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百年 | 懦夫！英国民众眼中的拒服兵役者

一战爆发，打破拒服兵役者的平静生活

        1916年1月27日，英国议会通过了首相阿斯奎斯提出的征兵议案，2月10日，《兵役法案》（Military Service Act）在英国开始实施。该法案规定，凡是年龄在18至41岁（后来扩大到51岁）的未婚男子都必须应征入伍，同时该法规定了四种免除兵役的情况，分别是：身体不适于服兵役、从事事关国家利益的重要工作、是维持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基于宗教和道德原因反对服兵役。其中援引第四条规定，申请免除军事服役的人被称为“因为良心而拒绝服兵役的人”（conscientious objectors），简称拒服兵役者。

        《兵役法案》的颁布标志着英国放弃了传统的志愿兵制，开始实行战时强制义务兵役制。为了使这一法案在议会顺利通过，首相阿斯奎斯在法案中增加了免除拒服兵役者战斗性服役的规定。随着这一规定的实施，一直隐藏在志愿兵役制背后的拒服兵役者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引起了民众的关注。

        拒服兵役者是指那些因为宗教或者道德原因，反对军事服务的人。他们的组成非常复杂，包括宗教人士、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等。虽然他们的信仰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反对战争，拒绝服兵役。一战爆发前，英国民众对拒服兵役者怀有一种尊敬的态度，认为他们是捍卫个人自由的勇士。这主要得益于远离欧洲大陆的地理环境、志愿兵制取得的光辉胜利以及英国人引以为傲的自由主义精神。早在英法七年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就赦免了那些由于良心原因拒绝服役的人。拒服兵役者与政府、民众在大战爆发前各自相安无事。

        一战的爆发彻底打破了这种平静的状态。鉴于战场上的大规模伤亡，英国政府希望改变传统的征募方式，采取更加有效的征召措施。战争爆发后，高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刺激着英国民众的神经，他们对拒服兵役者的态度也变成了嘲笑和谩骂。英国民众对拒服兵役者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策，是造成拒服兵役者悲惨遭遇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征兵联合会”：顽固的拒服兵役者们

        正如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民族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战争”，对战争的狂热激起了强烈的爱国愤怒，但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里，这种愤怒还只是针对德国的。虽然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1915年2月向美国的一个朋友抱怨国内“充满了虚伪和自以为是”的沉闷气氛，但两个月后他承认英国社会“相对冷静”。这种“冷静”的状态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因素，第一，战争初期英国青年男性的参军热情异常高涨。在战争爆发的前9个月里，总共有近300万男性自愿报名参军。当基奇纳将军招募志愿军组建“基奇纳军”时，有10万应征者向他涌来。第二，当时的英国民众认为，拒服兵役者是可以被说服为国家服务的，民众普遍认为，战争爆发后，拒服兵役者会乐意从事军队后勤和医疗工作。

        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拒服兵役者不仅没有心甘情愿地参与军队的后勤工作，相反，他们联合起来成立“反征兵联合会”，明目张胆地号召青年男子反对战争，拒绝服兵役。

        “反征兵联合会”成立于1914年11月，其领导成员主要来自于独立工党和公谊会，约80%的会员来自社会主义运动者，到1915年9月声称拥有50个独立支部，拥有会员5000人。这个组织会员最多时约为15000人，这些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借助富有的公谊会教徒的资助，反征兵联合会进行了大量的反战、反征兵宣传。劳合?乔治在其回忆录中记载，当时多数民众对这些不参军的人明目张胆地组织起来反对国家的事业非常愤怒。

        对于拒服兵役者来说，虽然不时受到周围人地嘲笑，但只要英国依然是传统的志愿兵制，拒服兵役者的决定和大众的耐心就不会被推到风口浪尖，他们的生活依然平静。

舆论的逆转：“胆小而无能的胖子”

        1916年征兵法通过后，英国民众对拒服兵役者的不满完全爆发，民众对拒服兵役者的态度变得尖刻而残酷。

        在议会中，保守党和部分自由党人对所谓的“良心条款”（conscience clause）非常不满，他们讽刺这一豁免条款为“懒鬼章程”（slacker's charter）。《每日邮报》这样报道：“拒服兵役者将会被免除战斗服役的消息，激起了议会强烈的怀疑和轻蔑的声音。”许多议员认为，豁免拒服兵役者会助长他们逃避责任的风气。在法案通过后，保守党人试图进一步限制拒服兵役者的豁免权，但遭到首相阿斯奎斯的拒绝。

        负责审理拒服兵役者免役申请的特别法庭对拒服兵役者的态度也是非常恶劣，这些法庭成员大多数是地方精英，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保守的政治思想，因此，拒服兵役者常受到他们的轻视和嘲笑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兰开夏郡法庭的成员嘲笑一位拒服兵役者是“胆小而无能的胖子”。

        法庭的行为引起了一些知识分子的不满，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攻击特别法庭成员自大傲慢、粗鄙野蛮，作家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认为法庭的程序混乱只会导致暴行的产生，贝特丽丝?韦布（Beatrice Webb）将法庭的行为称为，“外行人造就偏见的丑恶行为”。主教、律师甚至法庭个别成员都加入到对法庭行为和态度的批评中。

        但知识分子的态度并不能反映普通民众对拒服兵役者的态度。一些民众认为，法律对拒服兵役者太过宽容，一位名叫威廉（William Ridgeway）的读者在写给《泰晤士报》的信件中指出“所谓的拒服兵役者，说得好听点，是些没有勇气的懦夫，他们在国内享受舒服的生活，还拿到比士兵更高的报酬，这种行为是卑鄙的。”还有一些民众建议向拒服兵役者征收20磅至100磅的罚款，或者没收他们部分的财产分配给士兵家属。

不满与愤怒升级：对拒服兵役者的迫害

        

       面对法庭严格的审理程序和民众的愤怒，大部分拒服兵役者选择从事替代性服役，接受非战斗性军事任务。但仍有部分拒服兵役者坚持自己的信念，拒绝与军方合作。一位记者的描述恰当地反映了民众对这些人的态度，“这些人，以自我为中心，固执己见，无论他们多么真诚，都是不近人情和令人讨厌的。”

        民众的态度使反征兵者的处境更加困难。尤其是当他们试图公开宣传和阐释自己的和平主义观点时，民众对拒服兵役者的反应最为激烈。1916年4月7号，《每日邮报》报道了反征兵联合会将在第二天举行集会的消息，第二天，当1500名拒服兵役者代表到达会场时，等待他们的是大批情绪激动的群众，现场几乎失控，愤怒的群众不顾警察的阻拦，冲向和平主义者的会场，手持各式简陋武器，攻击这些参会的代表。

        一战期间，哲学家罗素是著名的反战人士。一次，伦敦的一个兄弟会教堂邀请他去做一次和平演讲。一些激进的爱国主义者在教堂周边散发传单，说罗素他们是在给德国人发信号，告诉德国人往哪扔炸弹。不久，就有一群民众聚集在教堂周围，这些民众被警察带领闯进教堂，他们与参加演讲的人爆发了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罗素本人也遭到一名手持木板的妇人的攻击。所有和平主义者在离开教堂时都衣衫褴褛，愤怒的民众烧毁了教堂的布道坛。

        英国民众的态度也一定程度影响了政府对待拒服兵役者的政策。当时的报纸对政府纵容拒服兵役者的行为非常不满，《标准晚报》要求政府“对这群人进行严惩”，《格拉斯哥先驱报》建议政府“在战争胜利前，把所有拒服兵役者拘留；战争结束后，把他们全部驱逐出境”。面对大众和舆论地指责，政府对拒服兵役者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拒服兵役者，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

        对于不服从法庭判决，拒不与军方合作的拒服兵役者，法庭判处他们最高6个月的苦役监禁。在他们出狱后，如果仍拒绝服役，再判处他们6个月的苦役监禁。如此反复，有些人在战争结束后，已经被监禁超过两年。恶劣的生活条件和艰苦的劳役反复折磨着这些拒服兵役者，很多人承受不住，死在狱中。

        在劳合?乔治上台后，英国政府对拒服兵役者采取愈加严厉的措施。罗素在与劳合?乔治会谈后，告诉他的一位拒服兵役朋友“在政府和舆论停止迫害他们之前，他们将不得不继续承受苦难”。当时，即使是最支持反征兵运动的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也认为，在目前公众充满怒气的情况下，拒服兵役者只能忍受迫害。

        1917年下旬，随着一本名叫《我向凯撒上诉》（I Appeal Unto Caesar）的小册子的出版，民众舆论的走向发生了短暂的变化。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是一名拒服兵役者的母亲，她在书中描述了儿子的经历和遭遇。她本人支持战争，但反对对拒服兵役者进行人身迫害。1917年10月25号，《泰晤士报》在头版以大篇幅报道了拒服兵役者的遭遇，最后罕见的对拒服兵役者抱以同情，认为对他们的惩罚既不合法也不公正。这本小册子和之后出现的相关报道，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公众的态度。

        但这种同情的态度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918年春，德国在西线战场上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势，并取得重大的胜利。英国国内的局势又重新紧张起来，民众对拒服兵役者的同情迅速被严峻的战场形势淹没。拒服兵役者的处境并没有好转。

        即使是在战争胜利后，拒服兵役者的苦难也没有立即结束。只要仍有士兵留在战场上，民众就不会容忍政府释放这些拒服兵役者。直到1919年年底，政府才释放了所有仍被监禁的拒服兵役者。

        拒服兵役者的故事以悲剧结尾，考虑到当时的环境，这并不奇怪。一战时英国的拒服兵役者是不幸的，但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的牺牲不是徒劳的。

        20世纪30年代，出于对战争的愚蠢罪恶的反思，人们开始对虐待拒服兵役者的现象产生普遍厌恶。1931年，萧伯纳说道：“就纯粹勇气而言，因良心拒服兵役的人是战争中真正的英雄”，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开始赞同这一观点。当战争重新开始时，英国民众对拒服兵役者产生了更深的理解和宽容。二战中，英国的拒服兵役者人数比一战时增加了两倍，英国人没有再次迫害拒服兵役者，却依然赢得了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