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名士：你曾国藩是文正公，那我就是武歪公咯

        

        钱锺书记陈衍语谓：“陈柱尊人尚好学，下笔亦快，惟大言不惭，尝与予言，其诗有意于李杜苏黄外别树一帜，余笑而存之”。锺书对曰：“柱尊真可当土匪名士之号。”衍曰：“品题极切。”（《石语》）

        按，“土匪名士”这个外号的版权，可能属于曾国藩。朱克敬《瞑庵二识》卷一：“曾文正公督两江时，有何太史者，记闻极博，下笔千言而无理法，曾公尝称为土匪名士。”

        这个“何太史”，似指何应祺。惟清人惯称翰林为太史，而应祺未入翰林，不应有太史之称。然而，自“下笔千言而无理法”论，应祺又特别合格。

        李慈铭论应祺之文，尝谓：“颇以古文自负，而不知学。文亦颇有笔力，惜用字无根柢，多不如法。”（光绪八年正月初四日记）前辈蒋琦龄的品评，则不一样，他说：“世之传者，不皆桐城之派，新城之法，而世之为桐城、新城者，不卒皆传也。大作开张精美，根底之深又原于性情之厚，无意于工，自无不工，所谓言有物者也，岂犹以音律体例自歉耶。”（蒋琦龄《空青水碧斋文集》卷六《答何镜海观察书》）其实两人说的是同一种现象。

        至于应祺自我批评，也曾回应“下笔千言而无理法”的指责。他为湘军名将王錱撰写家传，洋洋数千言，文末自记，云：

        “自桐城派盛，记叙之文好言剪裁，每蹈削事就文之弊，实则掩其力之不足耳。近人每见大篇，辄诮为冗长，不知其气劲，其笔遒，固不得以字数多寡相訾謷。此传所叙近百馀战，无一雷同处，鄙意欲矫时弊，特恨力有未逮耳。”（《守默斋杂著•王壮武公传》）

        显然，应祺不是专栏编辑喜欢的作者，但是，说他“无理法”，他是不认的，反而他是要故意破坏世俗所谓的桐城文法，极有理论自觉。

        应祺的生卒，诸书皆谓不详。按，咸丰十一年（1861）他作《上曾涤生尚书书》，云：“男儿三十，已非少壮，祺又过二”；是知他生于1830年。光绪《湖南通志》卷一百七十六谓应祺“年五十四卒”，则知他死于1883年。

        他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自少生长在广西。以故，他“师事朱琦（按，广西人），受古文法。”（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前揭与他长函畅论时事与文心的蒋琦龄，也是广西人。他的姐夫，道光二十一年的状元龙启瑞，仍是广西人（《浣月山房诗集》卷三《寄内弟何镜海应祺》）。及长，他又随广西人王必达入江西，见曾国藩，受到赏识，开始自己的事业。

        他的妻子濮文绮（1833-1896），江苏溧水人，是晚清才女，著《弹绿女史诗稿》与《弹绿词》（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尝作《虞美人•种桃花》，脍炙人口，词云：

        “刘郎去后无音信，春色飘零尽，莫随流水去人间，未到花开先护小阑干。 香泥润透连宵雨，淡影斜阳里，画帘春困绿窗人，别有一天幽恨不分明。”

        不知是不是对应祺发出的闺怨。

        约在咸丰八年末，应祺进入曾国藩幕府，其间或治文牍，或独领一营，文武兼才，迭奉褒奖，直至同治五年，才离幕单飞，仕至广东高廉兵备道，“有政声”。他的干济之才，可从一件轶事看出。国藩在幕中喜欢开玩笑，一日，“与诸客议事，因曰：天下事有非贤豪所能济者，有非庸人所能办者，当别设一科，曰绝无良心科”。应祺应声而起，说：“公求此选，舍我其谁。”（《瞑庵二识》卷二）此处“绝无良心”，不是说丧尽天良，殆谓脸皮要厚，心窍要活，说来不好听，然而对于“效奔走之节，供指挥之用”的办事能员，实在是必备素质，故应祺勇于自承，不以为嫌。

        不仅不以为嫌，他大概还很满意自身所具的这分气质。同治十一年春，诸位名人在长沙絜园聚会，绘图为记，郭嵩焘描述图中的应祺，云：“蹲踞地上，伟干蹒跚，自负霸王之略，善化何镜海（按：应祺字）观察也。”（《絜园展禊图记》）

        面上，应祺“狂谲不羁”，实则“资性奇敏，论多精确”（朱克敬语）。

        如论郭嵩焘，他说：“郭筠仙非无谬处，其谬处皆可爱。李法曾尽有好处，其好处皆可杀”；时人以为的评。

        如论湘军与淮军的盛衰，他说：“皖人之起，方兴未艾，而楚才一败无余。问何故，曰：皖人互相推举，有拔而起之，莫挤而止之。楚人日寻戈矛以相贼伤而已。稍有名望，必益为垢毁所集。凡家庭骨肉相贼害，其家之覆亡可立而待也。则凡省部相为贼害，其省之倾颓亦必可立而待也。”（郭嵩焘光绪五年六月廿七日记）湘人好内斗，也是的评。

        又如论古今人物等第。他说：“上一等，道德事功合一，今无其人矣，有亦必不出而任事。其次，以道德行其事功，随所往而必穷。其次，苟务为事功而已。又其次，营求富贵，只此一种人充塞天地之间。于此有能立事功者，其人已夐乎远矣。而用其与世推移之心，以赴事机之会，要止是三等人，进而上之，则必扞格龃龉而不能入。”（郭嵩焘光绪五年六月初十日记）嵩焘以为“此论似创而实确”。

        若以此论衡量当时的名人巨公，可知曾国藩也只算是“苟务为事功”的第三等人，尽管他曾立志要转移一世的风气。或亦因此看透了府主终非圣贤豪杰，待国藩逝世，赐谥文正，应祺遂“自号武歪公”，“以示相当”（《瞑庵二识》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