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信息过载时，背景知识的建立将变得更加困难

【编者按】

数字时代，电子设备已经占据了人们的大部分阅读时间。纸质阅读日渐式微，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也在逐渐向适应屏幕阅读转化。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面对数字媒介和传统媒介这两种阅读方式，我们应如何应对？下一代人从小就深受数字媒介的侵染，这是否会影响他们的专注力和深度阅读的能力？儿童应如何整合大脑的深度学习过程，从而提高专注力和阅读能力？本文摘自《升维阅读：数字时代下人类该如何阅读》一书，由澎湃新闻经中信·鹦鹉螺授权发布。

深度阅读和认知发展的核心是培养儿童使用已经知道的知识来比较和理解新信息，再利用新的学习行为来构建更多概念丰富的背景知识。下面让我用两个例子详细说明：一个来自你的过去，一个来自我的现在。回想一下《好奇猴乔治》，可爱淘气的猴子一不小心登上了已升空的气球，当他低头看着远处的地面时，他大笑着说：房子看起来“又小又旧”。熟悉娃娃屋小巧外形的孩子们，看到这句话会开始理解新的东西：同一件事情从不同角度看会有所不同。从空中俯瞰，房子就变得更小了。这种比较也引出了图像深度感知的概念。

仅当孩子已经建立了已有的知识库，在阅读时完成了新、旧信息的比较时，这些比较行为才会对儿童起作用。最近，我访问了埃塞俄比亚偏远地区的一群活泼的孩子，那里没有校舍，也没有电力、自来水供应，地上也没有铺设地板。我们当时去开展全球“扫盲”活动。我给孩子们展示了章鱼的照片，他们笑了。他们从未看到或听说过这样的生物，就算有翻译人员帮忙解释章鱼的海洋家园，他们也听不懂。我们最初设计的扫除知识障碍应用程序的设定没法在当地落实，原因是应用程序里使用了美人鱼和其他海洋生物的场景。对于每天不得不步行两个小时去取水的孩子们来说，海洋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概念，他们也没法理解为什么会有猴子坐气球飞到天上去。

类比的方法在已知和未知之间建立起了重要的联系，它是儿童发展过程中一个复杂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孩子们所处环境以及从环境中获得或未得经验的影响。对于西方文化中的许多孩子来说，从生长环境中获得丰富的知识储备是很平常的。一个矛盾的问题是，所处的环境为孩子们提供了过多的信息，留给孩子们提问的时间和空间就变得太少了。

麦吉·杰克逊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即当信息过载时，背景知识的建立实际上将变得更加困难。她的观点与我对孩子的工作记忆的观点一样，她认为因为我们获得的信息过多，我们不再花费时间来回顾、类比，也不再以从纸媒上获得信息的方式来储存新输入的信息，这会影响我们的知识储备，也会影响我们的推理能力。

无论是建立记忆、存储背景知识，还是其他深度阅读过程，花时间处理我们所感知和阅读的内容都至关重要。文学评论家凯瑟琳·海尔斯强调了这个观点。她指出，虽然我们有大量证据表明数字媒介正在增加刺激的音量和节奏，但我们却忽视了加快处理信息的节奏意味着观众对信息做出回应的时间在减少。如果我们将这种洞察力与深度阅读脑神经回路关联起来，就会发现处理和感知的时间缩短意味着将输入信息与一个人的背景知识交互发生作用的时间也相应减少，这将会降低人们调用深度阅读的其他思维过程的频率和强度。

它也可能降低人们深度阅读的能力。伊娃·霍夫曼认为成年人基于计算机的时间感使我们习惯于更快、更短的思想和感知。对于儿童来说，面对更多的信息融合，却没有相应的时间来处理这些信息，这可能对注意力和记忆力的发展构成最大的威胁，对开发和使用更复杂的阅读方式和思想也产生了严重的间接后果。深度阅读脑神经回路中的每一环都是相互依赖的。如果孩子们因为越发依赖于外界的知识来源（例如谷歌和脸书）使个人的知识储备更少，他们对已知内容和首次阅读信息进行类比进而得出准确推论的能力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无法预测的。他们只会想当然地觉得自己懂了。

这可能听起来很熟悉。如果苏格拉底活着，他肯定也会这样觉得。苏格拉底曾坦言他的担忧：如果这些学生过度依赖“无法与人交谈的莎草纸”，那么他们所获得的知识往往会变得虚无缥缈，他们无法真正拥有知识。过去150年间，人们对于这个主题的各种类型的担忧不绝于耳，作家和电影制作人对我们越来越依赖各种形式的技术提出质疑。在《阿波罗13号》中扮演宇航员的汤姆·汉克斯和在《火星救援》中扮演植物学家的马特·达蒙都通过角色向我们展示了绝境求生的能力。就算失去了依靠技术的能力，他们也有能力依靠自己的知识，获得较大的生存概率。21世纪头20多年，我们的孩子就像这些虚构的科学家角色一样，从幼儿园到高中接受教育，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内化所储备的知识，并不断扩展知识库。

因此，苏格拉底一直担忧的问题在21世纪变成了：当今的文化充斥着信息流和各种干扰，是否会改变或者减少儿童的注意力和记忆力？互联网搜索是否会让孩子不再像以前那样努力去学习并消化新的知识？如果这两个问题中的任意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就是在被动接受知识，不再积极构建自己的知识储备，那么在此基础上进行关联和推断的能力是否会逐渐退化？

如果这些场景中的任何一种成为现实，这些变化是否会改变深度阅读的其他思维过程，尤其是下一代人同理心的形成、多角度看待问题、批判性分析以及用语言表达创造性思维的过程？以视觉形式呈现的知识能否弥补这些损失？我们能否为这些关键技能的发展提供替代工具呢？当我们引导孩童过分或太早依赖并快速获得外部知识来源时，我们会篡改年轻人的智力发展路径吗？相反，当我们教导人们过分依赖传统形式的知识时，我们是否阻碍他们在数字时代发掘自己的潜能？孩童的智力发展取决于我们能否在这两者间找到恰当的动态平衡。

对技术忧心忡忡的苏格拉底并非是唯一提出这些想法的人。接受查理·罗斯的采访时，谷歌的创始人埃里克·施密特告诫：“我担心信息如此高频率地打扰我们，传输速度又如此快速……实际上，它们正在改变人类的认知。它们正在影响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 我希望施密特先生不会因为自己过于坦率而后悔，但我很感激他的诚实表达，这也让我感到忧虑。

《升维阅读：数字时代下人类该如何阅读》，[美]玛丽安娜·沃尔夫著，陈丽芳译，中信出版集团·鹦鹉螺202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