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遗产在社区｜保护和参与的协同并进

如果把历史比作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那文化遗产就是这条河流中最璀璨的明珠。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需要依托城乡社区来实现，通过文化遗产与生活相遇，让它的价值通过当代社区来继承传统和导向未来。

近日，第三届文化遗产保存国际会议进行了网络直播，会议主旨是“遗产与社区——共享的遗产”。同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伍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普拉西多·冈萨雷斯·马丁内斯（Plácido González Martínez），东南大学国际化（建筑）示范学院特聘教授夏铸九，日本东京大学原副校长、国学院大学教授西村幸夫分别做了主旨演讲。

从单体向成片保护的转身

伍江教授在《历史街区保护与城市有机更新》主旨报告中提到，不仅要谈保护的问题，更要谈怎么能够让文化遗产不断地保持生命力，让遗产活下去。人类文明的进步正是靠不断地沉淀文化而形成，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正是为了保证文化的延续性。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世界共识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发展标志。在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中就提出了对全球国家、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共识，这也是今天全球各个国家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此后，《内罗毕建议》则确立了从单体保护转向成片历史街区保护的倡议。国际社会包括中国都开始认识到，保护是需要从整体出发的。任何一个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不能独立、孤立地存在，一旦周边的环境受到破坏，那么遗产本身的价值就会打折扣。在此之上，认识到历史城区本身就是历史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历史城区同样也有原真性的要求。城市本身，尤其是城市公共空间本身，正是这个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要舞台。

伍江教授认为，历史街区仍然存在于当代生活中。各地大量存在的棚户区改造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人们生活的幸福感，但像鲁迅讲的那样，如果“把洗澡水和小孩一起倒掉”，在改造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不管其存在价值的改造。然而，旧城、棚户依然有其独有的价值。历史文化价值跟物质空间的破旧程度没有直接关联，甚至破旧的外观掩盖了它的高价值。

同时，历史街区的保护需要完整性。除了法定的保护建筑，一般历史建筑也是历史街区原真性和完整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历史街区的保护、整治和更新应该遵循“最少改变”原则或“最多保留”原则。城市是活着的有机体，建筑的生命在于使用，原有建筑功能的延续和新功能的转换都应该得到鼓励。

旅游开发者、房地产开发商作为历史街区保护和整治的主要参与者，可以带来经济利益，但不能本末倒置。另外，不能忘记人们来旅游的根本目的是来看其本身的价值。同时，政府对成片“旧区改造”仍视为其政绩体现，却不应将“保护”视为“发展”的对立面。

城市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城市更新本来就是城市生命永恒的状态和不变的主题，是城市持续不断的常态化生命活动。城市活力正是在不断更新的过程中得以激发并显示出来。城市的历史文化是城市发展的包袱，更是激发城市活力的源泉。城市的历史文化保护，最重要就在于如何激发历史空间的当代活力。

在主旨演讲的最后，伍江教授提出了历史街区的保护之思与解决路径：

对于历史街区的保护，需要建立完整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提高相关立法层次，健全相应制度体系，形成协调的政府管理体制和非政府监督体制；细化和完善现有规划体系，将保护要求覆盖各规划层面，特别是法定规划层面；建立专业化管理体制（规划师、建筑师、制造商的资质管理）；在历史街区遵循“以修为主”的原则，对于各类各级法定保护对象坚决杜绝“拆除重建”，对于可拆可不拆的一般历史建筑对象尽量不拆；在历史街区内鼓励新功能的引进以激发其活力；在历史街区保护整治中加强城市设计研究，保证新旧协调，特别是尺度上的协调。

对于城市历史街区而言，城市更新活动更应坚持“最小干预原则”和“最大隐蔽原则”，在延续城市历史风貌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小尺度提升性改造或小规模“针灸式”改造，特别是针对提升基础设施服务水平的“隐蔽性改造”。通过有机更新，不断提升城市历史街区的功能和优化城市空间的品质。

从批判的角度看对社区的定义

普拉西多·冈萨雷斯·马丁内斯（Plácido González Martínez）教授在《建筑遗产: 地方未来的知识策划》（《Built Heritage: Curating Knowledge for the Future of Places 》）主旨演讲中提到，上海是一个有着在后殖民时期与西方接触的漫长而重要记忆的城市。这可以理解为一场关于地方身份的重要“抗争”，与西方观念的联系，已成为争议的根源。在思考城市的身份时，城市的个性在哪里，给了如何对待遗产一个重要的基调。

同时，马丁内斯提到，为何关于地点和社区的核心讨论变得如此重要。社区在建筑环境的保护问题上发挥了作用，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新技术、真实性、世俗化与基础设施都在“社区成为遗产”这个维度上提供了刺激或促进。

马丁内斯在研究后发现，一个地方的定义是怎样的，根据文化背景不同，不同社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而社区的定义，在他看来，已经被很多人理想化。在很多情况下，需要从批判的角度来看待它。对社区的定义不是看学者们如何说，而是人们如何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社区。同时，整合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互动和治理的具体方式，想要将模型应用于实际是非常困难的。

遗产遍布世界各地，人们还在努力解决的问题，涉及遗产、立法和管理等方面。也就是说，法律法规的制定需要越来越多地考虑社区的角色、未来人们参与的角色。

市民参与遗产保存之路

夏铸九教授在《遗产保护与社区参与》的主旨报告中指出，在遗产保存与执行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认识国家政策和社会组织如何影响遗产保存、执行、以及结果，是关键所在。报告中提到了三个遗产保存的个案——台北市艋舺（万华）糖廍里都市运动、台北市艋舺（万华）仁济医院的遗产指定（即官方认定为文化遗产）受阻以及台北市六张犁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受难者文化景观保存指定的争论。

市民参与遗产保存运动之路也并非全然畅通。2004年，就在距离大理街社区不远的隔邻社区，仁济医院的遗产指定受到当地社区居民的反对，他们的立场与大理街居民的价值观与立场完全不同。追溯至清代，祖辈从唐山过台湾，众人背井离乡，有些贫病无依，有些客死他乡，产生弃婴、孤寡、老人等社会问题，“育婴堂”“养济院”“同善堂”“台北县仁济院”相继建立，为台湾地区最早的救济机构之一。过去150年中救助贫困无数，时间久远，意义深长。但居民担心，遗产指定可能会破坏地方新建公园的完整性，妨碍地下停车场的兴建，影响周围私有土地的发展利益。

其实，仁济疗养院保存后的再利用，既可延续地方集体记忆，又可满足社区居民的公共空间需要，与公园辟建的矛盾可以在设计技术上一并解决。但这些都没有机会向居民说明，更不要说设计构想能不能执行和实现了。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挂帅”的支配性价值观下，向往土地发展带动周边利益，而文化偏见则助长了清除行动，成为保守的意识形态再生产，社区组织竟然成为了遗产的破坏者。

纵使存在不太成功的案例，但也有成功的市民运动能够加深市民对于遗产保存的参与感。夏铸九教授讲到，1999年，在台北市万华区大理街，由糖廍里与绿堤里的居民动员并诞生了“大理街社区”。他们把握了台北市长选举的政治时机，不但争取到了都市计划变更后地方居民期待的社区公园，而且还实现了基地上三栋台糖仓库建筑物为市定古迹的遗产指定。由于台糖台北仓库位于社区公园内，产权上属于台糖公司，市政府应允收购作为社区会馆或类似公共空间。经过漫长过程，以都市计划（即城市规划）政策奖励，取得台糖仓房与紧邻公园的产权，最后通过社区参与过程的遗产再利用与规划设计，产生了一个以文化为方向的都市开放空间。在这个地方社区领域内认同的都市动员过程中，大理街社区成功地发展出与台北市政府间友善、平等、有自主性的关系。

西村幸夫教授在《战后日本地方社区遗产保护运动及其现状》中，讲述了日本战后的遗产保护过程和当前保护实践中的经验，提供了让居民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路径和方式。

不管是1962年对于宫殿的保存运动还是1964年对于古都包括镰仓、京都、奈良的保存运动，都是让居民参与到遗产保护行动中的典例。在对京都塔的保护中，由于当地市民不赞同，所以停止了对其的建造。其中尽管许多案例都没有成功，但是在遗产和当代基础设施之间达到了较好的平衡，也让当地居民深入了遗产保护行动，更加深刻了解了当地的遗产价值。

夏铸九教授在报告的最后总结道，遗产保存的社会政治过程定义了遗产，而社区参与重新定义了公共空间与权力的关系；遗产保存建构了历史空间，也有机会营造“异质地方”。遗产保存有机会提供一面反身之镜，一种镜像关系，让我们有能力看到自身，有助于市民主体性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