，绝大多数都是与在同西洋诸国的直接军事冲突中战败有关，而我国近代化的展开，又系欧风美雨东渐的产物，所以我们在思考近代历史的时候，非常容易陷入中西二元体系之内，忘记了其余的很多因素。当我们大谈“西化”的时候，脑袋中的参照物便是欧美诸国，背后的逻辑便是中西二元对立。更深一层的话，便是中国老大帝国的保守落后，对比着欧美诸国的开放先进。这已经是一种非常片面化了的历史观念的体现，常常在不经意间表露无遗。

        在甲午战争一事上，也是如此。因为日本明治维新所施行的近代化，仍旧在很大程度上带给了中国人以中西体制二元对立的种种思考。这也是为什么甲午战争的讨论，动辄陷入中日、中西体制的讨论中去，只顾着一味描述或批评晚清中国如何落后保守或者孱弱无能，却忽略了当时中国自身在近代所经历的天下观念的巨大转换，及由此在近代外交层面所产生的种种连锁的剧变和外在表现。这里不是要说我们不要做“拿来”的功夫，而是说我们要回过头来，认清晚清中国自身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正因如此，厘清当时的中朝关系，才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简言之，今日反思甲午，尤当以重新认识自我近世历史为宗旨，方能适应明日中国发展大势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