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生育率与生育资源；获庇护后仍被驱逐的难民们

生育率与生育权

在新冠疫情下全球人口缩减的背景下，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之际，生育再次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

“果壳”公众号刊登的《生育率降低怎么办：不是把女性赶回家，而是让母亲能重归职场》一文指出，全球224个国家中，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有96个。文中援引了《空荡荡的地球》中提到的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包括城市化让孩子成为负担而非劳动力，避孕方法的发展、婴幼儿死亡率的降低以及亲戚、宗教等传统催生力量的衰落等等。而在作者游识猷看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经济压力，托育、教育、购房等方面的高额支出以及对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感让人们不敢生，即使经济无忧，照顾孩子需要的人手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也都难以获得。一系列研究显示，女性生育二胎的意愿和生育期间得到的劳动保护、家庭支持与生活照料以及幸福感成正比。

2019年2月27日，韩国首尔，一家医院的新生婴儿室。

该文主要反驳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只要让女性回家，生育率就能上升。这种观点背后是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即女性的职场参与率和收入越高，生育成本就越大，养育的子女就越少，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成负相关。游识猷指出，贝克尔的结论在1970-1980年代前是成立的，但已经不适用于当今社会。近年的研究表明，女性收入和子女数量的关系是一条先降后升的曲线，女性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生育子女数量会开始上升。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者2009年在《自然》杂志发表的论文中提出，随着人类发展指数提高，两性更加平等，生育率会先降后升。转折点在人类发展指数达到0.9时，这意味着75岁的预期寿命，25000美元的人均GDP，以及教育指数达到0.95。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6.9岁，但后两项指标仍有一定差距。

在当今社会，很多女性在不会被职场抛弃、有存款或收入的前提下才会愿意生育。并且与具有传统性别观念的女性相比，具有平权观念的女性更可能获得相对更高的收入，从而抵御生育风险。在经济风险和个人责任加大的今天，帮助女性不要因为生育退出职场才能获得经济和人口的双赢。

公众号“国际妈妈国际娃”日前刊登的《生育权，真的是特权吗？献给母亲节！》一文中，作者从一名学术女性的亲身经验出发，对生育权是女性的特权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

作者表示，由于密集的学术训练和长时段的田野调查，很多女性都不敢在博士阶段生育。在受到朋友反抗资本绑架的鼓励后，她决定怀孕，由于预产期临近开学，又有教学任务，她颇费了一番周折才争取到休完产假再接手课程的安排。而在生完第二个孩子之后，她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再有精力去冲刺终身教职的目标。有朋友等到当上助理教授后才开始生育，在丈夫的支持下一度前景不错，却在新冠疫情的意外冲击下陷入困境。学校“性别学系”的教授给的建议是，等升到副教授再生育。

文章总结道，生育权不是特权，女性拥有的只是生育资源，由于生育期间的权益难以获得以及生育对职业生涯的负面影响，要不要使用这种资源、什么时候使用，对女性而言是千思百虑后的博弈。并且这种资源并不仅仅属于女性和她们的伴侣，还被制度所规训，一旦使用超出配额，就会受到惩罚。

文章还指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美国学界，由于“母职惩罚”，生育后的学术女性从事低收入且不稳定教职工作的比例比有子女的男性高出132%，孩子在6岁以下的学界女性取得终身教职的比没有孩子的同行低21%。但对于男性而言，孩子确是他们职业发展的福星。在雇主看来，有孩子的男性更有责任感。有孩子后美国男性的工资平均提高6%，而女性每生一个孩子，平均工资就下跌4%。美国学界取得终身教职的男性中，70%有孩子，女性则只有44%。也就是说，如果生育是一种特权，那么也是男性的特权。

获得庇护后仍被驱逐的难民们

近日，Patrick Maynard 在《雅各宾》杂志发文探讨了叙利亚难民在获得庇护后却被驱逐的情况，作者认为这显示了欧盟人道主义的空洞性。而一个扩张的Frontex（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将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一个在公开文件中只被称为法迪的年轻人一直在进行一场远比他这个年龄段的人通常想象的要艰难的战斗。为了逃离内战，他第一次从叙利亚的代尔祖尔来到欧洲。2015年，德国当局承认他是受法律保护的难民。从那时起，法迪就用他的德国护照寻找他失散的兄弟，他认为他的弟弟被困在希腊，他希望把他带到德国。

位于希腊莱斯沃斯岛的莫里亚难民营

他为这些愿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法迪在2016年11月去了一趟希腊，希望能找到弟弟。当时弟弟只有11岁，为了逃避ISIS招募离开叙利亚，法迪希望能在希腊找到他。

法迪说，当他在希腊埃夫罗斯地区的一个汽车站寻找时，警察找到了他，问他的种族是什么。在回答他是叙利亚人后，他被警察拘留，警察把他带到一个不知是哪的地方，尽管他抗议说他是一个有证件的德国居民，在欧盟是合法的，有证件可以证明。据称，他们拿走了他的身份证、文件和财物，然后把他交给一群他称之为“突击队”的人，这些人讲德语，有武器，蒙面，完全穿着黑衣服。

他说，这些突击队员殴打任何试图与他们交谈的人，他们用一艘橡皮船把一群被拘留的人——有些人只有一两岁——带过土耳其的河流边界。他们处于没有证件、无家可归、没有国籍的状态，被扔在土耳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在那里居住过。法迪花了三年时间才拿回他的证件和欧盟居留权——在此期间，他多次试图回到希腊，以寻找他的弟弟。他一直没有找到他。

法迪所遭受的磨难是所谓的“推回”（pushback）行动的最极端版本。在其他形式中，这些行动可能涉及将人们阻挡在欧盟的边界之外——例如拒绝他们从海上进入。

许多移民权利团体指称，这种行动通常由欧盟的边境安全机构Frontex领导，该机构协调各国政府的反移民行动，是欧盟增长最快的机构。组织总部设在华沙，预计到2027年，将从目前相对较小的员工队伍发展到可能包括一万名边防守卫。

这个欧盟机构的任务是只治疗那些欧洲国家帮助延续的症状，而不是解决迫使人们流动的根本原因。通过拉动控制全球经济的金融和政府杠杆，工业化国家和后工业化国家的领导人创造了经济学者Michael Yates所说的紧缩政策、土地盗窃和政治压迫的“复杂酿造”（complex brew）。

作为这些因素的补充，欧洲国家往往要么默默地参与，要么积极鼓励向附近的冲突地区出售武器。例如，德国制造商Hensoldt和Rheinmetall在德国政府完全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南非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武器，用于其对也门的战争，避开了出口禁令。而法国工业巨头空客公司通过土耳其运送飞机，躲避对利比亚的武器禁运。这种行为是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产物，因为武器销售是企业可以进入的更有利可图的部门之一，而且当发生不当行为时，被收买的政客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些因素——紧缩政策、土地盗窃、政治压迫和对暴力内战的鼓励——共同构成了一个新殖民主义区域，里面的人们从全球南部去到全球北部的机会是很低的。

美国的左翼曾抱有希望，认为拜登新政府可能会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更多的和平主义立场——也许会将一方从底格里斯河和地中海之间上演的血腥、多面的悲剧中移除——但他们感到非常失望。上任后，拜登立即将轰炸叙利亚放在优先位置，而不是履行其15美元最低工资的承诺。因此，武器销售在继续，冲突在继续，叙利亚难民继续试图在其他地方找到更好的生活。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那些愿意帮助难民的人正成为政府行动的目标。3月1日，一百名军官突袭了意大利各地的住宅和办公室，没收了活动人士的电脑、电话和文件，被告因拯救生命而成为目标。希腊的情况也没有好多少。正如《雅各宾》去年报道的那样，至少有一千名寻求庇护者在希腊边境当局的手中被推回。

Frontex并不用对欧洲人权法院负责，人权法院只对成员国有管辖权，而对欧盟自己的全大陆机构没有管辖权。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使Frontex更加胆大妄为，以至于它可以放心地把一整架飞机的潜在难民从希腊运走，然后放在土耳其——就像法迪经历的那样。

Frontex还刚刚赋予了自己携带武器的权力，尽管正如德国广播公司ZDF发布的Frontex档案调查网站所说：“没有法律规定允许欧盟机构的成员携带枪支”。换句话说，成员国从未就这些武装Frontex的权力进行过投票——它们完全是欧盟单方面决定要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准军事边境部队的产物。

法迪喜欢生活在德国，遇到了很多善良的好人，但他希望能回到边境地区，带着相机记录政府在那里的所作所为。

当局可以不理会他——或者再一次绑架他。虽然这可能会再次损害他的生活，但对他们来说区别不大，因为他们的行动几乎完全是徒劳的：只要全球北方鼓励的不稳定、不平等和战争将全球南方的居民赶出他们的家园，即使有一万名军事化、不负责任的边防守卫也不足以阻止流动。

中世纪的一幕

近日《卫报》则报道了希腊难民营中发现难民尸体被老鼠包围的事件。援助人员说，尽管欧盟拨出数百万欧元来改善设施，但希腊希俄斯岛的情况仍很糟糕。

几天前，在希俄斯岛的一个荒凉的难民营里，一名年轻男子独自死在帐篷里。当警卫赶到现场时，也就是这名索马里难民死亡约12小时后，尸体已被啮齿动物包围。最初提醒工作人员的是一个寻求庇护者，后者在看到老鼠成群结队时惊恐不已。

当天是东正教的复活节星期一，是希腊的国定假日。希腊当局没有提供这名28岁死者的姓名，他被认为是自然死亡。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希腊移民部排除了谋杀的可能性，并说这个“不幸的人”被一名军医发现耳朵和手被咬了。“准确的死因将从即将进行的尸检中得知。”

虽然是注册的难民，但由于新冠疫情的限制，这名索马里男子被要求留在基奥斯Vial山顶的收容中心。自去年疫情开始后，岛屿收容中心一直受到严厉的封锁措施的限制。“我们收容他们并为他们提供食物，因为他们是人类，我们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这个营地的长官Panagiotis Kimourtzis告诉《卫报》。“当有人死了这么多小时后，出现啮齿动物也是合乎逻辑的。营地是在2016年很快建成的。这个营地位于自然界中，周围都是田地。我们做了一切可能的事情，我们使用杀虫剂，但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么多。”

这位年轻的索马里人，就像在他之前的数十万叙利亚人一样，离开了一个因暴力和贫困而臭名昭著的国家。在欧洲难民危机爆发近六年后，这段已经漫长而危险的旅程的悲惨结局再次凸显了希腊岛屿“接待中心”的恶劣条件。

对于莱斯博斯、希俄斯、萨摩斯、莱罗斯和科斯这五个处于移民潮前线的爱琴海岛屿上的援助工作者来说，这一事件进一步证明了欧盟领导人在这个边境所推行的遏制政策的失败。

国际人道主义组织Intersos在希腊的执行总监Apostolos Veizis博士说：“事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希腊岛屿营地是拥挤和不人道的代名词”。人们每天都暴露在老鼠、垃圾和暴力之中。在整个岛屿的诊所里，儿童经常因被老鼠咬伤而入院。他们不得不生活在如此没有尊严的条件下，这实在可耻和令人震惊。

在过去的一年里，抵达欧洲的寻求庇护者人数急剧下降。根据希腊公民保护部的数据，估计现在有11472名男子、妇女和儿童在爱琴海前哨站登记。维尔岛在2019年12月接纳了5000人，现在接纳的人数约为这一数字的五分之一，这是严厉的移民政策（包括“疏散”这些岛屿）的结果。

自从欧盟与土耳其达成有争议的阻止人口流动的协议以来，这些岛屿已经成为欧盟阻止移民的战斗中的一个缓冲区。雅典收到了约30亿欧元（26亿英镑）的欧盟资金，用于在2015年至2020年期间管理移民危机，但批评者声称在当地看不到支出的证据，那里的条件受到了欧洲顶级人权监督机构之一的谴责。

在岛上工作了十多年的Veizis说：“如果使用得当，我们就不会在这么多年后谈论一个中世纪的场景，一个死人被老鼠袭击。所有的营地都很可怕。每天都有人生病，在精神上和身体上。你不得不怀疑，这样对待他们，不把他们当作人，而是当作数字，是欧盟故意的政策选择，以便更多的人不会来。”

在欧盟的支持下，雅典的中右翼政府已经承诺用最先进的“封闭式”设施取代岛上的设施。上周，政府的“透明度门户”证实，欧盟已经拨出近2.7亿欧元的资金，用于在明年3月31日之前完成新的营地。其中，1.55亿欧元被指定用于莱斯博斯和希俄斯的新接待中心。

希腊和其他欧盟国家一样，被指责推回了移民和难民。但希腊移民部长Notis Mitarachi最近表示，在土耳其威胁要让寻求庇护者涌入欧洲之后，随着边境管制的加强，自去年3月以来，离开希腊的人比到达的人要多。

他说，住宿设施中的移民和难民人数也从一年前的9.2万人下降到5.6万人。他告诉欧洲同行：“在过去的12个月里，更多的人通过驱逐出境、自愿离境或重新安置的方式合法地离开了希腊。我国大约有6万名被认可的难民，比国家相信的要少。”

虽然希腊的难民人口已经大幅减少，但那些被困在岛屿上的人恢复正常的前景仍然难以捉摸——尽管加速了疫苗接种活动，而且未来几周内有可能恢复旅游。“长期以来，联合国难民署一直对岛上难民营的不稳定状况表示担忧”，难民署在雅典的发言人Stella Nanou说，“除了物质上的困难和挑战，还有疫情的不确定性，这使人们更加沮丧，因为他们常常看不到隧道尽头的光亮”。 

网络漫画引发对学术发表的反思

近日，兰德尔·门罗（Randall Munroe）创作的网络漫画XKCD刊登了一则讽刺科学发表弊端的作品，用儿童式的语言描述了科学论文的12种类型：“我们把照相机放在了一个新地方”； “我终于可以证明我同事是错的了”；“免疫系统又出状况了”；“我们知道怎么制作这种特殊材料了，想要的话给我们写邮件”；“鱼究竟在水下干嘛呢”……这则漫画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还效仿创作了针对自己所在学科的版本，形成了一次全球性的关于当代学术实践本质的跨学科对话。检验医学专业的内科医生本杰明·马泽（Benjamin Mazer）在《大西洋月刊》撰文对这场由一则漫画引发的学术互动进行了评述，同时对大流行背景下的医学论文发表进行了反思。

马泽说，真正的科学进展和成功的约会一样，同时需要准备和机缘，但职业科学家却必须不断地创造这样的魔法。大学往往以在权威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而不是质量来评价其研究人员。科学家们会半开玩笑地抱怨这种需要不断填充简历的压力导致了有缺陷的和非独创的发表论文。门罗的搞笑漫画解释了一旦剥离了专业术语，学术文献和其他形式的交流一样，都容易受到重复、浅薄、迎合、琐碎等问题的影响，很快引发了一场模仿风潮。

短短几天内，社会学家Kieran Healy创作了一个社会学版，条目包括“这看起来很坏很奇怪但当你是个穷人的时候这非常合理”和“我采用了社会学的路径，不像某些人。”流行病学家也参与了进来——“我们并不真的明白我们在干什么：但这里有一些模型！”统计学家的版本是：“一项没人在意的新的稳健方差估计量”；生物学家则表示：“新显微镜！你们的都落伍了。”科学记者很快跟进：“读者喜欢动物。”一名博士生做了一个网站帮助用户创作他们自己的版本。甚至有人做了调侃科学论文漫画的不同类型的漫画……至此，作家、互联网活动家Cory Doctorow称赞这个创作笑话的集体项目是“一次揶揄但富有洞察力的自我民族志行动——将自我批评包裹在幽默当中来讲故事。”

流行病学副教授、杰出的医学研究批评者Vinay Prasad表示，这个网络迷因切中了要害，“很多论文不为任何目标服务，不推进任何议程，可能不正确，毫无意义，也没人读。却是晋升所需要的。”学术文献中充斥着大量无关内容，但让马泽感到困惑的是，在现有的激励机制下，这种令人遗憾的结果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告诉一群聪明而野心勃勃的人在能够通过同行评议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发论文，结果必然是系统被玩弄于鼓掌：一项实验的结果被切碎放到一打论文里；为了得到更有趣的结果，数据被篡改，结论被夸大。最高产的作者每周都能发表一篇论文，跟不上的人找论文工厂替他们做（或者伪造）研究。

在医学界，新冠疫情的紧迫性使得快速发表大量论文变得更容易了。诸如《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和《柳叶刀》等最顶尖的期刊传统上会将有限的版面留给昂贵的大型临床试验。然而在大流行期间，他们开始迅速接收仅仅是描述了几个病人的报告，很多简历由此得到了充实，一些科学家甚至开始把新冠硬塞进很多原本不相干的研究当中。截至目前，已经有20万篇新冠疫情相关的论文得到了发表，其中只有极小部分会被阅读或是运用到实践当中。公平地说，在一场前所未有健康危机中很难预先知道哪些数据会是最有用的，但大流行下的发表加剧了一些早已根深蒂固的恶习。家庭医生和批评家Michael Johansen指出，新冠论文代表了整个学术文献的情况，一些真正重要的论文和大量不会也不应被阅读的东西。例如通过同行评议的证明疫苗切实有效的论文可以拯救成千上万的生命，从英国全国性的康复试验中得到的数据为当前使用的标准治疗手段如地塞米松提供了强力证据。但关于特殊个例和预测不可预测之物的新模型的论文对医学毫无帮助。一些糟糕的研究甚至会对新冠病人的治疗起反作用（比如羟化氯喹）。

马泽自嘲说自己是个伪君子，因为门罗的漫画里就有一个条目是“一些关于别人的研究都很差劲的想法。”但由于《大西洋月刊》没有被科学数据库收录，所以这篇文章的发表对他的职业并无益处。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内科医生和科学主任Anirban Maitra在职业生涯中发表了300多篇论文（他创作的医学论文类型漫画中包括“在一篇随机的病理学论文标题里加入‘人工智能’这个短语”），在他看来，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仓鼠转轮游戏，都知道自己是仓鼠，但他和马泽采访的其他科学家一样，也想不到修复系统缺陷的方法。

文章最后提到，门罗的漫画虽然可以看作是对科学共同体的批评，但令其得以病毒式传播的吸引力中有一部分来自于它也传达出了科学家沉迷在自己的学科里时感受到的快乐（比如其中一条是“我发现了一个旧记录的宝藏！他们其实没什么特别的用处，但还是很酷！”）。尽管发表数据令人伤感地成为了研究质量的替身，但从一则网络漫画就能在科学社群中激发如此的热情合作来看，一定存在比无止尽地拼论文更好的培育知识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