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百年 | 看美国人如何紧急撤侨

        1914年8月3日，伦敦，美国领事馆。一千多名美国游客聚集于此，情绪激动，他们“重重地敲击着领事馆的桌子，要求被告知美国政府是否打算保护她的公民；他们坚持认为总领事斯金纳先生无权让有偿还能力的美国人露宿公园、忍饥挨饿；美国政府应立即要求设在伦敦的美国银行开门营业；为什么美国允许她的美元遭拒？这是一个耻辱；……”

        以上是斯金纳的好友、时为著名工程师的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在美国驻伦敦领事馆内见到的一幕。

        

战争来了，我要回家！

        一战的突然爆发，使欧洲成为一块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是非之地：银行延期偿付，信用体系濒于崩溃；船只或被政府征用，或为“保命”而停靠于港口内，轮船班次因而被迫取消，跨越大西洋的航线陷于瘫痪……而此时身在欧洲的12.5万名美国人却如身陷泥淖，痛苦地挣扎着，渴望回家。

        面对困厄局面，一部分经济状况较好的美国人也曾积极寻求自救，于8月3日在伦敦的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 Hotel)组建了一个“美国公民委员会”(American Citizen Committee)，旨在解决处境困难的美国人的回国问题。然而，自救的成功也就意味着组织人员的渐次回国，从而注定了该机构的“昙花一现”。因而，救助数以万计、焦虑无措的美国公民的重任自然首先落到了美国驻外机构的肩上。

        朋友有难，自当“拔刀相助”，更遑论十几万同胞身陷“水深火热”之中。在目睹了领事馆上演的一幕后，胡佛立即筹集资金并招募志愿者向身处困境的美国人预付小额现金，共计4500美元，暂时缓解了好友的“燃眉之急”。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美国驻英大使佩奇也被困顿的美国公民“包围”，虽心急如焚，却终因“囊中羞涩”而无所作为，无奈只能向胡佛求助。“美国侨民委员会”（American Residents Committee）由此诞生，挑起了救助美国公民的重担。

        在美国驻外机构忙的焦头烂额之际，美国政府和银行家们也没有闲着。事实上自8月1日起，美国国务院就同美国驻法、英、德、奥、俄、比等国的大使、公使保持密切电报往来，就将商船悬挂的交战国国旗换作美国国旗以撤离滞欧美国人一事多有商讨。但最终却因法国的坚决反对而不了了之。

        运输工具的问题暂时陷入僵局，滞欧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却不容片刻耽搁。8月4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紧急拨款案，要求国会拨款250万美元，用于救济、保护和运送美国公民。同日，美国财政部长麦卡杜（William. Gibbs. McAdoo）和国务院顾问兰辛（Lansing）也先后到参议院和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进行游说。终于，希望的曙光降临了，8月5日，美国国会通过第314号联合决议案（H.J.RES314），批准了威尔逊的拨款案。

        在希望为救济身陷异国他乡的同胞出一份力的美国银行家中间，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首席主管兼银行家信托公司总裁的小本杰明•斯特朗是一个“旗手”。早在8月3日晚，他便与兰辛商讨过如何安排滞欧美国人回国的问题。而后三天，更是召集了十大银行、机构开会商讨，最终决定集资600万美元，一半由美国军舰“田纳西号”运往伦敦，一半用于救济滞留巴黎的美国公民，并选派无名代表随行前往欧洲。

        

美国紧急撤侨进行中

        1914年8月6日晚，装载着价值450万的美金（包括私人银行家募集的300万，国会拨款中的150万）和各方代表的美国军舰——田纳西号，从纽约港出发，经过十天的航行抵达了英国的法尔茅斯。途中，救济官员们制定了一份救济工作指导手册，对救助单位、对象和方式等作了规定。紧接着，按照手册的安排，救济人员被分成了若干救济单位，一部分留在英国，负责对已在或有望从欧陆抵达英国的美侨进行救济，其余的则携带必要数额的资金，乘坐田纳西号和北卡罗来纳号前往欧陆各大港口，继而进入欧陆腹地对滞留美侨进行救助。

        美国政府派遣军舰运载大量资金和人员前来施救的消息早已如长了翅膀一般，传遍了整个欧洲，故而一俟各救济单位到达指定地点，寻求救助者便蜂拥而至。然而，由于指导手册明确规定，救济对象仅限于美国公民，所以救济人员首要的工作便是依据护照、登记证或身份证确认公民身份，以免有人趁机钻空子。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规定虽严，却终究敌不过人性的光辉。在救济过程中，各救济单位并没有照本宣科地依照手册的规定操作，而是经常灵活变通，对于那些实在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其公民身份，或生病或遭遇其他不幸的申请者，他们并没有置之不理，而是将之纳入慈善基金救助的范围。此外，在救助美国公民的基础上，美国救济委员会还为南美洲国家的公民提供了除兑换现金外的救助，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乘坐为美国人安排的专列踏上回国之路的。

        待身份确认后，救助工作便正式展开了。此时，战争初期因战停航的前往美国的跨洋轮船班次已部分恢复正常，以伦敦和鹿特丹两港口为主。因此，时在伦敦和鹿特丹港的美国人与仍滞留欧陆的美国人有着不同的需求。对于前者来说，主要是兑换现金，以解决生活所需并购得回国船票。而对于后者来说，在兑换现金的同时，他们更迫切地需要从滞留地抵达伦敦和鹿特丹，从而踏上回国的旅程。

        因此，美国救济官员一方面向持有有价证券和有偿付能力者预付现金，另一方面则向那些赤贫者和遭遇不幸者提供衣食方面的实物救济及小额现金救济。前往欧陆腹地进行救济的美国官员，同时着手将滞留欧陆者转移到伦敦和鹿特丹港。他们积极与欧陆相关国家的美国驻外机构及政府协商，建立起一连串的站点，随后安排许多专列，将分散搁浅于欧陆各国的美国公民，分批运送至伦敦、鹿特丹等港口。

        就具体操作而言，我们不妨以美国救济官员对滞留匈牙利的美国侨民的转移为例加以说明。首先，美国官员将身在匈牙利的美国公民聚集起来，然后让他们携带着必要的资金和火车票，分批乘坐专列前往维也纳；到达维也纳车站后，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接待、照顾他们，并提供必要的交通工具和现金；随后他们乘专列前往柏林。继而从柏林乘专列前往荷兰。荷兰当值的官员接待他们，并为他们安排回国路线：或乘荷兰-美国专线直达美国，或经由英国返美。美国救济官员对滞留欧陆其他国家的美侨的转移也大致类似。美国救济官员的报告显示，自8月22日至9月19日，共有1.76万名美国公民从欧陆到达英国。

        由于美国滞欧侨民数量庞大，不可能立即全部撤离回国，因而许多人不得不经受漫长等待的煎熬。为缓解他们焦虑的心情，美国救济官员接管了一份小报——《美国人每日公报》，免费分发，为成千上万滞留欧洲的美国人提供了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信息：如亲朋好友的位置，汽船航行班次和住宿情况，以及美国新闻消息等。处境困厄而焦灼无措的美国人，正是通过这扇“信息之窗”，获悉了自己所关切的信息。在伦敦，胡佛夫人领导的妇女救济委员会则积极组织他们去参观博物馆、艺术长廊，并为之安排一系列的节目，这一切对于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减少内心的恐慌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对聚集于伦敦或鹿特丹港的滞留者进行救助的同时，美国救济官员还有计划地将他们有序撤离。据统计，自8月4日至9月19日，仅从伦敦撤离回美的美国公民就达8.7万人。到10月初，大部分滞欧美侨都已撤离，美国的救济官员也陆续回国。美国政府本次撤侨行动到此基本结束。

        综观美国此次撤侨行动，其规模之大、效率之高，都是空前的。虽然救济之初，美国公民因其无偿被救济的“理想”遭遇政府有偿救济的“现实”，而对本次救济撤离行动颇有微词 ，但从整体上看，这次撤侨无疑是十分成功的，值得肯定的：首先，美国政府在此次撤侨中行动迅速，集救济与撤离于一体，且采用独特的支付——偿还模式，既达到了撤侨的目的，又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美国政府和国内纳税人的利益；其次，美国救济官员不唯规定是从，对非美国公民亦伸出了援助之手，体现了此次撤侨的人道主义和“无国界”性质。相信这一历史片段对当今社会日益频仍的撤侨现象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