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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生死 | 中国人的“事死如事生”
【编者按】
前不久,安徽安庆市强推殡葬改革,致使多名老人在大限前自尽,引起国内舆论哗然。近年来在殡葬改革历程中,此类公众事件多有发生。殡葬改革遭遇传统生死观,该作如何反思?为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思想市场栏目特邀请多位专家、学者,探讨中国人的“生死观”问题。
本文作者马金生,系民政部一零一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一零一研究所作为民政部直属事业单位,是目前我国殡葬领域中唯一的国家级公益性科研机构。
前不久去西安出差,一位学考古的朋友建议我一定要去一趟汉阳陵博物馆,说不定会对我研究丧葬政策与文化有些好处。正所谓“尊敬不如从命”,忙完公事后,我即安排了半天时间去了汉阳陵。
汉阳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北面的咸阳原上,埋葬的是西汉王朝的第六位皇帝——汉景帝刘启。和历史上的其他帝王一样,在即位后的第三个年头,刘启即着手在咸阳原上为自己开始营造陵墓。陵墓的主体工程,在公元前146年基本完工。据史料记载,规模也甚是可观。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汉阳陵的附属建筑现已荡然无存,陵墓原有的呈复斗型、高31米的封土,如今已然成为了一座高高的土丘。
汉阳陵的主体墓室还没有开掘,博物馆建立在对陪葬坑的发掘基础之上。博物馆的进口呈向地下纵深状,走入进口时,光线顿时变得昏暗起来。等双眼慢慢适应过来时,已然发觉自己的四周和脚下多是玻璃构成的世界。听讲解员说,汉阳陵博物馆是全世界首次立体应用复合中空的电加热玻璃对大规模遗址进行保护,在应用技术和使用规模上均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电加热玻璃等高科技手段的使用,不仅有利于调节博物馆的温度,同时也有利于参观者多角度观摩博物馆中的展品。
汉阳陵的讲解员,统一身着汉服,举手投足无不显得端庄大方。经指点,游人们发现在玻璃地面之下,便是考古挖掘后的现场,同时也是展品的展区。这种展览方式,确实让游人有着十足的“身临其境”的“在场感”。
进入人们眼帘的一处处陶俑坑,或多或少地陈列着整齐不一的陶俑。据目测,每一个陶俑的身高大约在60厘米左右。多数的陶俑已然残缺不全。最为突出的,便是这些陶俑齐刷刷地没有两臂。讲解员故作神秘地讲道,陶俑身上原本是穿有衣物的,只不过由于时间的久远,多数衣物已经腐烂。在上个世纪90年代考古发掘之初,有的陶俑还身着残存的彩色衣物,色泽很是美观。至于陶俑的胳膊,原本是木制品,目的可能是为了穿着衣服方便。同样因为时间的关系,木制的胳膊也一并腐烂掉了。
汉阳陵裸俑。陶俑面部丰腴,或站、或跪,形态多样,多数有着典型的西北人的脸型。如若仔细观察,人们还会发现,在不同的俑坑中,陶俑有着不同的身份。部分俑坑的陶俑可以看出主要是为皇室服务的内侍或者仆人,有的俑坑出土的则是武士俑。从兵种上来看,有步兵、骑兵和车兵。在这些陪葬坑中,同时也出土了各种各样的兵器。由于多数陶俑身上的衣物已然不存,所以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第二性征。
继续向前行走,在部分俑坑中,则全是陶制的动物,有陶牛、陶马、陶山羊、陶猪和陶犬,等等。印象深刻的是陶猪与陶犬肚腹浑圆,头部硕大,异常肥壮。这些陶制动物的面部表情、皮肤纹理都被刻画地非常清晰。游人走到面前,猛然间真的会产生真物的幻觉。
汉阳陵的动物俑。一路上,讲解员总是试图将游人的关注点聚焦在西汉时期中国制陶技术的高超上。也可能是对西汉的制陶技术并不感兴趣,我的思绪时常会发生游离。说实话,最让我受到触动的,还是汉阳陵陪葬坑的布局、内涵及其所能够代表的社会文化意涵。特别吸引我的,是考古学家分别从每个坑中挖掘出的不同印章,如“宗正之印”、“大官之印”、“仓印”、“内府官印”、“宦者丞印”、“永巷厨印”、“东织令印”等。这些印章,显然多数是为皇室服务的内廷机构的专用章。而在武士俑坑中纷纷出土的“车骑将军”、“军武库兵”、“左府”等印章,势必又与当时的军事制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尽管是第一次参观汉阳陵博物馆,对于博物馆内的陈设布局一时难以做到了然于胸。不过,这一路走来,从陪葬坑中的陈设、功能来看,每一个俑坑所代表的其实正是西汉王朝三公九卿所统辖的、那个相对应的官僚机构。在整个陪葬坑中,尽管俑坑之间有着空间、内涵和大小的区别,但所有的这些俑坑,实际上代表着的正是现实中西汉王朝庞大的官僚机构,是现实中官僚机构在阴间的缩影。也就是说,尽管汉景帝已然作古,但是在另外那个世界,依然要有百官侍奉他的日常生活起居,同时也要有军队护卫他的安全。在世的与不在世的帝王,已然将现实中的官僚机构和官僚制度全盘搬到了另外那个世界。至于陶俑、陶制的马、牛与羊等动物,也便成为了墓葬主人所拥有的权势与财富的写照。而所有的这一切,不正是在非常鲜活地诠释着古人“事死如事生”的生死观念?可以确切地说,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观念,这些陶俑才会被雕琢地如此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国人“灵魂不死”的观念,可以上溯至原始社会。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这一观念被儒家的“事死如事生 事亡如事存”的伦理思想推到了极致。对于这一理念,我一直以来都有着比较模糊的认识。毕竟我辈生活在科学技术与思想飞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特别是伴随着特殊时期政府狂风骤雨般的社会改革,旧有的文化传统正在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隐。对于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青年人来说,有时候要想弄清楚古人的某种生活状态或者生活理念已然并不容易。
在参观汉阳陵博物馆的过程中,我不时会想起数几年去徐州参观龟山汉墓的情形。龟山汉墓是西汉初年楚襄王刘注的墓,整座墓室依山而建。墓道沿着山体向下蜿蜒行进,游人行走在墓道上,可以看到许多被精心分割的墓室。墓室中有储藏室、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最让人记忆犹新的,恐怕就是墓室中专门辟出的如厕空间。厕所的形制如同农村露天的那种茅坑,在蹲着的位置还有鲜明的两处脚印标识。让人看后,真是忍俊不禁。至今记得,当时很多游客聚集在这位两千多年前的诸侯王的“厕所”前指手画脚、嘻嘻哈哈的景象。正是这个“厕所”,让我非常直观地认识到,当初的陵墓设计者和建造者们,一定是相信即使在百年之后,依然会同阳世中一样地生活。
龟山汉墓。这样的情形,并不仅仅出现在一两处西汉的王侯墓中。出差归来,我专门找来了介绍满城汉墓的资料。通过相关资料可知,满城汉墓的墓主人、《三国演义》中刘皇叔每每念念不忘的那位先祖刘胜,生前“乐酒好内”,喜欢美酒与女色。在其死后,在墓室中便储存了大量的美酒。同时,考古学家还出土了一些铜祖(铜制性用具)。显然,这些美酒和用具,也多半是为了刘胜在阴世间寻欢作乐准备的。满城汉墓的出土文物,在另一个层面也在印证着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难道不是么?
如若沿着这样的思路,可以想象,有待一天当整个汉阳陵的主体墓室被挖掘完毕,恐怕会有更多的历史资料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到那时,汉景帝的日常私生活与饮食起居,或许会被后人一览无余也未可知。若果真如此,则后人对汉景帝的认识将会更加丰富和立体。
其实,如果我们将思绪再稍微展开,再来看一下西汉的祭祀制度,可能这种意涵便会更加清晰。在汉代的陵寝制度中,帝王死后有着一整套严格的丧葬礼仪制度。其中,仅就祭祀而言,便有着“日祭”、“月祭”和“时祭”之分。据《西汉会要》等古籍记载,日祭由专门供职于陵寝的侍卫人员,按一天中的固定时辰分四次对逝者进行献祭。月祭则在每个月的朔日(每月的第一天),由皇帝在祖庙中对先人进行祭奠。时祭则是皇帝或由皇帝指派的专门人员在每年的春、夏、秋、冬的不同季节对其先祖进行祭祀,时祭一般在陵寝的偏殿中举行。
从祭祀,特别是日祭来看,尽管帝王在阳世的生命已然终结,但是在阴间,帝王的生活依然在持续。所不同的,在阳世生活的是肉体,而在阴间活动的是灵魂。灵魂不死的观念,是如此深刻地印刻在了古人的身上。当然,这一观念,不仅仅在帝王身上有着体现,在一般平民百姓身上同样有着反映。只是普通民众的坟墓和随葬品远远没有帝王的规模宏大和储备丰厚而已。并且,一般百姓的坟墓也极易遭到毁坏,给后人留下的可资参考的遗迹也很少罢了。郭于华教授曾用“生的执着与死的困惑”来高度概括民间丧葬仪式中所潜藏的深刻的生命文化内涵,这一概括是非常精到的。
新中国成立后,一场以“唯物论”、“无神论”为指导思想的殡葬改革运动在神州大地迅猛展开。然而,六十多年过去了,当历史的脚步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中国人传统的“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似乎也并没有改变多少。每当清明时节,殡葬用品市场上陈设着的纸制别墅和纸扎洋楼,还有小姐、二奶、笔记本电脑、IPAD等纸扎用品,这些“陋俗”尽管看起来滑稽可笑,但谁又能够否认不是这一传统观念在持续作用的结果呢?毫不夸张地说,“事死如事生”的传统观念,历经两千余年,已然成为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在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而这,显然不是用几代人的时间就能有大的改观的。由此,任何有志于此的社会改革,对此都不能不予以正视。换句话说,当下的以“唯物论”、“无神论”为指导思想的殡葬改革,当如何面对并积极响应这一传统的生死观念,从而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做到有效创新,而不是不可调和、势同水火的两相对垒,也便应成为政府部门和有识之士认真思考的问题。否则,一切变革,可能都将行而不远。
或许,这是那位学考古的朋友力荐我去参观汉阳陵的用意?!但愿,我并不是在故作惊人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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