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福柯逝世30周年︱福柯“新书”论坦白

        俄狄浦斯：你是不是把他所问的孩子给了他？

        牧人：我给了他；愿我在那一天就死了!

        俄狄浦斯：你会死的，要是你不说真话。

        牧人：我说了真话，更该死了。

        俄狄浦斯：孩子哪里来的？是你自己的，还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哪个公民，哪家给你的？

        牧人：看在天神面上，不要，主人啊，不要再问了！

        在古希腊文学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关于真相的争斗，争斗通常以对天神宣誓继而坦白的形式展开。换句话说，宣誓和坦白等在西方文明的开端处就已出现，但对这些“话语行为”及其政治含义却一直缺乏系统的讨论。

        福柯的“新作”《做错事，讲真话》（Wrong-Doing, Truth-Telling: The Function of Avowal in Justice）如其副标题所示，讨论的正是“坦白在正义中的作用”。说是“新作”，其实收录的福柯去世前3年即1981年在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所做的一系列讲座。这些讲座此前从未出版，大概是为了纪念福柯逝世三十周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今年六月精心编辑出版了这一本讲座集。承蒙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惠赠，本人得以第一时间读到此书。

        该书的出版无疑是近年来福柯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因为如编者所言，在福柯早期关于疯狂、犯罪和性经验的研究与其晚期的希腊罗马时代主体性的研究之间，《做错事，讲真话》构成缺失的一环。与已经编辑完成的十三卷《法兰西学院演讲》一起，《做错事，讲真话》将是福柯研究中绕不过的一块基石。

《做错事，讲真话：坦白在正义中的作用》书影。

        在给天主教鲁汶大学所作的这六次讲演中，福柯主要考察了“坦白”（avowal）在西方权力史中的一系列演变。从这方面说，《做错事，讲真话》构成某种福柯意义上的政治话语的谱系学。在讲座中，福柯曾指明何谓“坦白”：“作为一种言语行为，坦白使主体确认自身之所是，将自己与这种真理捆绑在一起，并将自己置于与他人的依赖关系中，与此同时，调整与其自身的关系。”这里我们无疑能看到“话语-权力”与主体性的纠葛，同时，我们也能将其与福柯后期提出的“主体解释学”联系在一起。

        当然，如同福柯开展的任何一种谱系学考察，对“坦白”的知识学考古也离不开对具体文本、案例和事件的解读。有时候，福柯对文本、事件的解读往往比他自己提出的思想更为有趣，或者至少，解读与创造在福柯那里占据同等重要的地位。比如，在第二次讲座中，福柯就对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做出别开生面的政治话语解读；同样，在第三、四次讲座中，福柯也对斯多葛派哲学和早期基督教中的“内心检视”以及“精神指导”进行了比较研究。

        福柯发人深省地指出，索福克勒斯的戏剧诗《俄狄浦斯王》中，人物对话在司法框架中展开。福柯并且提出，古希腊戏剧本身就是对其所处时代法律体系的一种表现，而这一点在这部戏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俄狄浦斯王》的情节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不过，福柯在这里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亦即，为什么俄狄浦斯到最后才认识并承认关于自身的真相呢？因为毕竟，通过神谕、对话、歌队的唱诵等形式，各种迹象都在不断向俄狄浦斯揭示这一真相。在福柯看来，这个问题涉及他所谓真相的展现过程或“真理程序”（alethurgy：alethic + liturgy，前者来自古希腊语alētheia“真理的”，后者来自古希腊语leitourgia“仪式”）——只有通过恰当的真理程序，主体即剧中人物才能承认自身的真相。此外，福柯认为，在《俄狄浦斯王》中存在两种“识别”，亦即俄狄浦斯王对自身真相的辨识以及歌队对真相有效性的确认。只有在同时满足这两种“识别”的条件下，剧中的真相才能够浮现。在这里，歌队代表着悲剧观众，代表着雅典的民众。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歌队才能成为某种司法裁定机构。

        在《俄狄浦斯王》中，信使与牧羊人的对话才最终使得俄狄浦斯接受自身的真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对话以严格的司法程序展开：首先是对个人身份的质询，其次，因为信使和牧羊人的奴隶身份，他们不得不说出真相，换句话说，他们不得不“坦白”。换句话说，相比阿波罗的神谕、忒瑞希阿斯（Tiresias）的预言或俄狄浦斯与其母亲伊俄卡斯忒（Jocasta）的对话，正是因为其严格的司法程序以及坦白的出现，信使和牧羊人的对话才成为一种有效的真理程序。并且，在剧中，歌队也承认了这种坦白的有效性，而面对这种坦白，俄狄浦斯也不得不接受关于他自己的真理。在福柯看来，也正是面对这种坦白（即使不是来自他本人），俄狄浦斯才能够说出“我”：“是的，正是我犯下那些罪行，正是我……”

        在第三、四次讲座中，福柯还对斯多葛派和早期基督教中的“坦白”程序进行了比较研究。简单地说，在斯多葛派和早期基督教中的隐修主义（monasticism）那里，我们都能发现某种“内心审视”（examination of conscience）。福柯比较了塞内加和圣约翰·克里索斯托（St John Chrysostom）的著作，认为斯多葛派和早期基督教两种“内心审视”不同的地方在于，在斯多葛派那里，内心审视与某种行为准则相关，审视是为了将自己的行为与准则相对照，以便更好地遵守。而在早期基督教中，审视是为了发现灵魂中隐藏的某个秘密，这个秘密指向教徒隐藏的某种罪恶，在发现这种罪恶后，教徒就能够对自己施加审判、进行谴责，以便将其排除。

        与“内心审视”紧密相关的是“精神指导”，而如果说“内心审视”主要针对的是主体对自身的权力，那么“精神指导”则涉及在真理的发现中主体与他者的某种权力关系。当然，在“精神指导”这一点上，斯多葛派和早期基督教也存在明显不同。比如，同样是在塞涅卡那里，我们能够发现某种向他人的坦白。在寻求他人的“哲学的慰藉”时，人们总是要坦白自身的各种过错或缺点，在某种意义上，这类似于为自己的灵魂列一张清单（expositio animae）。同样，在隐修主义中也存在精神指导，尤其是对那些刚刚进入隐修院的新人。但在福柯看来，隐修主义的精神指导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精神指导要求绝对的服从。这种服从是持续性的、纯粹形式主义的并以自身为指向，其最终目标是达到基督教徒的三种德行：谦卑、忍耐和温顺。当然，在斯多葛派的精神指导中同样存在服从，但如福柯所展示，这种指导是阶段性的，其最终目标是从比自己更优秀的人那里学习、掌握某种行为准则。

        纵观“内心审视”和“精神指导”中的坦白程序，斯多葛派和早期基督教呈现出一种根本的差别。在斯多葛派那里，坦白关涉的主要是行动，而早期基督教中的坦白关涉的则是思想。如福柯所展示，在隐修主义中僧侣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过错，因为思想是流动的并时刻发生着变化。换句话说，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扰动”。由此，僧侣就需要进行不断的坦白，一旦某种“扰动”发生，他就要立刻将其变成语言，吐露给他人。在福柯看来，基督教对主体施加的权力正是建立在这种不断的吐露之上。

        当然，福柯是在鲁汶大学法学院的邀请下所做的讲座，这或许可以解释该书题目中的第二部分：坦白在正义中的功能。受时间所限，福柯对刑罚体系中坦白的功用只做了初步的讨论。简单地说，在福柯看来，因为精神分析的发展以及民事、刑事中责任理论的演变，现代刑法体系需要一种新的对主体的知识，这种知识不同于此前的刑法体系中坦白所能提供的关于罪犯的知识。但即使如此，坦白也并没有消失，毋宁说，它变成现代刑法体系的绊脚石或一个内在分歧点。因为最终来说，在面对罪犯的时候，代表正义的法官总是要提出下面这样一个问题：“我已经知道你所做的事，我也知道如何处罚你，那么现在告诉我，你是谁？”

        在《做错事，说真话》包含的附录中，该书的两位编者对鲁汶讲座的语境进行了巨细匪靡的解读。事实上，在《性经验史》中，福柯就已对“坦白”的重要性加以提示。用他的话来说，“西方社会成为一个特殊的坦白社会。坦白的影响无远弗届：在法庭上，在医学中，在教学中，在家庭关系中，在恋爱关系中，在最平常的关系中，在最庄重的仪式上。大家坦白自己的罪行，坦白自己的罪恶，坦白自己的思想和欲望，坦白自己的过去和梦想，坦白自己的童年，坦白自己的疾病和不幸。”换句话说，在福柯看来，这已是一个全民坦白、全民吐露心迹的时代。他曾经许诺，将在《性经验史》的“真理权力”部分对包括坦白在内的各种“话语行为”做进一步的解读，但如我们所知，这一部分从未完成。这也就使得《做错事，将真话》具有了独特的重要意义。

        此外，《做错事，说真话》的两位编者还进一步将这些讲座放置在福柯思想的三条演变轨迹上，亦即对刑法和刑事正义的探讨，对自我技术的分析以及批判哲学的建构。当然，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做错事，讲真话》似乎还涉及福柯前后期思想从政治到伦理的某种转向。对于热衷这一“转向论”的学者来说，鲁汶讲座似乎为他们提供了证据。但细致的文本阅读会向我们揭示，这一转向并不存在。或者说，即使存在某种转向，它也并不存在于政治和伦理的层面上。事实上，通观福柯前后期的著作，我们会发现它们始终将政治和伦理结合在一起，即使其强调程度不同。在这种意义上，转向论只是学者们为了制造话题所进行的人为建构而已。

        以上我们回顾了福柯《做错事，讲真话》中的一些基本内容。当然，这种回顾只能是极其简略的。值得一提的是，《做错事，讲真话》一书的编辑整理工作异常出色，书中不仅包括编者们依据录音、手稿等各种资源努力还原的讲座内容，还包括福柯在同一时期所做的三次主题相关的访谈。此外，在内容丰富的语境解读之外，编者们对注释、引用书目等的确认工作也处处可见其细致、专业。结合如上所述该讲座内容的重要意义，这一切都使该书极具中文翻译出版价值。作为福柯思想的爱好者，我们也期待着这一点早日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