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知识|对待安倍的历史修正主义，西方主流舆论各种焦虑

        自2012年底安倍晋三就任首相以来，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政界成为一股强大的逆流，不断挑战东亚邻国民众的历史情感。

        2013年12月26日安倍本人悍然参拜靖国神社，标志着安倍政府历史修正主义的言行走到了高潮。与历史修正主义立场相伴随行的，则是安倍政府在外交安全问题上的一系列对中国充满敌意的举措。

        日本右翼的历史修正主义言行不仅受到中韩等国的强烈反对，也引起西方主流舆论的关注和批评，梳理这些评论可以发现，西方主流舆论与日本右翼的价值观存在裂痕，反映出独特的安全焦虑。

西方与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价值观分歧

        对于中、韩等东亚国家人民来说，日本右翼的历史修正主义言行让人忆起日本军国主义殖民侵略带来无尽劫难和羞辱，并令人感到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噩梦。与东亚国家反侵略、反殖民殖民视角相比，西方主流舆论更倾向于以契合其自身价值观和利益的方式，对日本右翼历史修正言论进行意义框定，与东亚国家存在明显（但非绝对）的差异。这主要包含了人权、历史正义、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等视角。

        第一、人权视角。日本右翼历史修正言行中，最易遭受西方舆论广泛批评的涉及慰安妇问题。在西方，严重侵犯妇女的尊严和身心不仅违背人类“良知”，更是严重侵犯其人权价值观的行为。日军对慰安妇的身心伤害就属于此类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梳理报道结果显示，任何历史修正主义者对慰安妇伤口撒盐的言行，几乎毫无例外地会遭受西方主流舆论的“围剿”，并一再严重损害日本的国家形象。

        第二、“历史正义”视角。对西方而言，日本右翼的历史修正言行所挑战的主要是西方的“历史正义”规范。这一规范主张，冲突的施害群体依据真相承认历史罪责，对受害者进行道义修补，并在此基础上求得受害群体的宽恕，并由此寻求双方走向和解。

        在对待历史罪责的问题上，西方舆论常常将日本与德国这个“谢罪”模范进行对比，并要求日本将德国作为学习榜样，承认历史错误，向东亚国家公开道歉。安倍于2013年12月26日悍然参拜靖国神社之举，在西方主流舆论尤其引发了广泛的严厉批评。

        第三、反对极端民族主义。日本右翼历史修正言论背后的“仇外型”极端民族主义让西方舆论尤其警惕。2013年10月7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更以“武士归来”为题发表文章，塑造了日本民族主义好战、在中日之间制造争端的形象。西方舆论还对否定东京审判、修正太平洋战争史观的企图保持警惕和高压。

西方对日本历史言论引发冲突的安全焦虑

        对于东亚国家来说，日本右翼的历史修正言行是一种对国民身份认同和尊严的情感性挑衅，也令人想起军国主义在日本的复活，而且还与领土主权纠纷紧密关联，因此，被视为一种现实的安全挑战。日本右翼历史修正言论同样引发了西方（尤其美国）的安全焦虑，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担心中日冲突升级，可能导致美国被拖入中日之间的战争。

        西方舆论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两国之间围绕历史和领土不断升级的紧张态势。欧美媒体密集报道着中日之间外交和舆论战，关注着两国之间对抗的升级。美国舆论尤其担心此种紧张导致“擦枪走火”，使美国被迫卷入中日战争。约瑟夫•奈和陆克文联合撰文就此指出，“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国家领导人的意图，而在于较低层次上的误判的可能性，在于‘事件处理’方面的有限经验，以及竞争性民族主义气氛下的局势升级”。卡彭特在其评论中如此表达此种担忧：“尽管日中之间的武装冲突尚不太可能发生，但趋势令人不安，目前甚至无法排除爆发战争的噩梦”。在美国领导人愚蠢地坚持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立场，“让美国站在了日益加剧的中日对抗的前沿。”

        第二、担心美国在东亚的同盟体系内部裂痕加剧。

        安倍政府的历史修正言论同样重挫了日韩关系。中、韩两国则相互接近，通过多边和双边途径开展合作，在历史问题上出现“对日共斗”局面。西方媒体关注着日韩关系的不断恶化和中韩在历史问题上的合作和接近，此种态势让美国尤其沮丧。安倍参拜后，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迈克尔•奥斯林如此评论：“如果连我们在这一特殊地区的两个主要盟友都不说话了，那我们如何能开展行动？”

        第三、担心美国的战略再平衡受到负面影响。

        对历史修正主义，西方舆论界在整个2013年都大体认为是一种性质恶劣的行为，而且对改善日本的安全地位并无助益，反而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带来冲击。到2014年初，美国舆论界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在安倍参拜后，迈克尔•奥斯林和天普大学日本校区的杰夫•金斯顿都认识到此举对日本与东亚邻国之间关系的伤害，也都认识到参拜在安倍减轻日本国内安全政策改革阻力中的工具性作用，区别在于，前者将之视为有益于美国安全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赞许了安倍的战略谋算，而后者则仍将之视为美国的挑战。

西方舆论的“护日”倾向

        意识形态敌意和安全利益的考量，使西方舆论表现出其偏狭和偏见：

        第一，基本回避自身（尤其美国）在东亚“历史问题”产生过程中的责任。

        第二，“护日”倾向。

        在抨击日本右翼的历史修正言论同时，西方舆论也一再报道安倍的“对话”表态，而中、韩两国政府却显得不依不饶。西方舆论很少分析安倍“对话”表态的虚伪性，基本忽略那些让安倍政府“对话”表态成为“假唱”的迹象。日本国际形象受损尤其让西方亲日势力忧心忡忡。一些保守派对日本则降低甚至放弃了“与我们一样”的要求，选择让日本“对我们有用”。

        第三，对中国反制行动的意识形态和阵营偏见。

        从2014年初开始，路透社刊发多篇关于中国反制行动的文章，塑造了中国在联合国和西方咄咄逼人地开展对日“宣传战”的形象。奥斯林除了从安全考量出发为安倍参拜辩护外，还专门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攻击中国，将中国在历史问题上一系列反制措施称为“外交憎恨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