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30年前的今天，邓小平说的一句话从此改变了宁波

        2014年8月1日上午，由宁波市委、市政府主办的纪念邓小平“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指示发表30周年座谈会在当地召开。

        30年前的8月1日，被宁波以及从这里走出的著名商人群体——“宁波帮”视为最重要的日子。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向当时分管沿海开放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询问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进展，特别问到“宁波怎么样”，谷牧作了简要汇报。

        “宁波的事情好办点，宁波有那么多人在外边，世界上有名的2个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都是宁波人”，谈话中，邓小平还讲了1句后来被广为传诵的话，“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邓小平为何对宁波、宁波帮情有独钟？        

跌宕“宁波帮”        

        地处沿海，港口资源优越，这些天然禀赋使得宁波商贾云集，商业文明积淀丰厚。史料记载，宁波籍人士外出经商古已有之，结成商帮是在明清——伴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兴盛，中国南北渐次崛起以某一地域商人群体为鲜明特征的“十大商帮”，宁波帮即为其中之一。清末民初，流传着“无宁不成市”的说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40年代的上海几乎是宁波人的上海。著名财经作家胡宏伟在《中国模范生》中援引浙江兴业银行1943年的1份调查报告：“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商业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

        在隔杭州湾相望的上海，“宁波帮”不仅开办了上海第1家钱业公会、第1家中国银行、第1个华人商会、华商证券交易所、汽车出租公司、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还将五金大王、颜料大王、棉纱大王、地产大王、娱乐大王等名号纳入囊中。

        1个有趣的细节是，上海人1940年代左右开始使用“阿拉”这个词代表“我”。“阿拉”实际上源于宁波话，上海人把“自我”都交给了宁波，足见宁波人当时地位之高。

        回望历史，会发现在我国的3次命运转折处，都曾醒目地出现过“宁波帮”。

        1916年8月23日，孙中山在宁波各界欢迎会上对“宁波帮”推崇备至：“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1949年5月6日，解放军兵临上海，毛泽东在电报中特别交代：“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团结这些资本家在上海与我们合作。”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提出把全世界“宁波帮”动员起来建设宁波。正是邓小平重新唤回“宁波帮”的这句话，让沉寂已久的著名商帮和它的家乡再次为人瞩目。        

邓小平与“船王”包玉刚的友谊        

        邓小平对宁波情有独钟，大抵是因为宁波有改革开放的2个优势：“宁波港”的地理优势和“宁波帮”的人文优势。

        宁波自古就是港口城市。汉武帝年间，宁波沿海就成为舟师行动的起碇地。到了唐代，宁波成为中国四大港口之一，各国贾舶交至。宋代，宁波是建造海船的重要基地，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港口之一。

        宁波甬江口东侧、金塘水道南岸的北仑港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17.5公里长的深水岩壁海岸线，海域水深20米以上，能吞吐30万吨级巨轮。1986年初，北仑港被确定为中国四大国际中转枢纽港之一。邓小平认为，宁波应该成为长江三角洲金三角之一翼，与上海联为一体，成为上海及长江流域走向世界的海上通道。

        对“宁波帮”，邓小平也有相当高的评价。邓小平长女邓林说过，父亲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就对宁波人有深刻了解，知道他们精明能干，会做生意。

        “宁波帮”中，与邓小平关系最密切的要算“世界船王”包玉刚。

        1978年11月，在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包玉刚表亲卢绪章的牵线下，包玉刚与邓小平在北京凛冽的寒风中第1次握手，一见如故，谈了很多问题。不久，包玉刚通过卢绪章表示：打算以其父亲包兆龙的名义向祖国内地捐款2000万美元，其中1000万美元在北京建1座现代化旅游饭店——兆龙饭店。 这可难住了卢绪章，因为当时中国一般不接受“外援”，更何况包玉刚是“大资本家”，他的钱该不该接受？卢绪章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相当干脆地说：“别人怕‘接’出麻烦，我出面接受这笔捐款”，并批示“请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1985年10月25日，日理万机的邓小平还破天荒地出席了北京兆龙饭店的开业典礼。

        1984年10月28日，阔别家乡40多载的包玉刚回到宁波，面对家乡人民的热情，吐出肺腑之言：“我是宁波的大使，宁波的事也是我的事。我愿为宁波的事跑腿。”

        不到2个月，邓小平又在北京会见包玉刚，像老朋友一样谈了40分钟。包玉刚说：“宁波的面积是香港的10倍、人口也跟香港差不多，但还没有1所综合大学，我打算在宁波办大学。”邓小平笑着说“我赞成”，并答应题写校名。1985年10月29日，由包玉刚捐资2000万美元的宁波大学奠基。

        此后，包玉刚几乎每年都要到北京接受邓小平的接见，他也成为邓小平会见次数最多的海外商人。1991年9月23日清晨，包玉刚因突发呼吸系统疾病辞世，时年73岁，邓小平以“生前友好”的名义送了花圈，并派女儿邓榕赴港出席包玉刚的葬礼。        

 

被动员起来的“宁波帮”        

        通过与“宁波帮”著名人士包玉刚、王宽诚、安子介、马临等的频繁交往，邓小平对解放后默默无闻的宁波越来越关注。

        除了动员“宁波帮”，他还送给宁波多把打开发展之门的“金钥匙”：将宁波列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开发宁波港这个不可多得的深水良港；解决宁波的民航机场问题。1985年10月，为落实邓小平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在宁波召开加快宁波经济发展现场办公会，研究宁波改革开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并决定成立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还专门派卢绪章去宁波，担任浙江省、宁波市政府顾问，帮助搞好对外开放。卢绪章出生于宁波小商人之家，是新中国成立前活跃于国统区的地下党员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1980年代有部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卢绪章正是主人公的原型。

        “他真的为宁波跑了很多腿”，新华社资深记者、卢绪章的老友庄凯勋这样评价。比如，为宁波机场建设多次上书邓小平；是最早向中央建议宁波“计划单列”的人之一。1987年2月，国务院决定对宁波实行计划单列，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

        1990年，卢绪章在给邓小平的信中写道：“我受您的重托，一直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懈怠。加快宁波开放，促进宁波繁荣，这是我余生最大的愿望。这几年来，虽已步履艰难、力不从心，仍上下求索，内外奔波。”

        邓小平动员“宁波帮”的号召和对宁波的关怀，极大地鼓舞了海内外宁波人。他们利用各种途径、方式为家乡建设献计献策、出资出力。除了包玉刚，还包括王宽诚、应昌期、顾国华、赵安中、李惠利、邵逸夫、李达三、曹光彪等“宁波帮”著名人士。

        1985年，也就是邓小平提出把“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第2年，海外宁波帮人士向宁波捐赠折合人民币5700多万元，是前1年的37倍。至2013年底，宁波批准外商投资企业1.4万家，其中与“宁波帮”有关的7000家，投资额超过460亿美元。

        2012年4月14日，首届世界“宁波帮”大会在宁波开幕，来自海内外的千余名宁波帮人士围绕“创业闯世界，合力兴家园”，共商建设家乡与海内外创业之计。

        衣钵相传，薪火再续，宁波商人正在书写新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