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感人的怀念父亲之作：叶娃《又见父亲》

        我深知自己没有资格写父亲。我怎么写得出父亲坎坷多难的一生呢？父亲是一棵大树，高树悲风；父亲是一棵秀草，秀而易摧。去年此时，我正和姐妹在协和医院照看病危弥留的父亲，每天走过煤渣胡同往医院给父亲送饭，就能看见胡同口儿的一棵大槐树，已经树叶全无，只剩了枝干，却仍在呼啸的寒风中摇摆，无一丝一毫的懦弱，无一分一厘的退却。那就是我的爸爸呀！

        我怎么写得来父亲呢！作为女儿，即便我有天大的能量，也无法写出父亲直面人生的勇敢与不屈，写出他在学术事业上的一丝不苟与耿耿追求，写出他爱国、爱民的真诚和执着，写出他的正直与良知，写出他耄耋之年仍童心未泯，写出他嫉恶如仇，直至咽气前几个小时还能写出“人生有何罪”这样“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语！

        想来想去，我想还是写写在父亲坐牢18年后我们重又团聚的那些天吧。

        儿时记忆中的父亲，全是些不能连贯的片断。就是这些片断，也是成人之后经人诠释才有了意义。因为1958年父亲被捕入狱时，我们姐妹三人尚在幼年。真正知道自己的父亲，乃是17年后的1975年，其时父亲背着“国民党县团级”的牌子出了劳改农场。我们都已年过二十，而父亲从高中开始就苦苦追求的母亲已经在一年前作古。虽然终又有了父亲，但我们这个小家已经破碎，即便有回天之力，也无法重圆了。

        1976年初夏，我终于在工厂请了假，以回京探亲为由，偷偷去安徽怀远荆山湖渔场看望十几年未见的父亲，并约好和北京的姐姐在父亲那里见面。为了省钱，从西安出发，我坐了几乎一路的“蹭车”，几次被赶下车来，及到蚌埠已是深夜，且比预定的时间晚了两天。那一晚在蚌埠汽车站几乎是坐等天明，终于坐上了头一班去怀远县的汽车，心里七上八下，到现在还记得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就是“近乡情更怯”这么一句毫无关联的古诗。

        到了怀远，天已渐明。由车站到渔场还有七八里路，父亲曾写信嘱咐一定要我叫辆三轮儿。当时一是天太早没有三轮，即便有，七八里的路程也没有必要花钱坐车。这么多年没有通信见面，父亲不知道我们是怎么长大的。

        出车站上了淮河大堤，按照父亲画给我的详细地图，没有费劲儿便找到了渔场。远远过来一个中年妇女，还没开口就笑起来：“你是老叶的二闺女吧！唉呀！你怎么才到呀！你的老爸爸天天早上在这儿等你！唉呀！你跟你大姐可像着啦。你大姐来了几天了。”

        听她这么说，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自从父亲被捕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陌生人谈他时，没有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历史反革命”、“右派”、“极右份子”、“劳改犯”等等那样令人心悸的定语。从上路开始层层加在心头的期待、准备和无法言传的恐惧，再也没有地方放得下了！一个“老叶”再加上一个“老爸爸”，一切都变得如此简单与直截了当，如此近乎人情与合乎事理。从小到大满天飞的标签，什么“反革命家属”、“黑五类”、“可教育好的子女”，也像太阳出来后瞬间即逝的晨雾，消失得无影无踪。等了这么多年，我知道父亲就在眼前。

        那个妇人见我流泪，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便弯下身来要帮我拿旅行包，说是要带我去父亲的住处。原来父亲并没有住在渔场的职工宿舍，而是住在渔场边儿上的猪圈旁。还没有待我们起步，她就发现了什么，拉长声音冲着旷野大声喊起来：

        “老叶——老叶——你的二闺女来了……”

        顺着她的声音，我看到远处一个小小的身影正低头沿着稻田埂朝我们走来。听到喊声，那个身影先是停了一下，又忽然加快速度，伸出双手在空中摇晃着。大约田埂太窄太滑，他跌跌撞撞地几次倒了下去。泪眼中，那个影子时而清晰，时而模糊，那就是我十几年未见的父亲啊！

        我是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来父亲和我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也无法回忆出相见刹那间父亲的面容与表情。相反，我记得最清的是父亲身上那件旧得已说不出颜色的外衣和那双沾满泥水的解放鞋。裤管空荡，没有袜子，露在外面的小腿就是两节骨头。儿时印象中父亲的红脸膛和宽肩膀已经消失殆尽。他原本高大的身躯如今缩在那团灰布里，显得十分瘦小。

        然而最让我震撼的，还不是父亲的形象。因为远在怀远探亲之前，我的脑中就已预演过无数次想象中的团聚了。团聚中的父亲早是瘦骨嶙峋，满面沧桑，后来发现，这些预演的团聚全都是无声电影。及至真正听到了父亲的声音，我才切身肌肤地感受到了时空垒砌在记忆中的髙墙。

        父亲的声音极其陌生。

        不过父亲的大手还是那么熟悉。听到那个陌生的声音后，我曾经下意识地低头去找父亲的手。父亲的手指又长又细，美国作家赫西曾经描述过父亲的那双大手，说他要教训人的时候，总要用中指指点对方。我们小的时候，常要占用父亲晚饭后的时间，让他用那双大手在灯下的白墙上变出各种动物的影子。他做得最好的就是“大灰狼”，长长的中指和无名指一张一合，把狼的长嘴做得活灵活现。

        父亲的大手搭在了我的肩上。

        “我和阿靓算了一卦，你准是路上拉肚子了，所以晚了。”这是我记得清的父亲和我说的第一句话。因为当时我已哭成一团，完全没有听清在这之前父亲和我说了什么。父亲大概想说句笑话，结果说了这么一句。

        我们开始往父亲的住处走。父亲一定要帮我拿包。太阳出来后，天一下就热起来，他身上的那件灰夹衣已经穿不住了。我们停下来，等他解开衣扣，看见父亲在夹衣内只穿了件已是千疮百孔的针织汗衫，干瘦的身子暴露无遗，我又止不住流出眼泪。呜咽中听见父亲和我说：

        “娃子，你看看这件衣服，这还是老裴克的衣服呢。我找人在外面给吊了个面子，没人看得见……”

        我看见了那件已经成了里子，颜色依稀可辨的墨绿人字呢西装，也看见了父亲脸上一丝狡黠的微笑。

        每当我回忆起这一情景，总想找出能够确切形容当时心情的字眼，然而却总是徒劳。是震惊父亲的坦荡？是钦佩父亲的无畏？是稍微的惧怕，还是淋漓的痛快？应该都有。多年以后，当我真正开始了解父亲，了解了近二十年监狱和劳改带给他的无法言传的非人的精神与肉体折磨，以及父亲眼见世态炎凉、亲友向背、骨肉离弃的种种人间悲剧后，才明白父亲急于用这种方式向亲生女儿表示自己清白无辜的良苦用心。

        裴克是父亲1940年代认识的美国作家。1946年1月至9月，他和父亲在北平景山东街合租一处四合院同住。他曾经写过两本书揭露国民党在二战时期的统治黑幕，其中的一本《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Two Kinds of Time）就是与父亲同住期间写的。这一段交往，父亲早在“肃反运动”中就已交待过，并以“一般性历史问题”下过结论。然而1958年，“反右”之后，父亲所在单位的个别领导借运动之机发泄私愤，不但推翻了早先的结论，并且罗织罪名，搞起冤狱，诬陷父亲为“美国特务”，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1958年9月，其单位领导以机关名义对父亲起诉后，又假以南京方面需要人手整理农业古籍，将父亲骗至丰台火车站秘密逮捕。其用心之卑鄙下流，其手段之肮脏无耻，再写就要污了这枝笔！而父亲一走，就是18年！

        这18年正是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其间除了1962年父亲“保外就医”，回来和我们住了一个月，十几年我们没有见过他一次。一提到此，父亲就有无限的悔恨。他何尝不想我们呢！但父亲一次也没有向母亲提出要我们探监。他后来和我说，有一次看到一个探监的孩子，小手里攥着号牌，眼巴巴地站在铁栏外等着叫号，心都碎了，觉得自己就是想死女儿，也不能让未成年的孩子受这种耻辱。有一次他从监房的小窗看到外面地里母牛带着小牛吃草，触景生情，写了一首七言绝句。我只记得后两句：

        “铁窗隙里窥牛犊，心在雏风头上花。”

        那次我在父亲那儿住了十天。

        父亲与人合住的地方是猪场旁边的一个小土坯房，一并三间，土墙土地。我和姐姐来之前，父亲借了一个大铺板搭在他那间屋里，把原本就小的屋子挤得满满当当，转身的地方都难找。而且那间屋子紧挨着一排猪圈，风向不对时，猪圈的臭气就往屋里灌。尽管如此，我们也是非常知足了！用父亲的话说，能再见我们，重享天伦之乐，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我到的那天正是“端午”，渔场聚餐。父亲早就替我们交了餐费，准备一起吃第一顿团圆饭。渔场并没有正式的饭厅，所谓聚餐，就是在厨房外面的空场上摆几堆搪瓷脸盆，里面盛着各种各样的菜，大家分别围成几圈，蹲在地上吃。我自上路以来，没有吃过一顿正经饭，所以那天蹲在地上狼吞虎咽，毫无顾忌。以后每一提及此事，父亲就摇头，说看到我大口嚼着猪头肉的样子，心都痛了。那顿饭父亲一点没有吃好，他说怎么也无法把我这个小时他同母亲常常戏之曰的“唐代美人”同眼前的这个女儿连起来。后来姐姐告诉我父亲私下和她说：“娃子怎么长得和小时候差这么远呀！就是她一笑起来，还同原来一样。”

        那次去见父亲，对我们有件很难的事，就是怎么叫“爸爸”。虽然在去之前，我们曾与父亲通过很多信，但信中的抬头我常用英文称呼，或叫“father”或叫“Dad”，而姐姐干脆跟我们称父亲为“老K”。为什么这么叫，现在很难说清楚。我只记得当时有点庆幸的是姐姐比我先到，我可以跟着她叫。不过到了以后，我才发现开口叫“爸爸”，并非易事。因为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我们小时对父亲有自己特殊的叫法，不是去声，而是上声和阴平；后面的“爸”不但音拖得长，而且上挑。可是再这么叫，不但找不到感觉，也叫不出口。父亲一定感觉到了。端午那天吃过饭后，趁姐姐不在时，父亲对我说：“你知道阿靓是坐三轮儿来的吗？我正在这儿喂猪，就看见来了辆三轮，上面的人背着大画夹子，远远地就冲我嚷嚷：嘿！嘿！我一看那头黄毛，就知道是阿靓啦！” 父亲把我逗笑了。他同时也在暗示我，姐姐和我一样，刚开始也叫不出来。“知子莫若父”，这句古话一点儿不假。那天下午，趁父亲弯腰蹲在地上收拾东西时，我对着他的背影大叫了一声：爸爸！

        父亲那时虽然有了所谓的人身自由，可还戴着“管制分子”的帽子（与他同住的人不但管着猪场，还管着父亲），即使我们在时，一天假也不准请。有一天下大雨，我们正合计着等雨停后和父亲一起出去把当天的猪草打够，住对面的人来了，让父亲这就去打草。尽管多年来不平之事已是司空见惯，但非要一个年已六旬的老人冒雨打草，无论如何也太过分了。我一下就火儿了，但想到父亲还要在此人手下受治，只好忍下去。父亲对此却大不以为然，还笑着和我们说，“这叫在其位，谋其政。能把看我当成一件事，也算是忠于职守吧。”

        父亲到渔场后不久，附近一个生产队的人就找上门来。因为他们听说渔场来了个搞农业的，想让这人给看看棉花地的花苗怎么种过不久就开始死了。父亲看过后，挺快就把那块棉花地给救活了。队里的人为了感谢父亲，常常在他小屋外的窗台上悄悄留点儿东西。这事是有一天早上我发现窗台上有人留了块豆腐，问起父亲才知道的。后来，我们又不断收到萝卜、青菜。这些不值什么钱的东西，就是千金也买不来呀！因为像父亲这样身份的人，那时躲还躲不及呢！

        那十天，父亲对我们有问不完的问题，可总是尽量地避免问及母亲。记得那是周末，父亲带我们一起去当地的名胜“百乳泉”。坐在山上的小树林中远望四周风景时，父亲忽然问我们：“你妈最后的时候是不是很疼？我问过懂医的人，都说肝癌晚期的病人非常痛苦。” 父亲的声音极其低，很像是自言自语。这个问题他后来回到北京后又重复地问过我们多次。我知道父亲很想了解母亲在世和去世的所有细节，但每一看到我们难言的苦楚，他就绝不再追问一句了。

        没能再见母亲，给父亲后半辈子带来了十分的痛苦和不断的追忆。记得有一天父亲干活回来兴冲冲地对我们说：“赶快吃饭，赶快吃饭！今晚电视放《祝福》，是你妈的服装设计！” 吃完饭后，我们去渔场的会议室看电视。离开演还早，那台11吋的黑白电视前没有几个观众。父亲自知自己的身份，远远地坐在边上。等到电视终于开演，才发现效果极差，所能看到的只是影影绰绰的人影。但片头的字还是看得清楚，就在母亲的名字缓缓摇上字幕时，我回头看了父亲。他伸直了脖子，集聚着精神，两眼紧紧盯着那个巴掌大的荧屏，好像要把母亲从中变出来。《祝福》看了一半，因为实在看不清楚，管电视的人把机子关了。父亲仍然十分满足。回去的路上和我们回忆起20年前《祝福》的首映，说是他陪着母亲一同看的。

        当然，我也有不理解不明白父亲的时候。“林彪事件”大概是当时我和很多同龄的年轻人感到受骗的开始。母亲去世前后，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忘了因为什么事说起来，父亲背了句诗，说是对这个国家，他仍是“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一点我非常不理解。记得我和父亲说，你知道我这次来看你路上都见了什么了吗？我告诉父亲我坐的火车在咸阳车站被四川来陕西要饭的难民围困了两个多小时。那些要返回四川的难民，背着塞满了要来食物的大小麻袋，涌塞在站台。火车一到，即蜂拥在车门，或沿车窗乞求车内乘客开窗让他们由窗口进去。车站上人头攒动，喧声震耳。这不就是史书上写的流民吗？国家成了这个样，怎么爱法？父亲给我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说你们没做过亡国奴。

        在怀远荆山湖渔场度过的十天此生难忘。从那儿开始，我们重又有了父亲，有了一个可以永远依赖和信任的人。以后的二十几年，我与父亲是离多聚少，但父亲从来都在我的身边，我与父亲也有永远说不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