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百年·战前37天(27)|俄国女医生的双重生活

弗洛伊德和莎乐美

        战争刚刚爆发时，弗洛伊德曾给莎乐美写信说：“您仍然相信所有老大哥（指政府）都是好的？”莎乐美在回信中说她对政府很失望，“老大哥全疯掉了。”

        对于战争，身处哥廷根做精神分析医生的莎乐美非常痛苦。她在日记中用了很多篇幅来写她内心的焦灼，因为战争在俄国与德国之间展开。作为一个住在德国的俄国人，她把德国当做自己的祖国。她爱德国，在德国写作。她痛恨战争。她在报纸上与那些“爱国”的好战评论家论战。她把内心的这种跟战争有关的痛苦告诉弗洛伊德：“在人类的活动后面有一个深渊，最高贵和最邪恶的冲动根据情况在那里交替出现，没有人能分得清，所以最后也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弗洛伊德曾评价莎乐美是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者，但现在，“战争……我不相信战争还会让人重新找到快乐。”莎乐美对弗洛伊德说。

        战争带来的还有革命，她在俄国的财产被充公了，她没钱出门旅行了。在艰难的岁月里，是弗洛伊德在经济上资助莎乐美。战争带来了各种心理疾病，莎乐美在哥廷根的精神分析诊所的病人多了起来，弗洛伊德开玩笑说，你一天看10个病人太多了。“战争最大的特点是残忍，精神分析所要揭示的就是残忍行为背后的紧张心理。”

        弗洛伊德始终是莎乐美的精神导师，尽管莎乐美依恋弗洛伊德，但他们也有分歧，一度曾终止交往。在他们的信件交往中，仍然不免有些分歧甚至争吵。比如1914年6月29日，斐迪南大公遇刺的第二天，弗洛伊德给莎乐美写了一封信，言辞间可以看出，弗洛伊德觉得莎乐美对他不敬：“我不是为了回应您在信中对我轻微的调侃，虽然看起来是这样。”

　　6天后，莎乐美立即从哥廷根给在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回信，“不，我并没有企图隐瞒任何否定意见。”在这封信中，她向弗洛伊德透露，她正在写一篇《肛与性》的论文，她还期待在9月末带一个朋友去维也纳见弗洛伊德。那个年代，从哥廷根到维也纳的邮件只需要两天就能到达，但战争爆发以后，莎乐美给弗洛伊德的信在路上要走6天才能到。从那年起，他们的通信持续了20年。

　　战争爆发前，莎乐美还跟在巴黎的诗人里尔克通信。在写给弗洛伊德的信里，大部分内容都在讨论精神分析问题，内容也很简短。而给里尔克的每封信，莎乐美都写得很长，或者说，那就是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