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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洋跃进” 盲目引进 国营经济徘徊在改革前夜(国企简史之十四)
日前,在国资委暨中央企业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上,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国资委党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郝鹏强调,学习党史要与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相贯通,要突出央企特色、突出学用结合。
为突出党史学习的央企特色,企观国资特邀国资国企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剧锦文教授,帮助读者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发展历史,以资读者系统了解国资国企发展沿革、国企改革脉络,进一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文章将以系列形式陆续刊发,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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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文革”结束之后,全党和全国人民长期被压抑的发展经济和改善生活水平的诉求迅速释放出来,如何尽快改变国民经济落后面貌,将“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和耽误的时追回来,就成为1977年至1978年经济工作的主旋律。
1977年2月至5月,中央先后召开了整顿铁路、冶金等会议,并迅速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
然而,“文革”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我国长期坚持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经济战略的改变。相反,由于新的领导层仍然坚持“两个凡是”,不顾当时中国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的实际情况,在中国重搞“新的跃进”,而且,企图通过大量引进外国的技术设备,在短期内实现国家工业的现代化。
在这种“左”的冒进思想指导下,国营企业依然充当着一个没有自身利益的政策工具。
雄心勃勃的《十年规划纲要》
在“新的跃进”指导思想之下,各部门、各地区都在酝酿实现“新的跃进”的规划。煤炭工业部于1977年10月提出到1987年煤炭产量突破10亿吨,赶上美国,到本世纪末进一步达到20亿吨。同年11月冶金工业部向党中央汇报钢铁工业规划,提出钢产量到1980年达到3500万吨,到本世纪末建成20几个鞍钢,钢产量达到1.6亿吨以上,超过美国。
在各部门、各地区“新的跃进”计划的基础上,中央决定重启1976年至1985年的十年规划。
早在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1976~1985年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关键十年。由于“文革”的爆发,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华国锋立即着手重启“四个现代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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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来源:新华社
1977年11月24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形成了《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与此同时,国务院对《十年规划纲要》进行了修订,并于1978年2月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这些文件提出,在20世纪的最后23年,经济发展分阶段,打几个大的战役。
第一阶段,在“五五”计划后三年,重点是打好农业和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两个战役,使农业每年以4%~5%、工业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持续大步前进,为“六五”大上做准备。
第二阶段,在“六五”期间,各项生产建设事业都要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到1985年,粮食产量要求达到4000亿公斤,钢达到6000万吨,原油达到2.5亿吨。
为了实现生产的高指标,相应拟订了基本建设的庞大计划,如在工业方面,新建和续建20个大项目,改造9条老干线,重点建设秦皇岛、连云港、上海、天津、黄浦等5个港口等。
1978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个高指标的《汇报要点》,并和1978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一起下达,要求贯彻执行,并与《十年规划纲要》提出的一些指标一同写进了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
22个大型技术引进项目
按照这个尽快把经济搞上去的设想,显然仅靠国内的资金和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从1977年开始,根据以往我国技术引进的经验,特别是“文革”后期受到“四人帮”干扰的“四三”方案的经验,将目光转向了大规模技术引进和大规模使用外资。
在“新的跃进”的指导思想下,首先是加快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
1977年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的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本来是此后8年的任务,所需外汇为65亿美元,国内配套工程的基建投资为400亿美元。而在1978年国务院务虚上,再次强调要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
1978年7月上旬,国家计委初步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计划,其中400亿美元准备向外国借款。同年8月,国家计委将1978年至1985年引进规模由原来的65亿美元增加到180亿美元。
1978年3月国家计委下达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中央批准各部门的总额为85.6亿美元。7月份以后,经过层层加码,大幅提高了引进国技术设备的规模。1978年就确定从日本、美国和联邦德国等国家引进以钢铁、石油化工、化纤、化肥等主要内容的22个大中型项目,引进总额为78亿美元。仅1978年12月的最后10天就签订了以化工项目为主的31亿美元的协议,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和综合平衡,给以后造成了巨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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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的跃进”指导思想的宣传画
来源:旧书网
1977年,我国的外汇储备还有9亿多美元,出口额为79.5亿美元,进口额为72.1亿美元,进出口规模很小,贸易顺差更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支付迅速扩大的到货的设备款,中国银行不得不用吸收海外存款和从欧洲金融市场筹措贷款的办法来弥补,当时共筹集到51亿美元,其中欧洲金融市场的贷款年利达15%~16%。而且,按引进1美元国内配套建设4~5元人民币计算,这些项目建设全部投资需500多亿元。1978年,我国的财政收入为1132亿元,然而,光一个上海宝钢项目就需投资300亿元,可见,如此巨大的引进规模大大超过了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
而且从1978年确定的22个引进项目来看,这些项目仍然集中在重化工业领域,这也反映了当时的领导层依然遵循着早年形成的工业化战略。
尽管1978年引进的这些项目,是一批我国经济建设中急需的特大型项目,引进的技术和成套设备也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批项目建成后都已成为我国的大型骨干企业,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过分看重重化工业,也使得汽车、电子、航空等战略性产业的发展被忽视了,或者说发生了“挤出效应”。
像上海的运10飞机,由于得不到应有的资金支持,在研制了15年之后最终流产了,北京电子管厂想上马液晶项目也因缺乏国家投资而不得不停顿下来。
原标题:《1970年代“洋跃进” 盲目引进 国营经济徘徊在改革前夜(国企简史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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