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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的不同观点:科技如何城市化?
编者按:
无疑,智慧城市是个时髦概念。前段时间,我们曾分享美国著名智库威尔逊中心发布的“智慧城市报告”,巴西圣保罗、美国纽约、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中国北京等四个城市案例,是在城市已有的空间基础上,采取科技手段,对城市功能做出一些改进。这不同于韩国松岛等以科技为主导的新城。那么,应该怎样看待韩国松岛那样从头建起的典型的“智慧城市”?
荷兰inbo公司城市规划师冯婧,为我们提供了她自己的一则笔记,把欧洲与亚洲的情况作了对照,也是另一种思考角度。
荷兰建筑师协会NAi曾举行一次关于智慧新城的研讨论坛,笔者有幸聆听了这次讨论,借此粗略研究了智慧城市,得到了一些与国内智慧城市不太相同的观点,在此分享一些结论。智慧城市案例的讨论
这次论坛关注的是两个著名智慧城市案例:葡萄牙的PlanIT项目和韩国的New Songdo项目,请来相关科技公司负责人、建筑师、科技工作者、城市工作者等进行讨论。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立场,让本次讨论变得非常有意思。
PlanIT项目
葡萄牙的PlanIT项目[编注:该项目位于普兰爱提谷(PlanIT Valley),利用一套传感系统收集来自城市的庞大数据,对这座城市中发生的一切做出有条不紊的反应],由一家年轻的科技公司开发。项目介绍人是位荷兰人。她说,这个项目的出发点,是将科技变成环境的一部分,用科技降低建设成本和生活成本,对环境更有益。也就是,先有了科技,然后想象如何在空间运用这种科技。
PlanIT项目的位置和效果图。
为什么这一项目会诞生在葡萄牙?她说,经济危机也是一种机遇,可以让人改变想法,愿意尝试新的东西。葡萄牙政府非常支持他们的项目,很多普通居民也非常感兴趣,要么想买他们的房子,要么想为他们工作。项目的地点在波尔图郊区,靠近几所大学,临近机场,战略位置不错,将来可以吸引高科技人才,促进就业。
这家科技公司希望创造一个城市运作系统(Urban operating system)以及一种科技的新商业模式(new business model of technology)。
有人提问,新城是否可以适应灵活变化?她说,这个项目拥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提问者继续问,你解释的灵活性,是科技升级,还是城市使用的灵活性?
这个问题算是问到根本了。传统的城市灵活性,与科技关系不大,更多的是空间转变为不同功能,满足不同使用者,也可以指随着时间变化,新的城市空间融入旧的城市肌理。导致灵活性改变的,是人们的需求、经济的变化、科技的发展、社会及文化的变迁。这些是研究城市的人讲的城市灵活性。把科技的因素加进来,就更复杂。不能说科技升级不是灵活性,但城市的灵活性绝不只是科技升级。这两个灵活性的关系是什么,应该是个不小的课题。
New Songdo项目
韩国的New Songdo项目,是被人提及最多的“智慧城市”,其中有夸奖也有批评。韩国要把这里打造成新的自由经济区,中文叫“松岛国际都市”,在韩国西北边,离首尔市中心65公里,距仁川国际机场12.3公里,一小时飞机能到大连和日本的福冈,两小时飞机能到北京和上海,三小时的飞机能覆盖香港和东京。
据思科该项目的负责人说,项目是完全的私人投资,主要投资商是美国的盖尔,先低价买地,建设一些住宅区,卖掉赚到钱后,再开始建设公共项目,建完后把一些公共设施还给城市。
韩国的New Songdo项目改建中和效果图。
思科的负责人操着浓重的法式英语,介绍了思科在这个项目中的工作,他说,思科的目标是,用一个整体系统把城市服务的各方面连接起来,解决城市问题。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他的个人感受。他和家人在New Songdo住了三年,虽然他们不喜欢高楼大厦,但他觉得韩国人很喜欢这些充满高科技的高楼大厦。他也感受到欧洲和亚洲的不同。他举了视频通话在这座新城的作用为例:韩国的每个孩子都要家教,每个家庭每个月在私人教育上要花一千美元,他觉得视频通话可以减少这个成本。
在后面的讨论中,一些嘉宾也开始反思。我们似乎一直在用欧洲的观点来看待这些新城,用传统欧洲的城市标准来衡量这些亚洲的新城。或许应该让欧洲反思,什么是未来的城市,也许,亚洲的发展可以给欧洲带来很多积极思考。
这段讨论非常诚恳,也有些让我怀疑,因为我们在羡慕欧洲城市美好的同时,忘记了亚洲和欧洲有多么不同,位于不同空间,属于不同时代,最重要的是,拥有不同的人和文化。但欧洲需要进行这些反思,不意味着亚洲现在的城市建设就没有问题,傲慢的欧洲人尚且可以反思,存在诸多问题的亚洲城市,有空去反思自己的发展吗?
盖尔公司负责人说的也很有意思,他说希望这是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但他自己也很有疑问,你真能创造一个城市吗?他接着说,我们都知道城市是人们自发聚在一起,然后有了各种活动,才慢慢建立了城市,暂且希望我们能创造一个城市吧。
不同视角的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概念最早是IBM6年前提出的。有趣的是,IBM在2011年雇佣了第一位城市规划师。思科的软件工程师说,他们现在也在做智能系统的Master planning总体规划(总体规划这个城市规划领域的词汇已在科技界被广泛利用了)。
IBM的口号是:instrumented, interconnected, intelligent,即感知化、物联化、智能化。在这些大型科技公司对智慧城市的描述中,他们试图让用户相信,科技可以解决任何城市问题,交通问题、公共安全、城市管理、能源危机等。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有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可以收集所有的信息,就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问题在于,是否所有城市问题都因未有效利用资源而生?很多城市问题都是复杂的空间、经济、社会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效率问题。记得一位欧洲的设计师说,现在的智慧城市都强调效率,让人们可以最快地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但当我们在丹麦的Aarhus做项目时,发现这里有很多舒适的咖啡馆,整个地区就是一个大咖啡厅,我们不想让这个地方变得高效率,我们更珍惜这里的生活品质。
因此,很多人批评,这些大公司更多是想卖掉自己的产品,不仅参与智慧城市的建造,将来更可以用这些科技系统控制城市。到处都是监控录像,所有个人信息都在某个网络系统中,大家担心自己的隐私问题。更甚者,这可能加剧社会不公平,就像Castels以前说的第四世界,那些无法进入网络的人生活可能更困难,被社会所抛弃。
对于政府或开发商,智慧城市无疑是一个最时尚的口号,可以吸引公众注意和大笔资金,可以让城市更可持续的发展,也可以让城市更有竞争力。但智慧城市不是免费午餐,需要巨额投资,谁来付钱是关键问题,付钱之前,应该搞清楚我们需要的智慧城市是什么?付钱的人必然希望将来有人消费,那么以后谁会住在智慧城市里?有人指出:“不管是当地政府层面、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在政策制定者看来,智慧城市已替代了电子政务,成为新的潮流。很多人还是把智慧城市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低碳发展联系在一起,但最大的挑战是财政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如何应对不明确的未来。那些充斥着各种高科技的旗舰项目,应当采取经济上能负担得起的可持续方案,一步一步向着更好的城市,真正更智慧的城市而发展。因此,应以更实用主义的眼光分析智慧城市的政策和方法,权衡不同城市的管理系统,看看每个城市需要什么,能达到什么目标,而非仅去实现一个与当地毫无关系的理论模型,当大笔投资过后,什么都没有剩下。”
这篇文章更多是针对西方城市说的,这些城市的政府权力小,也没有财政支持,需要依靠市场才能发展项目,而且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也非常麻烦,文章说道,如果政府掌控了城市资源和城市服务系统,那么就更容易实现,如亚洲的城市。笔者认为,这是警醒我们,大家完全在不同的世界谈论所谓的智慧城市。
在西方世界,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多数欧洲城市的基础设施都已非常完善,城市是绿色的、生态的、功能多样的,有较高的生活质量。也就是说,已经有了一定空间品质,希望用科技锦上添花。换个方式说,欧洲城市发育得非常成熟,有成熟的空间来实现高科技。在经济危机之下,每个项目都经过谨慎的市场思考,因此开发商和设计师必须搞清楚用户需要什么,用精确的设计细节来吸引用户。因此,智慧城市在西方语境里,是一个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投资,也许能减少政府预算,也许能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也许能带来新的经济产业,也许能扭转经济形势(如葡萄牙的PlanIT Valley),所有“也许”的前提是:已经有了完善的基础设施。也就是说,这是升级的概念。但还是有很多人在批判智慧城市,尤其是城市研究者。
在笔者有限的阅读里,多数欧美的城市设计者和研究者们采取了较保守的姿态。多数人批判智慧城市时,会直接拿出《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做例子:曾经的汽车,作为一种先进科技进入城市,很多城市被冲昏了头,按照汽车的逻辑发展,造成了大量城市问题。不幸的是,中国的城市学习了美国的汽车发展模式,如今城市无序扩张、交通拥堵等问题都是汽车模式的后遗症。
很多人说以后是“城市”的世界,城市将超越国家的概念,因为大多数社会资源将集中在城市,社会发展的过程也可说是“城市化”的过程。最初的城市化对象是“土地”(中国还处于这个阶段),由此推动了房地产经济的发展;然后是“人”的城市化,即各种相关社会服务;现在,我们要开始考虑“科技”的城市化了。Saskia说,在科技和城市之间有看不见的鸿沟,按照科技的逻辑,工程师会设想人们如何使用科技,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会按照那个逻辑行动,科技会被黑客入侵,而产生不同的行为和效果。城市是复杂的,也是不完整的,所以它会在时代变迁中不断调整自己而存活下来。因此,城市会与科技产生对话(city talks back to technology),会在城市自己的逻辑里对科技做出反应。科技会过时,如果城市用的科技越多,被淘汰的概率就越大。因此,很重要的是,要了解当科技邂逅城市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科技如何才能被城市化,成为城市逻辑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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