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新书︱大谷正：日清战争绝非“文明对野蛮”之战

        笔者虽然客居东瀛多年，但很惭愧一直没看过日本人关于甲午战争(日本通称日清战争)的著述。不是不关心，也许是因为所有关于甲午战争的记忆似乎都定格在小时候看过的电影《甲午战争》中那些震撼人心的镜头里了吧。后来看过一些国内学者的相关著述，加深了理解，但幼年看过的电影真是影响巨大。

        近日偶然在日本亚马逊网上看到一册日本专修大学历史学教授大谷正写的新书《日清战争――近代日本最早的对外战争的真相》，书腰上写着“所谓‘文明对野蛮’之战的真相”、“日本真的胜了中国吗？”，阅读的胃口顿时被吊了起来，马上下单，入手后近三百页的书花了一天多时间就读完了，知道了不少新史实，很有收获。

        作者大谷正教授专攻日本近代史和媒体史，著有《近代日本的对外宣传》和《士兵与军夫的日清战争》等专著。这本新书是为普通读者写的，今年6月25日由著名的中央公论新社出版，收在有名的中公新书里，全书分为七章。第一章“战争前夜的东亚”，第二章“从出兵朝鲜到日清开战”，第三章“占领朝鲜半岛”，第四章“攻入中国境内”，第五章“战争体验与‘国民’的形成”，第六章“下关条约与入侵台湾”，最后一章是“日清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根据作者自己的介绍，本书吸收了日本最新的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成果。

        关于开战的缘由，此书的说法就跟以往的有所不同。据说当时的首相伊藤博文是主张协调论的，在日本内阁决定出兵朝鲜后，伊藤打算在跟大清帝国协调的同时着手朝鲜的内政改革，把朝鲜纳入大清帝国和日本共同的势力范围，而外相陆奥宗光则非常强硬，力主开战，并且他得到了大多数内阁成员的支持。外相陆奥之所以力主开战，据说是因为在解决日本与欧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改正问题时频频失误，压力颇大，为了维持他的政治生命而做出的决断。1894年6月陆奥外相向清政府驻日公使传达了日本内阁的决定，并递交了第一次绝交书，但因为英国和俄国的干涉，日本的开战决定未能付诸实施。于是陆奥外相命令日本驻朝公使大岛圭介在朝鲜寻找开战的理由。接到命令后大岛公使就向朝鲜政府提交了一揽子所谓的内政改革的要求，但朝鲜政府要求日本先撤军。大岛公使进而提出了朝鲜政府不可能接受的要求，即要求朝鲜政府让清军撤出朝鲜。当然这是为行动升级找借口。不出所料朝鲜政府严辞拒绝，于是大岛公使就向日军混成第九旅发出进攻汉城的指示，不久日军轻而易举地攻占了皇宫，把朝鲜国王也抓了起来，强行抬出不愿跟日本合作的大院君，逼迫他组成亲日的政府。但是这些史实日后在日本政府公布的正式材料中都被篡改。

        日本政府当时为了向世界宣传甲午战争是一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在宣战诏书里声明遵守战时国际法。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表示支持，说这是场“文野之战争”。日本政府邀请了许多外国记者随军采访，花了不少银子招待那些记者。起初不少外国记者真的相信了日本政府的宣传，可是随着亲眼目睹战况的进展，情况发生了变化。例如在日军占领旅顺后发生了旅顺屠杀事件，欧美称之为Port Arthur Massacre或Port Arthur Atrocities。随日军第二军进城的欧美记者和外国武官目击了巷战和翌日以降的扫荡战，看到日军对伤残士兵无差别地杀害，并且还杀害平民后，转而谴责日军的屠杀，质疑日本政府所谓的文明战争。

        据大谷教授的叙述，外国记者中做了最厉害的报道的是《纽约世界报》特派记者詹姆斯•克里尔曼(James Creelman)。他一上来也是相信了日本政府的宣传，赞美日本的文明开化。可是当他跟美国领事一起觐见朝鲜国王的时候，朝鲜国王说希望美国派兵来保护自己，他因此对日本的开战目的产生了怀疑，在目睹了旅顺屠杀后转而批判日本。他说日本的文明开化只是表面文章，其本质是野蛮的。另外一名记者、《伦敦泰晤士报》特派员托马斯•科恩(Thomas Cohen)也秉着记者的良知向世界发出了真实的报道，批评日本如果想被承认为文明国家就应该负起责任。他还直接面见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见闻，要求日本政府善后。这些欧美记者的报道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仅影响了美国参议院对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的审议，而且还影响到日本最高层。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因为都没有接到军方的相关报告，所以了解到科恩的报道后，非常震惊，原本要调查的，可是又怕得罪在前线意气扬扬的军方，最终采取了为军方辩护的对策。背后反映的问题是，当时日本军方就不太听文人政府的指挥，在战地不管是师团级还是下级士官，都不遵守国际法，因此导致了旅顺事件，甚至连明治天皇都对军队难以驾驭发出过怨言。

        大谷教授对日军当时的装备及辎重运输情况的详细描写也颇见功夫。他在书中指出，一般认为甲午战争中日军的装备占上风，可是从具体的装备来看，其实是清军占据优势。比如日军当时使用的大炮是从意大利引进技术制造的7厘米青铜炮(口径75毫米)，最大射程野炮是5000米，山炮是3000米，但是有效射程其实没这么远。当时欧美先进国家一般都用铸钢来造大炮，可是日本因为国内产铜多，就采用性能稍差的青铜做大炮。相比而言，清军用的是德国克虏伯公司生产的铸钢制造的山炮和野炮，步枪也比日军好，甚至还装备了德国制造的新型连发枪，所以在平壤之战时让日军陷入苦境。

        说到后勤补给，对当时的日军来说也是一个大问题，毕竟他们是到外国打仗，所以征用了很多民夫(军夫)，数量巨大，有时甚至和作战士兵的数量差不多。在人数不够的时候，还强征朝鲜人。但是很多朝鲜人不愿意给日军挑担，中途逃离的也不少，令日军在补给方面大伤脑筋。再拿平壤之战举例，根据大谷教授的介绍，9月15日的战斗不能说对日军有利。在他看来，如果16日以后弹药和粮食都很充足的清军继续抵抗，在粮食补给上碰到问题的日军就可能陷入危机。可以说是士气低下的清军自己败退而让日军获胜的。

        在最后一章“日清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大谷教授总结了几点他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这是场有三个战斗对象(大清帝国、朝鲜和台湾)和不同区域的复合战争，始于1894年7月23日日军对朝鲜王宫的进攻。跟大清帝国的战争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正式结束，可是在朝鲜和台湾的战斗还在继续，所以是场结束得不明不白的战争。在中日开战的问题上，大谷教授认为伊藤博文的责任最大，而当时日本追求民主化的在野党其实比政府更加富有侵略性。从外交的角度来说，大谷教授认为当时的日本战时外交不成熟。外相陆奥宗光的回忆录《蹇蹇录》很有名，要了解当年日本人眼中的甲午战争，这是本不可绕过的重要书籍，可是在作者看来此书充满自我美化的地方，是制造“陆奥神话”的根源。他指出当时日本的外交有很多臭棋，比如日本不顾英国和俄国的干涉跟清政府开战，导致没有一个强国支持日本；还有，三国干涉也是日本外交的挫败，等等。

        读完此书，感觉作者身为日本学者，没有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来写，而是客观论述，对战争中日军的暴行也多有揭露，对日本政府当年宣传的“文明与野蛮之战”的说法也予以反驳，是秉着史家良知在叙述。对当时双方军队的实力，都有详细的数据说明，看得出对相关细节的把握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在后记中也说，写作此书是为了让今人正确认识历史，对中日韩的相互理解有促进作用。平心而论，他的书的确可以起到那样的作用，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也可以获得一个理解那场战争的另类视角。

（作者系东京大学特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