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山正明谈蒙古帝国：“元并非中国王朝”一说对错各半

        【编者按】

        杉山正明先生为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专治蒙元史、中亚史，著有《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蒙古帝国的兴亡》《忽必烈的挑战》等历史专著十余部。他的学术观点经常出人意料，引发很多争议。《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曾刊发姚大力教授的《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2013年1月6日，读者可在“相关新闻”处查阅）、罗新教授的《元朝不是中国的王朝吗？》（2013年8月11日）等书评，对他的看法提出商榷。此次且看杉山正明如何回应这些质疑。

        澎湃新闻：您在著作中说元朝不是中国的王朝，似乎在暗示“中国”就等于“汉人居住的地区”。但是任何一个“中国的王朝”都不是单一民族的，而是一种包含了少数民族居住地的混合政体。是否辽金元史本身在给我们暗示出对“中国”的另一种理解？

        杉山正明：首先，中国的领土随着时代变迁逐渐变化，从整体来看不断扩大，最终才保有了现在的广大领域。另一方面，中国历代王朝并非每个都是由相同的人种群体所构成，而是由复杂多样的人群与地域集合而成。总之，说中国是由各类人群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多元复合体，恐怕再恰当不过。实际上，这一特性并不仅限于中国，它还是贯穿了整个人类史的共通点。当今中国存在五十多个民族这一事实，或许可认为就是其证据吧。

        从结果看，蒙古帝国虽出现在中华本土的北方，但却有着军事共同体的传统；那些以游牧民为主体的军事共同体此前已经建立了若干王朝。这些军事共同体多次侵略所谓的中华大地，在成功征服并实施统治后，出现了一支人类史上罕见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超大领域的支配。这支军事力量吞并了拥有巨大人力资源的中华领土后，一方面将其作为统治的中核重心地区，另一方面活用中华本土的经济、产业与技术等力量，结果它不仅囊括了东亚，甚至将更为广阔的区域纳入其陆上版图，规模为人类史上之最。若详述其占有的领域，中亚的草原地带自不必说，还包括偏北方的俄国、广义上的伊朗及其周边、现在中东的东半，甚至延伸到现在欧洲的西部，可以说占有了亚欧大陆的大半部分。

        其实，更早于吞并大陆前，蒙古已开始尝试海上扩张了。众所周知，它曾两度侵略日本（两次都遭遇失败，还策划了第三次侵略）。它除了向越南、占城国和吴哥王朝一带，以及现在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方面数次派兵征伐之外，还与攻入伊朗方面的旭烈兀国（忽必烈弟弟的所建）联合，在从东亚海域到现伊朗方面广大的印度洋海域上，采取了直接控制东西海上航线的种种尝试。作为这一野心的结果，蒙古军还对现在属于印度尼西亚的满者伯夷政权发动了相当正式的海上攻击。顺提一句，伊本-白图泰等的记录，可以为这一史实提供有力的参考。提到“海道”，人们通常认为是西方人所开拓；但实际上，杭州、泉州、广州等忽必烈直辖的大元朝治下的港口城市，以及旭烈兀国所控制的波斯海岸一带的海湾城市，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东西区域，其存在是人类史上划时代的标志。

        总而言之，在大陆与大洋的西方，蒙古帝国展开了欧亚非一体化的扩张道路。再考虑到以达·伽马为首的欧洲人在印度洋的海上探险，以及蒙古之后的明清时代日益显著的海上航行，可以说一种前所未有的扩张主要是从亚洲方面展开的。这一点更值得我们注目。

        若综合考虑上面的说法，那么“元并非中国王朝”这一观念或许可说是对错各半。但作为接收中华领土的结果，蒙古政权进一步充实、扩大了中华本土，这一点却是明白无误的事实。也正因为这一点，蒙古以后的明清两代政权，才得以保持了辽阔的版图。而另一方面，蒙古帝国作为一个联合体，领土确实远远超过了中华国界，横跨了由四个属国构成的超大区域。或许可以说，在十三、十四世纪有关蒙古和中国的关系方面，呈现出了一种二律背反的侧面。       

        澎湃新闻：如果说“唐宋变革论”主要是基于中国中心的历史叙述的话，那么是否有可能在“唐宋变革”和“北族王朝史”之间找到一个历史叙述的平衡？

        杉山正明：迄今为止的研究，动辄从相互对立的角度来把握唐宋变革论和北族王朝史。而实际上，如田余庆所注意到的一样，在拓跋政权和其后的中华世界中，多民族化和多元复合文化是显著同时进行的。其实，唐宋变革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演变。与这种变革的成果同步，北族王朝这一军事优先的混合体，实际也形成了组织。结果，这两种变化并行不悖，相互影响，共同向着下一个历史阶段前进。

        高度评价南方繁荣的文化区域和那里的“文明主义”，而贬低北方的粗野和武力的军事优先主义，这不仅是中国学者的通病，日本的中国史学家也有此倾向。所以，综合地把握两者，进而描画出一幅时代的立体画像，此点非常必要。也只有如此，才能体现出历史研究者的真正水准吧。至少我认为，圆融无碍地将以上特征纳入历史叙述，是十分可能的。也惟有那种叙述，才是历史的原貌。

        澎湃新闻：如果说我们可以在世界史的视角下来理解蒙元王朝的成功，那么应该如何在世界史的视角下来理解蒙元王朝的失败和迅速崩溃？蒙元的崩溃是许多偶然因素的集合，还是有一些内在的必然性？

        杉山正明：蒙古帝国的解体，在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并不是一瞬间的全面灭亡。比如它在俄国全面崩坏后，又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俄国作为其自身才首次拥有了独立性和一体性。俄国的学者尽量轻描淡写地对待蒙古造成的影响，这并不正确。毋宁说，俄罗斯直到近日，还背负着蒙古统治下的深暗阴影。从这点至少可以说明，蒙古对俄国的支配，并非“短期内的失败”，而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再比如，伊朗、中东方面的旭烈兀国（伊利汗国俗称），从表面上看已经解体，但继承了其大部分区域的萨法维王朝，实际只不过是蒙古的后继国家而已。而作为其后身的卡扎尔朝，亦是如此。更有史实说，在以成吉思汗后裔之“驸马”闻名的帖木儿取得统治权后，从欧亚大陆中部开始，扩张至俄罗斯及中东地区。如果他能多活一两年，也许这员老将率领的骑兵就要踏进永乐帝统治的大明帝国的领土了。

        话又说回来，以蒙古帝国为中心的大元朝（中国所谓的元王朝），看似比任何一个蒙古帝国的属国灭亡得都快。比如前面提及的永乐帝，通过占据旧元朝的军国体系，做上了皇帝。如此观察，我们是否应该说，元王朝是在短期内覆灭的？不过，蒙古帝国的各个属国存活时间虽长短不一，但它们都在亚欧大陆东西各个方向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比如，众所周知，发兵自察合台汗国的巴布尔，创立了横跨阿富汗到印度的广阔帝国。作为一支蒙古政权，它与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相互重合，同以泰姬陵为首的著名建筑一起，长久存于后世。

        综上所述，“元王朝的失败和迅速崩溃”，只能说是一种着眼于中华领域的观点。而在欧亚史和世界史中，蒙古帝国则具重大意义。倘若眺望现在的北京，北京也好北京城也好，其实绝大多数建筑物和城市建设，可以说都是蒙古帝国留下的遗产。总之，我们不得不说，“元王朝的失败和迅速崩溃”这种说法，多少有些片面。另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就十三、十四世纪的科学水准而言，当时的运输、交通、通信系统还很不发达，难以支持横跨欧亚东西大陆这样一个巨大帝国和巨大体系。但是，当时的蒙古势力不仅涵盖了大海，还控制了欧亚东西大陆的相当大的部分，显然，这在人类史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澎湃新闻：您在《忽必烈的挑战》一书中提出，忽必烈塑造了世界历史上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体系”，蒙古帝国为这个世界体系提供了结构骨架和运转动力。蒙古所建立的“世界体系”和近现代的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是否有任何意义上的连续性，换句话说，是否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现代世界体系的最终出现，需要以近代之前的几次世界体系的出现为前提？

        杉山正明：二十多年前，我向世界提出了“蒙古时代”这一视角，如今看来，非但世界各国的主要研究者接受了这一提法，可以说作为世界史上的当然的时代区分概念，也几乎得到了确立。具体来看，蒙古帝国在十三、十四世纪形成了人类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亚非欧世界的大部分在海陆两个方向上联系到了一起，出现了可谓“世界的世界化”的非凡景象，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商业等各个方面出现了东西交流的空前盛况。

        比如说，1375年阿拉贡-加泰罗尼亚联合王国（现在西班牙东北部一带，面临地中海的发达地区）马略卡岛出现了划时代的世界地图（拉丁语称为Mappa mundi，意思是世界的纸片；英语通常称为“卡塔拉地图”，或者称为“加泰罗尼亚地图”），这如实地反映了时代的转换，可以说是那种东西交流的一个具体结晶。该地图现在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1986年，在已故的让·奥班先生的协助下，我曾经对其进行过直接的精密查看与讨论。而且承蒙先生的特别关照，我取得了该地图的彩色胶片，带回了日本。此后，以《大地的肖像》为首，在我的一系列著作、论文以及在世界各地进行的讲演中，我都阐述了这幅地图在人类史上的值得注意的意义。

        另一方面，与西洋的这幅“加泰罗尼亚地图”不同，日本国内也有几幅世界地图。我在彻底调查存在于京都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西本愿寺所藏）的同时，分析了与其有明显关联的数种世界地图。结果，对于长崎县岛原寺、本光寺所藏的同名地图，熊本县熊本市的本妙寺收藏的同名地图，以及天理大藏的别名地图都进行了拍摄处理，进行了彻底的分析与讨论。另外，日本NHK与英国BBC电视台共同制作的国际特别节目《大蒙古时代》（The　Great　Mongol　I～V，该节目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播放过，获得了很大的反响），我出任了监制一职。1992年，我首次将上述各种地图介绍给了世界。

        另外，我在出版《大蒙古国》的彩色插页版（角川书店）的同时，完成了我独自写的《改变世界史面貌的蒙古时代史素描》（角川丛书，2000年）。在这本书中，我首次尝试将源于西洋的“加泰罗尼亚地图”与源于亚洲或者说日本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系列的四种地图，一并进行了处理。此外，2005年以来，我推进了我在职的京都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学术交流活动。尤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等进行了数次特别讲演，对“加泰罗尼亚地图”系统的各种地图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至少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相关学者，应该明白了“加泰罗尼亚地图”所具有的特别意义。

        回过头来看，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上述十三、十四世纪“蒙古时代”成立、展开之后，这一动向得到了延续。在十五至十七世纪的非洲-欧亚大陆之上，俄罗斯的出现与扩大、图格鲁克王朝以后的印度次大陆的整合，以及横跨陆地与海洋的奥斯曼帝国的形成，这些都是与所谓的“近世”有直接关联的重大变化。这种情形大体上意味着，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后蒙古时代”这一命名下，将其综合性地理解、概括为非洲-欧亚大陆的后续展开。另外，这一“后蒙古时代”的说法，是我和美国代表性的学者约翰·伍兹几乎同时提出来的。另外，就中华地域而言，在蒙古的撤退、帖木儿席卷与退潮的过程中，明清帝国得以形成，进入了下一个时代。

        另一方面，所谓的西欧崛起这一现象的出现，竟然意外的晚。在恩里克航海王子的支持下，葡萄牙经过非洲到达亚洲海域的时间，是1487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发现了风暴角，将其命名为好望角，进入了印度洋。不过，葡萄牙与西班牙并没有立刻直接控制中国海域。通览以上各种历史经过，即使我们说“世界体系”，那首先也是以“蒙古时代”为开端，经过葡萄牙、西班牙等缓慢的海上扩展，在长期的变化中才得以形成。最终在1947年英军于印度撤退后，明显的、巨大的一个“时代团块”暂时谢幕。如今，世界以美国为轴心因互联网等技术引发了通信革命，也可以说出现了“全球化的时代”。总之，从蒙古帝国开始，经过三个或四个阶段，可以说如今正在形成真正的“世界体系”。

        澎湃新闻：清史学者欧立德在《乾隆帝》一书中认为，乾隆朝确立了现代中国的基本元素，对近现代中国功不可没，似乎在暗示他是现代中国的创始者。在您看来，乾隆朝建立的这个体系具备世界体系的元素吗，为什么？

        杉山正明：欧立德对乾隆帝进行的评价，当然有其妥当的地方。不过，从最常识的角度来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当中，无论怎样考虑，在个人手腕这一点上，康熙帝都最为突出。另外，雍正帝乍看上去让人感觉不显眼，但他确立了法治，毫无疑问是一个优秀的统治者。

        与这两位先驱相比，乾隆帝自身的真实形象，并不显得明晰。相反，说句老实话，乾隆帝只是继承了康熙、雍正二人努力治世的结果，长期享受了那种安定的太平盛世。乾隆帝这种形象很难否定。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乾隆帝是清朝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幸运儿，是“好时代的幸运帝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乾隆时代得到了极度扩大的版图，维持了安定，但他也没有经过特别的辛苦，基本上在太平中度过一生，这可以说是时代使然。以此作为乾隆帝的功绩，其实未必。

        所以，国内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周边一带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祸患，这只能说是幸运。以此为根据，将其视为“现代中国的创始者”，那历史学究竟还要研究些什么？欧立德所说的乾隆朝的太平时代过后，中国不是立刻进入了各种风云突变的时代吗？因此，用类似“现代中国的创始者”这一概括一切的命名方式畅快地谈论历史，这至少对我来说，有很难说服我的地方。

        不管怎么说，乾隆帝的治世确实是安稳和平，统治了广大的版图。但单单将乾隆拿出来赞美，还是让人无法理解。这么做，只能让康熙和雍正在九泉之下苦笑吧。另外，认为乾隆时代的体系具有“世界体系”的元素，我正想就这种看法询问一下中国的现代史学家的意见。

        澎湃新闻：您特别强调学习和掌握多种语文对于研究蒙元历史的重要性，认为以汉文为中心的东方史料与以波斯文为中心的西方史料，把研究者也分成了两个集群。汉文史料有汉文史料的固有的偏见，波斯文史料也有波斯文史料固有的偏见。是否两者可以大致相互补偏，还是两者都在各说各话、实际上很难捏合成一个完整的叙事？我们现在都知道汉文史料有种种不足，是否可以介绍下您眼中波斯文史料的不足？

        杉山正明：在研究蒙古、元朝史时，只能说学习多种语言是必要条件。质疑者认为，因为有分别以汉语和波斯语为主体的历史资料，研究者也因这两种语言分化为两部分。但在我看来，这些质疑者犯了根本的错误。在进行蒙古时代史研究时，汉语、波斯语不消说，阿拉伯语、突厥系语、俄语、梵语－巴利语、藏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英语、西班牙语等，都必不可少。

        坦率地说，如果想鼓足勇气进行蒙古时代及其前后的历史研究，那一生都得进行语言学习。同时，当然有必要从世界各地收集蒙古时代以前的各种历史、语言文献。我自己从儿时开始一直到今日的大约四十年间，每天都纠结于此。散落于非洲-欧亚大陆各地的各种语言的基本文献，到底只能自己努力去调查、收集，别无他法。挑战研究蒙古时代史，或许根本不是一个人所能做的事。

        然而，作为开创真正世界史研究的一步，这种研究有必要为后世的人们所继承。幸运的是，我身边有数位正推进这一研究的优秀年轻学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迎来世界史得到彻底改换的时代吧。话又说回来，尽管如此，放眼当今的世界，致力于这种世界史研究的人几乎绝迹了。过去，德国曾是这种世界史研究的推进中心，如今已然衰落，出现了大量剽窃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的行为。坦白地说，在中国学者中，这种让人不得不皱眉头的行为，也非常显眼。历史研究的道路诚然险峻，但是，诚实正直、埋头苦干的学者，总会得到应有的评价。那个时代一定会到来。

        （刘琼译。本文刊发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7月27日。）

延伸阅读

       ●《疾驰草原的征服者：辽·西夏·金·元》

        [日]杉山正明著，乌兰、乌日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第一版

       ●《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

        [日]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

        ●《游牧民的世界史》

        [日]杉山正明著，黄美蓉译，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