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图是怎么制作的

        7月26日至27日，由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史地图集》课题组联合举办的“历史地图专题研讨会”在杭州市余杭区临平召开，来自德国海德堡大学、台北故宫、台湾中研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中国地图出版社、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等学术单位三十多位学者济济一堂，围绕历史地图编绘、古地图研究及其他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展开研讨。

        会议共提交近三十篇论文，就年代而言，以清代为主，从魏晋直到民国年间均有涉及；从国别而言，以探讨中国古地图及历史地图编绘为主，也涉及到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 ）等传教士绘制的中国地图；既有对单幅地图的考证，也有对GIS技术应用理论的探索。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聆听整场会议，并在会后与几位老师交流、讨论，将部分会议内容以问答形式，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本次研讨会的协办方是《清史地图集》项目组，参与研讨的一些老师也是这项工程的参与者。所以，历史地理的绘制问题成为研讨会讨论的一个主要内容。

        开幕式上，曾参与谭其骧主编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编撰工作的邹逸麟先生做主题发言，对历史地图的绘制，特别是图注的工作，对参与《清史地图集》的老师提出了建议和要求。会后，澎湃记者结合会议中其他老师的发言，就历史地图编纂、绘制的相关问题与邹逸麟先生进行了简短的交流。

“历史地图”、“古地图”、“舆图”，概念怎么分？

        《清史地图集》项目负责人华林甫教授在会议发言中，对“历史地图”、“古地图”做了概念区分，认为凡是今人所绘历史时期的地图即为“历史地图”。“古地图”则是古代人所绘的地图。对此，台北故宫博物馆的林天人老师采用的是另一套话语“舆图”。会场上引起一阵讨论。

        邹逸麟先生说，这只是表达的上的区别，本质上，并不冲突。“历史地图”就是今天的人画历史时期的地图，比如行政区划的地图，人口分布的地图。“古地图”就是古人绘制的地图。那么，我们把这个“古代”的时间点定在辛亥革命。在大陆来说，辛亥革命以前所绘的地图，就是“古地图”。辛亥革命以后，1949年以前，这期间绘制的地图，我们叫“旧地图”。因为台湾没有“1949年”这个时间点，所以他们就把历史上的地图称为“舆图”或者“历史地图”。实质上分歧并不大。        

中国历史疆域如何计算？

        暨南大学郭声波教授的发言中提到，历史地图有两种绘法：一是柱状画法，就是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做法，选定嘉庆25年为标准年代，即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疆域为历史上中国的疆域范围。在此地域范围内，往上回溯，绘制中国历代的疆域地图。所以，汉代西域、唐代吐蕃等都在中国历史疆域范围内。一是锥状画法，即没有固定的中国疆域的范围，以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疆域为历史疆域，由此一来，中国疆域的伸缩范围则变化很大。比如，元朝的疆域范围则超过谭图所绘地域范围。

        其实，早在谭其骧先生主持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时，就已经有类似的说法。据邹逸麟先生讲，要绘制历史地图，第一个要搞明白的就是我们要在什么范围内绘制地图。当时有人认为历代王朝疆域为历史疆域，有人提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范围，但最终都被否决了：以历代王朝疆域为历史疆域，那么吐蕃，辽，契丹这样的王朝疆域算中国的历史疆域么？以共和国的疆域为范围，那么清末割让的领土就不算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了？于是，谭其骧先生提出一个观点，以鸦片战争以前清代中叶中国的疆域为历史上的中国疆域。

        清代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总结，这个时期的疆域也是经历了各民族的斗争、融合之后，中国疆域的一个总结时期。以这个时期中国的疆域为历史上中国疆域，既是符合学理的，也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这个方案应用在《清史地图集》，也应用在台湾学者所绘历史地图的工作中，是获得了普遍认可的。

        另据华林甫教授介绍，《清史地图集》选取了清代六个标准年代，分别是康熙五十八年，乾隆二十五年，嘉庆二十五年，道光二十年，光绪二十年，宣统三年，这一项目完成后，读者即能清晰地看到整个清代中国疆域的伸缩变化。        

新发现古地图要怎么用、怎么看？

        地图背后，表达了很强的政治意义。会议中，不少参与边疆部分地图绘制的老师，也就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与与会老师进行探讨。另外，也有老师介绍了一批海内外新发现古地图。

        中国人民大学宝音朝克图《清代乌珠穆沁左翼扎萨克旗扎萨克边界考》利用德国收藏清代乌珠穆沁左翼旗王府光绪二十七年绘制的蒙文地图《乌珠穆沁左翼旗游牧图》、美国国会图书馆地图部所藏康熙朝《内蒙古地图》及其他相关文献，考证了难度甚大的蒙古旗界问题。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陈维新结合台北故宫博物馆所藏清代条约原文及舆图资料，探讨了同治年间中俄塔尔巴哈台界务交涉问题，较以往单纯利用文献资料讨论边界划分问题要深入、精确得多。

        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那顺达来对于收藏于德国、蒙古国、日本等地的《蒙古游牧图》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与解读。

        安徽大学的陆发春出于编绘《安徽省历史地图集》的需要，对安徽省图书馆所藏的近代安徽历史测绘地图依时间序列一一介绍，包含着丰富的地图信息。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林天人对英国大英图书馆所藏中文历史舆图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

        关于蒙古游牧图，澎湃记者与那顺达来老师交流得知，在清代，为防范各盟旗之间势力勾结，清朝对于蒙古盟旗的边界都有规定。即使对于游牧的蒙古人一年要走换四个草场，各盟旗之间的边界、地域概念还是很清楚的。不清楚的是国界。蒙古游牧图由盟旗中的知识分子所绘，但仍然并不精确，看起来更像中原的山水图。不过，其中涉及到地名，倒是能够为历史地图的定点、绘制提供参考。

        既然要定点，方向自然是很重要的问题，而蒙古游牧图在方向上与内陆中原地图的方向又有不同。那顺达来老师认为，蒙古人的方向感来自于对风向的感知。所以，在受西北风影响的蒙古高原人的感知中“日出东南”，而在新疆受西风影响生活的蒙古人的感知中则是“日出南方”，这与内陆中原人以太阳东升西落感知到的方向正好相差45度或90度。这也体现在蒙古人所绘的地图上。

        另外，本次会议还讨论了其他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如复旦史地所的傅林祥对清代“新疆”一词多重含义的概念史研究，中国社科院的苗鹏举依据《炉藏道里最新考》一书对入藏路线的考订等等，也颇具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