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摄影术构建新闻骗局，教人对信息保持警惕

        他是一位摄影记者，却喜欢伪造新闻；他是一位糟糕的摄影师，却赢得了最高的专业奖项；他是一个骗子，却信仰真理……胡安·冯库贝尔塔（Joan Fontcuberta)的摄影展“比小说更离奇”于7月23日至9月9日在伦敦自然博物馆展出，向世人展示是非莫辨的颠倒世界。

        1968年，在一次例行的太空行走任务中，前苏联宇航员Ivan Istochnikov和他的狗一同失踪了。在联合三号飞船的搜救过程中，队员们只找到装着一张纸条的伏特加酒瓶飘荡在被小行星撞毁的空荡的飞船外。

        近三十年来，再也没有关于Ivan Istochnikov的任何消息：这位宇航员仿佛从历史上被抹去了一般。直到1997年，来自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摄影师Joan Fontcuberta揭开了这桩历史迷雾中的事件。宇航员为何失踪？胡安·冯库贝尔塔展出了一系列关于Ivan Istochnikov生平的种种纪录片式的证据，并出版了《人造地球卫星：联合二号漂流记》一书，其中收录了Istochnikov的家庭照片，小陨星碎片以及被撞毁的残破飞船的影像。一系列的调查引起了社会的关注。2006年，西班牙记者Iker Jimenez在电视节目中问胡安：何以这位不幸的宇航员竟然触怒了前苏联政府以至于在历史上被除名？

        Jimenez在提问时还没有发现：摄影师的名字“Joan Fontcuberta”翻译成俄语，就是那个宇航员的名字“Ivan Istochnikov”（两者姓氏的含义都为隐藏的喷泉）。如果这位提问者再仔细地看看那些家庭照片，他就会发现，照片中的前苏联宇航员分明就是这位加泰罗尼亚摄影师本人。整个解密事件是艺术家精心编造的骗局。纪实摄影总是被推定具有中立性和真实性，然而事实确实如此吗？

        历史上没有小陨星，没有失踪的宇航员，没有政府的阴谋，而且令人欣慰的是，也没有像电影《地心引力》里的乔治·克鲁尼一样飘在太空里的狗。

骗局是为了挑战权威

        “为什么会精心设计这样的一出骗局？”我在他下榻的酒店吧台开门见山地问道，在我身后的伦敦科学博物馆中，他在英国的首个大型展览正在展出。“我的偶像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他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是关于骗局。骗局是为了挑战那些象征权威的学科：植物学、地质学，以及一切科学的研讨、媒体，甚至是宗教。在上世纪70年代我最初开始这个计划时，摄影具有一种迷惑性的权威，被看做是一种提供可靠证据的手段。”

        一部分观众并不喜欢这种挑战权威的做法，也有少数人对这位加泰罗尼亚艺术家超现实的创作手法非常不满（艺术家引用了达利和米罗为该艺术手法的前辈）。一位俄罗斯大使向英国外交部施压，指责Fontcuberta侮辱了俄罗斯的光荣历史。

        听到俄罗斯大使的反应，我和Fontcuberta都一笑置之。随即我又意识到，或许那位上当受骗的记者Iker Jimenez和刻板愤怒的俄罗斯大使都是不存在的，或许这些人物也是他更为庞大的骗局中的一部分。这位外表温和的59岁老人坐在我身边，正喝着一口啤酒，我看着，还是无法相信他会这样做。

        Fontcuberta是一名职业的“欺诈师”。2000年，他在法国南部的地质保护区安放了一架人鱼化石，不止如此，他还展出了一系列关于化石发现者Jean Fontana神父的纪实摄影。你可能已经猜到了，照片中的法国神父和Fontcuberta本人看起来是如此相似。

        不久之后，随着艺术家“美人鱼”的广为传播，Fontcuberta开始收到学校老师们的寄来的谴责信。“他们说我篡改了化石的记录，以至于教育学生正确的进化理论变得非常困难。”但是Fontcuberta并没有因为遭受质疑而停止，他的骗局背后有着严肃深刻的观点：“对我来说美人鱼这个作品是教育我们学会去解释进化论的一个工具。如果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威胁，大约是因为他们思维上的惰性，如果更主动地去思考，他们就可以鼓励学生去理解我们是如何通过构筑模型理解现实的。”

        随着“美人鱼”和其他作品在本次展览中展出，Fontcuberta希望观众从作品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玩笑或者骗局。“我的作品是具有教育意义的，这并不是自负的说法，我的作品教会人怀疑，怀疑的态度是我们远离操纵和摆布的屏障；我们倾向于去相信，是因为这更简单，然而怀疑却是耗费精力的，需要与既有的观点产生对抗；人们之所以被动地从电视媒体和互联网上接受大量信息，就是因为大家已经不愿意为了保持警惕和怀疑而去花费精力了，而这些对信息的警惕性其实是不可缺失的。”

摄影：构建现实的工具

        参观Fontcuberta在科学博物馆的展览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一旦你将某一个骗局视为真相，另一层问题又随之而来：为什么要相信任何看似可信的东西？哪怕是在受人敬仰的美术馆的权威之下也可以发生骗局和乌龙。

        在另一个名为“动物”的项目中，Fontcuberta和一位自称Pere Formiguera的合作者重新发现了德国动物学家Peter Ameisenhaufen博士遗失已久的档案。档案显示，在这位博士1955年神秘失踪前曾留下了一本记录大量稀有动物的图册，包括长有独角和翅膀的猴子，以及12足的蛇。“整个故事以详细的博物馆式的方式呈现，也就意味着展览中有橱窗，有标本、鸟鸣的录音，X光片、摄影、实地素描——一切你能想到的自然历史展览中该有的元素都会有。”

        “但是现实中没有会飞的猴子是吗？”“当然没有。”Fontcuberta回答说。我们总会认为博物馆不会在照片上作假给猴子贴上翅膀和犀角伪装成有趣的异形物种。但是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凭着其在体制上的权威性，我们会去怀疑这样的机构吗？

        的确，1989年当“动物”在巴塞罗那自然科学博物馆展出时，30%接受过大学教育的观众相信这种想象中的动物或许确实存在。

图为Joan Fontcuberta的“植物标本”系列作品（1984）

        除了小说的虚构描述以外，观众还可以在“星座”（1993）中目睹叹为观止的满天繁星的景象，虽然照片显示的内容实际上不过是经过处理的汽车窗纱上的灰尘而已。还有“造山运动”，是一系列由Fontcuberta在地理制图软件（一般只有专业地理学家和军方所用）中输入虚假信息而产生的地形。“卡类利阿：奇迹与创造”（2002）记录了Fontcuberta的一趟旅行，他假装成一个僧侣的模样，探究一家芬兰修道院的真实场景，僧人们如何在此学习法术等等。如果你见到那些所谓的证据你也会相信这是真实存在的。照片中的僧人在水面上行走，当然，那位僧人的样子依然和这位西班牙艺术家如出一辙。

        “我是个糟糕的摄影师。”Fontcuberta说。我问他为什么，他没有回答，而是向我挥了下手，“一个自制炸弹炸掉了我的一根手指，所以我操作起照相机非常慢。”“那又怎样，”我说，“姜戈·莱恩哈特也少了几根手指，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伟大的吉他手，甚至或许还促进了他的音乐事业。”“我曾经试图成为一名纪实摄影师，但事实上，我干得糟透了，于是我干脆往另一个方向发展。”（尽管自称是糟糕的摄影师，但实际上他非常成功，去年还赢得了哈苏国际摄影奖。）

        Fontcuberta选择以质疑权威为职业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与西班牙的法西斯统治者佛朗哥将军（General Franco）有关。“我在法西斯的统治下生活了20年的时间，那段时间缺少透明公开的信息，充斥着被篡改的记录和涂抹的历史。”

        Fontcuberta有传播学学位，曾经从事广告行业。如同他身为艺术家时一样，制作广告时他懂得如何教育全世界观众：“我是马歇尔·麦克卢汉（加拿大媒介理论家，提出了媒介即讯息的观点）的继承人，同时也是上世纪60年代那些反文化运动的继承人，情境主义和观念艺术互相融合并造就了我。”

        一些摄影师不愿意回顾历史对他们的影响。“没错，他们认为摄影是中立的。但是就如同瓦尔特·本雅明指出的：媒介贯穿于整个19世纪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工业革命、自由主义、殖民主义、实证主义、现实主义。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所有这些思潮都被压缩进去了。作为一名摄影师，你必须对那些传承下来的影响有所意识。”

        “所以你也许知道了，”Fontcuberta喝下杯底的一口酒对我说道，“现实在我们亲身经历前并不存在。摄影不过是构建现实的工具之一，而非一种完全客观的媒介。”（翻译 施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