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将军冯玉祥之子冯洪国——民国公子将军2

        §冯玉祥长子冯洪国早年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因革命思想曾与父亲断绝父子关系，归国后复合。他东渡日本留学并秘密加入共产党，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人。后来，他又重新回到父亲麾下，在抗日战争中“起死回生”。抗战结束后，冯洪国在蒋介石的关心下，被保送进陆军大学深造，实则受到暗中监视。晚年他又因中共重庆“一号专案”的影响而被逮捕审查。

        说起冯洪国，可能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十分陌生。但说抗日爱国将领冯玉祥，却又是无人不知。冯洪国，就是冯玉祥的长子。作为留学过苏联和日本的双料人才、效力过国共两党的职业军人，冯洪国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曾与冯玉祥断绝父子关系

        冯洪国，生于1910年，安徽巢县（今巢湖）人，字可均。在冯玉祥的十个子女中，他是唯一一位在民国时期选择子承父业的儿子（老三冯洪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解放军，1988年9月授予海军少将军衔）。冯洪国之所以会选择走上军人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从小生活在军营中的影响。基本上从他有记忆开始，就不断随着父亲的部队走南闯北，这倒使他逐渐养成了一种军人作风。有鉴于此，拥有亲苏思想的冯玉祥于1926年5月把冯洪国送到了苏联中山大学中国班去学习进步的革命思想，并给他起了一个苏联名字——涅日达诺夫。

        当时在中山大学中国班学习的名人众多。著名者如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廖仲恺的长子廖承志、黄埔军校的高才生康泽、郑介民、邓文仪。中共方面更是有邓小平、张闻天、杨尚昆、叶剑英、乌兰夫、林伯渠、董必武、伍修权、王明、博古、王稼祥等人。受共产国际影响，冯洪国与蒋经国、廖承志一样，都成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冯、蒋、廖三人，一度被称为“赤色三公子”。《申报》还曾以“三公子在苏俄”为题，报道了他们在苏联的学习生活情况。不久，冯洪国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经过熏陶，冯洪国的言行举止俨然一副共产党人。当他得知自己的父亲响应国民党的“清党反共”政策后，当即愤慨地在1927年8月20日的《真理报》上发表声明，与冯玉祥断绝父子关系。       

        在声明中，冯洪国是这样说的：“现在很明白，由于你（指冯玉祥）逃离革命战线，你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分子。你丢掉了假面具，你不仅没有保卫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而且越走越远，竟然和屠杀工农的刽子手蒋介石公开合作，是中山主义的叛徒。当你追随反革命分子之时，我已经成为一个革命者。作为革命者，我心目中只有革命利益而毫不念及父子关系。因此，我现在和你这样的反革命父亲断绝一切关系。现在你属于敌对阵营，你在反革命阵营，今后我一定要和我那与农工为敌的父亲进行斗争。”（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第145页）        

        有趣的是，当冯洪国于1928年夏归国后，很快就和他的父亲——时任第2集团军总司令的冯玉祥恢复了父子关系。同年10月，冯洪国又在父亲的保送下和一批第2集团军的军官东渡日本求学。冯洪国知道，要想成为一名正式的军人，光靠中山大学所学是不够的。在经过大半年的日语补习和日军部队见习之后，冯洪国于1929年10月成功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2期野炮兵科学习。在学期间，他秘密地加入日本共产党，并在1931年7月毕业后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       

重回父亲麾下效力

        1931年10月，启程回国的冯洪国在北平与中共北平特别支部取得了联系，并在陈赓的指导下开始工作。让冯洪国吃惊的是，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回到正在泰山赋闲的父亲冯玉祥那里，恢复并加强父亲与中共的联系，促进共同抗日的目标。冯洪国不负众望，他很快就完成了这项任务，并被父亲冯玉祥派到汾阳军官学校当军事教官。        

        汾阳军官学校是冯玉祥在和蒋介石的战争中落败后想方设法保留下来的军事教育机构，对外称为第29军教导第2团。冯洪国到职后以冯玉祥长子和教官的身份作为掩护，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在他的努力下，不仅在汾阳军校内部成立了50余人的党组织，还于1932年2月成立中共汾阳县临时委员会。作为委员会的负责人，冯洪国又开始招兵卖马，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组建了一支100余人的部队——中国工农红军山陕游击队（又称晋西第4游击支队）。        

        部队成立后，作为游击队司令的冯洪国指挥所部在汾阳、孝义、离石开展游击。部队以打土豪、剿烟匪的方式配合晋西游击队开辟了从太原到陕北的地下交通线，有力地策应了在陕北作战的红26军。     

        1933年5月，冯洪达重新回到父亲冯玉祥麾下效力。当时的冯玉祥在张垣组建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洪达被任命为第2师第1团第1营中校营长，主要担负同盟军总部的警卫工作。同年10月，第2师被冯玉祥的老部下——时任第29军军长的宋哲元收编，冯洪国因部队瓦解而跟随父亲返回泰山闲居。    

        1934年6月，冯洪国南下广西投入李宗仁的第4集团军效力，随即以通译员的身份与一批桂军学员前往日本学习飞行。一年后，冯洪国因不满桂系内部的状况而离开日本。在父亲的介绍下，他于1936年1月被任命为参谋本部的中校参谋。对于这个职务，冯洪国很不满意。他认为军人就该在前线投入到保家卫国的行动中，而不能只是在南京做着闲差。当年曾经收编他部队的29军此刻位于华北的第一线，随时都有可能与日军正面交锋。于是冯洪国辞去了在南京的美差转投29军，在该军所属军事教育团担任中校教官，不久又升任第3大队上校大队长。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冯洪国所在的部队在南苑投入到阻击日军的作战中。激战中，指挥作战的第29军副军长佟凌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阵亡，冯洪国也因在突围时失去联系，而被传作“阵亡”。《救国时报》对此曾予以报道，并介绍了冯的生平事迹。这一说辞，使冯玉祥悲痛欲绝，并作诗一首以作纪念：“儿在河北，父在江南，抗日救国，责任一般；收复失地，保我主权，谁先战死，谁先心安；牺牲小我，求民族之大全，奋勇杀敌，方是中国儿男；天职所在，不可让人占先，父要慈，子要孝，都须为国把身捐”。

        幸运的是，冯洪国并没有阵亡，他在成功地从北平脱险后，重新回到部队报到。由于军事教导团已经改编为第77军军官训练团，冯洪国便改在该团担任第3大队上校大队长。一年后，第77军转移到桐柏山区，并成立七七工作团，冯洪国调任该团团长。七七工作团名义上是第77军的抗日宣传队伍，但实际由中共掌握。

        1939年6月，冯洪国调任第77军炮兵营上校营长。炮兵是冯洪国在日本学习的专业，此番担任炮兵部队的军事主官，可谓是重拾本行，得心应手。     

        第77军炮兵营当时驻防在明港。经过侦察，冯洪国得知日军有一支部队将在夜间从他的防区悄悄通过，便命令所部野炮在合适地点预先埋伏。当日军通过时突然实施猛烈轰炸，取得捷报。而日军的炮兵是山炮，射程过短，只能任凭中国军队的轰炸而哀嚎不已。      

        在此期间，冯洪国仍然在部队里开展中共地下工作，并成立党组织。1942年10月调升蒙亳师管区第2团上校团长后，他依然如此。不幸的是，由于叛徒出卖，与冯洪国联系的党组织被特务破获，这使他于1944年同中共失去了联系，他的身份也因此暴露。由于是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并没有受到惩处，反被任命为第2集团军少将高级参谋，这一年他虚岁35。从表面上来看，这是升了官，但实际上冯洪国失去了兵权，只能在集团军总部无所事事。抗战胜利后，他干脆辞去军职，带着家小前往南京闲居。       

受重庆“一号专案”影响而被逮捕

        1947年10月，冯洪国在蒋介石的亲自关心下，被保送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八期深造。冯洪国清楚，自己的父亲此时正在美国公开抨击蒋介石政权，并积极支持国内民主运动。自己此时被送入陆大学习，正是为了方便监视。一年后，父亲在黑海因莫明火灾身亡一事，更使怀疑蒋氏派人下手的冯洪国加深了对蒋的憎恨心理。 

        所以当蒋介石于1949年11月亲临重庆参加特别班第八期学员毕业典礼、并微笑着颁发毕业证书到冯洪国手里时，冯洪国便将自己一腔怒火以愤恨的表情回报于蒋。事后，冯洪国即连夜逃离重庆，以防蒋介石立下杀手。一个月后，冯洪国在成都迎接解放，此后他进入西南军政大学学习，并在毕业后定居重庆。        

        1955年5月，冯洪国被任命为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1963年12月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委员。1968年9月14日，冯洪国因受到重庆“一号专案”的影响，被误认为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而被逮捕审查，于1973年8月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