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福柯逝世30周年 | 刺客福柯

        【编者按】

        本文用独特的文体揭示出福柯作为“刺客”的面目。作者汪炜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曾求学于法国巴黎高师哲学系，主攻近、现代法国哲学。

        他大概非常乐于置身于种种危险的境地。听他素未谋面的朋友布朗肖讲，他总是独自一人，暗中行动。我好像明白他的这种孤僻。那么小心翼翼，无非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份不要在现场暴露。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每一个动作，不出一点点声响，只留下少许目光的交换，好似一个戴着面具的哑剧演员——我们都还记得，他曾把一个游牧哲学家的思想，热情地赞颂为一座剧场；他也像极了1772年冬天的卢梭，那时，沉默和窒息占据了身体与灵魂的每一寸边界，一座危险的写作迷宫的大门，终向作者敞开。至少他相信并且懂得，这就是让-雅克痛苦的根源。纵然当沉默变得不再可能，他不得不出声讲话的时候，他也从未放弃过这番努力，“阿佩尔”这个假名不就被他借来，用于擦除自己残留在磁道上的颗粒吗？

 “刺客的时节”

        他感到有些尴尬。他发现这仍然是一项徒劳无益的、无法完成的任务。他的文字和真相已在他开口的那一刻败坏了。他可能还是他自己，却不得不说着一个克里特岛人的话；这声音很快将他的自我撕裂，抛向公众，如同一股“语言的逆浪”撞上黑暗的礁石，爆裂开来。那个装扮成尼采的克洛索夫斯基，带着他不断增殖的“复写经验”，正式登场。危险再次回来了。回来的是另一种危险，既是死亡，也是复活。这是一场谋杀与被谋杀的刺客游戏，或用他自己的说法：作为“沉默游戏”的刺杀。

        还有另一种声音，响亮而清晰，在这里不再占有一席之地。它不过是一种偶然的、脆弱的恩赐，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般强大。凭着这确证存在的声音，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整个思想，建立起它们在世俗世界和生活中的权威，一种姗姗来迟的荣耀。19世纪的大学教育为它加冕，第一次站上课堂讲台的哲学家为它布道，那先知般的哲学谕令成为这种声音的化身。

        在一位来自德国的思想大师的“语言之家”中，我们仿佛还依稀听得到这声音的回响，这使得我们想把这位大师与他区分开来，无论他临终前声称，自己年轻时读过多少遍《存在与时间》，做过多少本读书笔记。他的另一位朋友保罗•维尼（P. Veyne）倒是比他自己更清楚：他无疑更接近于蒙田的想法——“我们没有任何通达存在的道路”。我想，维尼的意思是说，他仍然身处于一种尚未分化的、法国式的怀疑主义传统。这怀疑主义与古希腊人的趣味其实没太大关系，也完全不能被还原为笛卡尔那带有强烈个人风格的“方法”。

        于是，谋杀必须悄悄地、不动声色地进行，选择一个连我们呼吸的最切近的空气都需要被提防的时刻，一个哲学家的嗓音开始变得沉闷而压抑的时刻，一个德勒兹所说的“打结巴”的时刻，一个兰波笔下的“刺客的时节”。亨利•米勒说，正是在这样一个时节，历史丧失了它原本的含义，末世论的允诺则迸发出来，“好像一个崭新的、骇人的黄昏一般，落在了人的意识之上。只有在这个时候，在这险境的边缘处，我们才可能意识到，传授给我们的一切都是错的”。

        纵然这一切只是你取悦我们的假象，我们却由此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解脱和快意。在那语言的黑夜，我们用你的神迹来肯定你，我们掏出有毒的匕首刺向你。要么闭嘴，反正你讲的全是谎言。要么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去重新说话。卢梭的两难在他这里合二为一。带着在瑞典生活时期所积累下来的对于“言说”的挫败与不信任感，他闭上了自己的嘴巴，拾起笔杆，向着那“白色的矩形身躯”刺去。“正是在无法言说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写作的秘密的、艰难的、有些危险的魔力。”他有时也把这凶器称为“手术刀”。他承认这个略显矫情的比喻，多少受到了父亲的影响，一个外科医生留给孩子的深刻记忆。因此，他习惯于形容自己的刺杀是“温柔的”、“冷静的”、“像天鹅绒一般”，而并非人们责怪他的那种“恶意”与“凶狠”。

        刺杀具有梦的运作机制。宾斯万格（L. Binswanger）的书让他参透了梦的玄机：梦不是睡眠的“共谋”。梦不是因为睡眠的降临才得以显露，而是梦的显露让睡眠成为了无眠。“梦以麦克白的方式刺杀睡眠”。十年后，他发现了像梦一般的“外部经验”的写作。“我说话”的这句魔咒变幻为一把匕首，刺进了自己的身躯，将“我存在”推向岌岌可危的悬崖边。有限的话语开始坠落、消散，那个陈述和判断的说话者慢慢变成僵硬的尸体。无限的语言则开始繁殖、凝聚，密度加大，变得愈加晦暗而厚重，它不再是那最切近的、轻盈的空气，那不可见的透明性，而是具有自身样貌和法则的“风景”。难怪他说：“语言始于死亡”。写作则像一叶孤舟，在将死亡与真理相隔的大海上游荡，在这两者间传递消息。

        写作和梦在他那里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如果说，梦给予睡眠以意义，“梦让睡眠在死亡的光线下苏醒”，那么，正是写作让死亡与真理不再相隔。这是一次远航，美丽而危险，既把我们与死亡暂时分离，也将真理赐予我们。至少在写作的时候，将真理赐予我们！

双重谋杀

        不，这里没有偷换概念。的确，他赞同罗兰•巴特的那个著名区分：作家（écrivain）／写家（écrivant），他也坚定地将自己划归为后者。然而，对他来说，所有真正的写作活动不都是一种无用的“虚构”吗？“除了虚构作品外，我什么都没写过”。不是情节，不是动作线，不是主题，不是冲突，也不是最高任务，总之，不是任何没有间隙和省略的事物，也不是通过它可以让我们思及其反面的语言抽象。虚构是一种“刺杀”的技术，经由它，我们在死亡与真理之间建立起互动的关联；虚构是一种话语的谵妄，它总是企图穷尽那永远无法穷尽的语言，就像阵阵发作的痉挛，渗透于文字的每一根血脉。

        难道哲学不是在用概念的“人物”和“形象”进行虚构吗？难道哲学家不是在用我们的日常话语工具，从事着一项天生就充满悖论与风险的事业吗，而文学则不断为这种话语提供“漂移的能指”？难道他的写作快感与萨德的喋喋不休、阿尔托的肉体折磨、布朗肖的“腐败的外部”不是共同处在那作者意识的边缘吗？难道他对于疯癫的探问不是出于一种本质上的、被封闭太久的哲学趣味吗？疯子的胡言乱语既逃离我们那高度制度化的社会系统，又在排斥它的话语秩序中，以如此奇特的方式占据着空间，这难道不是因为它以一种象征的形式道出了真相吗，这真相总是趁着守卫疏忽的时候偷偷溜出不见天日的牢房，又被重新逮捕归案？说到底，无论是理论书写，还是文学创作，难道不都是要刺入我们的时代与文化的话语体系中，并对这种实践本身和这体系进行“问题化”的尝试吗？

        神秘的谋杀！它至少具有两个相互交织的层面。刺客因而肩负着一种双重的谋杀任务。它显得愈发危险。这任务不是我们能够奢望做到的，但简单地谈论几句总是可以的。人们其实已经就此谈过太多太多了。

        第一个层面据说源自尼采的锤子。“上帝之死”不是一桩单纯的谋杀。如果是“人”将上帝“谋杀”，那么与此同时，他也毁灭了自身。“因为有限的人与无限无法分离，他既是对无限性的否定，也是无限性的信使。正是在人之死中，上帝之死才得以完成。”在这个意义上，“超人”的降临就不是一种超越人类的、达至某种更高神性的人的到来，恰恰相反，“超人”意味着人不再是上帝在尘世的化身，不再是什么“道成肉身”，总之，不再与天国有任何瓜葛。“超人”将不再按照上帝的启示和话语来理解自己，不再以有限妄图无限。

        他刻薄地说，自己“在死尸身上工作”，他的“写作”不是用来谋杀别人，而只是揭示那已经成真的死亡，以此去发掘它的真相。可是，不正是他的宣判才促成了“人”的死亡吗？只有到了被讲出的那一天，真相才能成为真相。只有在他宣布“人之死”的那一刻，“人”才真正死去。没有尸检报告的身体只是一具恰好摆放在停尸间的人体；主治医师写在纸上的判语才构成死亡的确证事实；在那个小孩喊出声之前，国王的新装的确就穿在他自己的身上——我不觉得这是一则多么可笑的寓言。

        这宣判显然也将死亡的阴影笼罩在那个“大写”主体的头顶，一旦丧失了这个绝对基础的保障，知识和真理的确定性将变得摇摇欲坠。不过，人文科学却并未遭受灭顶之灾，而只是改变了自己的范式或视阈。它们不再探讨“人”。没错，不再探讨“人”！它们确实在探讨人的各种属性，包括政治、语言、意识、道德、欲望、历史等等，然而这一切都距离人的“本质”太过遥远。

        哲学也不能在这场动荡中置身事外。它有什么权利可以这样呢？大学讲台上的故作高深和对“起源”的偏执絮叨只是一堆老生常谈的废话，除了让我们增加几个空洞术语的词源学知识，懂得一点点抽象的、看似深刻的诡辩技巧外，究竟给这门学科和我们自身的生活带来多少新的意义呢？在给康吉莱姆的那本名著所撰写的导言结尾，他向我们展望了这样一种新哲学，它关乎的是概念本身的生成，而不是感知、意识和主体。它容许异端、差错和病态。它因为只以自身的语言和自行展开的历史为对象而具有无限可能。

        “所有的人文科学，一旦指涉人的意识，一旦将人作为主体，那么这些学科就是不确定的和心理主义的”。而失去主体和古典自然主义保障的哲学也不再是理性和真理的法官，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再用笛卡尔的“哲学之树”来进行衡量。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看来，即便是德里达对他的批评，也仍然没能逃离一个基本的假设：一切知识和真理最终都可以用哲学的话语来表述。这哲学很像马拉美讽刺过的那种“万能报道”，它产生自一种陈旧而笨拙的教学术，还有与之相应的思维体操训练。

        第二个层面关乎他自己的写作经验，我们其实一直都在挑动这个问题。现在，问题似乎更加明确：写作之于他就是为了撕掉自己的面孔，为了“不再有面孔”，为了用那根笔杆去刺杀所有的生命、实体、存在，乃至肉身，为了将自己藏匿在那“白色的矩形”背后。“作者之死”，这仍然属于“人之死”所引发的后续效应。它意味着真正的差异和变化被引入开放性的写作空间。“我”的话语不再存在，它现在只是一把可以伸缩变化的卷尺，用以测量“我”与一切非我族类之间的差距。写作因而就是一个“间隔与差异的体系”自动建构的过程。

        所以，死亡并不意味着终点与归宿。它带来一种纯粹的必然性，因而也是一种无上的自由。这自由与必然对每一个希求真理的知识分子来说，都显得那么弥足珍贵。写作不是为了让自己获得不朽的生命，不是为了把自己的存在化为那刻在纪念碑上的名字，而是一个不断关切真理的漫长旅程。毕竟，真正让我们战胜死亡的不是生命，不是不朽（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而是真理！

 知识分子与真理

        对真理女神，我们得像提防美杜莎那样来提防着她。

        “真理是最深刻的谎言”、“没有真理，只有解释”，他时常引用尼采的这些名言。我们真正要关切的不是那个“是什么”（ti esti）的真理，而是进行区分和排斥的真理；不是那个躲藏在背后的、有待“揭开”的真理，而是那最切近的不可见性。我们的老花眼让我们的目光聚焦于远方和星空，却对我们身边的东西视而不见，可正是通过它们，我们才得以看到其他事物。真理的问题不在于去发现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而在于去找出“真理游戏”的那些规则，它们决定了我们就事物所说的哪些话可以获准进入“是真？是假？”的问答游戏环节。真理就是这游戏。“真理是真理的制度”。知识分子通过写作所要努力探寻的，正是那多种多样的“制度”。

        不难想象，如果一个试图在政治科学领域有所斩获的知识分子向他求教，他大概会这么建议：“政治问题不在于批判意识形态的内容（与科学相关），不在于尽量使其科学实践伴随着一种正当的意识形态，而在于去弄清楚，是否可能构造一种新的真理政治。问题不在于改变人们的意识，而在于改变真理生产的政治的、经济的、机构的制度。问题不在于让真理逃离任何权力体系（这只是幻想，因为真理自身就是权力），而在于让真理的权力从霸权性的形式（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中脱离出来。政治问题无关乎错误、幻想、异化或者意识形态。政治问题就是真理问题。”

        与此相关却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在探寻真理的途中，知识分子需要保证自身是一个合法的认识主体乃至伦理主体。“说出真理”（parresia）乃是一个艰难的、复杂的、无止境的劳作过程，它尤其离不开自身对自身的种种修习（askesis）。“写作”便是这种技艺之一。对于各种笛卡尔主义者来说，这似乎不构成一个问题，因为那一拍脑袋就得出的牢不可破的明证性，便是保证我们直接进入真理的可靠门户。而对于这位关注“真理游戏”的知识分子来说，对于这位誓言要通过写作“不断地把自身分离出自身”的作者来说，一种严苛而漫长的主体化劳作才是通向真理道路中的可靠旅伴。那正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中所要努力说出并实践的古老真理。这真理扑灭了那燃烧了几个世纪的禁欲理想的熊熊火焰，解除了我们所熟知和公认的法则的王位，它使得那些哥特式的、超越历史的公设轰然倒塌。他带着真理的勇气，用不懈的写作实践（它说出了关于它自己的真理）在生命的尽头为一位刺客的生涯作出了最后的注脚：“在那把我的存在与死亡分开的间隔中，在那真理的展开中，我用写作将这存在消解，或许，也将它带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