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维：城市农业在上海

        相比美国城市波特兰自上而下的农业规划，中国城市市区内的农业，总体还处于个体的零散实践阶段。

        7月里闷热的一天，澎湃记者（http://www.thepaper.cn/）第一次吃到了城市里种出来的西红柿。

        在上海，新车间创始人李大维家的庭院里，有两片种着西红柿、圆茄、辣椒、黄瓜等蔬菜的苗圃，还有一片朴门农园，长着桃树、向日葵、薄荷、三叶草等，间有大量杂草。堆肥桶里爬着蚯蚓，毫无异味。鱼菜共生装置运转无碍，鱼粪成为菜的养料，而泥土又过滤了鱼赖以生存的水。庭院里的生态系统，都是李大维亲自设计的。

        设立创客空间“新车间”、推动着创客运动的李大维，也在推动着城市农业的实践。或许，“创业”与“农业”，正像科技与生态，是城市密不可分的两种走向。

        中国城市农业与美国的差异

        中国与美国的国情太不一样。但其本质一致：亲近农业，可以让城市人了解自己入口的食物从哪里来，并在与人协作耕种一事中找到乐趣。

        对中国更有意义的在于，做好城市农业，是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当然，这里的“城市”不光指市中心，也包括市郊。

        之所以说国情不同，首先，正如人们所知，美国的城市，如波特兰，有大量公共空地，可以用来规划城市农业。这对中国大城市寸土寸金的市区而言，未免有些奢侈。

        其次，相对于美国食物里程（即食物从被生产到被食用所经过的距离）普遍在1500公里以上的情况，中国的食物里程只有数十公里。美国一般只有不到5%的蔬菜来自本地，而在上海，因菜篮子工程等，有70%的蔬菜来自周边农地。看上去，“城市农业”在中国的城市已是现状，无须从数量上推进。

        最后，城市农业在美国，不仅包括环保、可持续的考量，还有着对抗大公司垄断的意义。因为其农业业态规模较大，通常每种农产品的供应商只有三四家。人们用自家种菜自家吃的方式，表达对现状的不满。而中国则是个体小农分散生产。

        由此，美国城市农业富含政治和教育的意义。由于人们居住半径40公里内没有生鲜超市，自80年代起，“吃本地”运动蓬勃开展，农夫市集如今已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

        但美国人其实也十分无奈。熟悉美国相关情况的李大维介绍：“这更像一种行为艺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因为一个人所需的蔬菜，大约需要20平方米农地，靠自己不可能操持如此繁重的工作。

        “美国城市农业的争议还在于，‘高富帅’与穷人之间的矛盾。美国有些人，之所以自己种菜，是为了满足娱乐、休闲、交往等需求，但也有些人受生活所迫，‘蔬菜沙漠’问题横亘在他们面前，他们种菜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吃到蔬菜。城市农业到底应该为哪些群体而规划呢？”

        李大维提到，在上海南汇等市郊，也存在一些群体，只是为了省点钱而种菜，而非像普通城市白领那样解放压力才去种菜。

        农业=服务业

        在自古以农业立国的中国，上述美国的问题的确不太成问题。但问题在于，在中国，即便食物里程比美国短很多，都市人与食物的关系却并未因此更加亲近。

        或许部分基于此，李大维自前年起，在自家庭院里种菜。他还有一个在屋顶种菜的项目，在上海闵行市郊也租了两片地。

        李大维庭院中的鱼菜共生，池底带有鱼粪沉淀的水，被抽到植物盆里，而植物盆里的泥土则充当过滤器，回到水池中的是洁净的水

        

        在美国，人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利用废弃的工厂、仓库，在这样的空间里做鱼菜共生项目。但在中国，创意园区的房租比陆家嘴的大楼还贵。李大维认为，中国的都市农业无法像美国那样开展，但有自己独特的路径。

        在李大维看来，让都市人去协助农民，改变他们的商业模式，是“吃本地”运动在中国的变体。这件事在中国操作起来，效用比在美国高得多。

        他认为，让农业化为服务业，可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农民需要使用化肥，是因为他被看成生产农产品的机器，靠天吃饭，所以要有更多产出，更多收益。而如果按照土地来计算，都市人租一平方米菜地，让农民耕种，付一定的钱，让农民打消打农药的念头，农业就成了服务业，农民将因此获得更为稳定的收益。”

        而且，相比美国，中国租一片农地的价格便宜不少，农地距城市的距离也近得多。

        “国内的好处在于，大家只要意识到这件事，就可以方便地在周围实践农业。在上海，随便从哪里，开上半个小时的车，就能抵达菜地。”李大维说，自己一个人这样做，确实菜钱不抵油钱，但如果住在一个社区的人一起来做，一起租一片地，有了规模效应后，定期配送农产品，这件事就是划算的。

        李大维认为，现在市面上的有机产品之所以贵，是因为其中有太多认证过程。实际上，人和土地之间可以有更近的距离，花费的成本也会更少。据他了解，一些农地众筹项目，也正在开展当中。对这些项目，他说：“鼓励尝试，但期望值也不能太高。玩起来，可以更大。”

        都市农业如何改变生活

        不要农药只是第一步。需要思考的是，这件事对改变生活有何意义。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确无法依赖社区种菜。但与国外类似的是，城市农业活动需要合作，这能让人们彼此更亲近，也得以体会大自然的循环过程。这里无须使用与城市生活不相协调的农家肥，利用咖啡渣、茶叶等产自城市的有机物来制肥，可以达到非常好的肥效，再运用一些堆肥工具，堆肥过程可以完全没有异味。

        这会改变一个人看待事物的方式，一个在种地的人，每看到一样东西，首先不是随便丢掉，而会想这是否对自家的地有利，是否要收集起来。

        李大维庭院中的蚯蚓堆肥，原料是咖啡渣。

        

        “农业方面有很多科技，不是摄像头、自动控制一类，而是生物化学的科技。人们通过对生物的了解，重新理解人和土壤的关系，明白有机是什么意思。比如蚯蚓堆肥，就是利用蚯蚓产生的良性细菌，使肥料增强植物的抵抗力。”他的园圃运用了来自澳洲的农业设计装置，其用水只有普通农法的十分之一。

        采取先进设计技术的苗圃，花盆覆盖的地方是浇灌入水口

        

        李大维曾邀请朋友来到自己种菜的庭院聚会。他认为，农业可以作为一项爱好。“把它当做一项休闲，就会感觉成本很低，出去喝咖啡还要几十块钱。”

        “创客的精神在于实验、好奇、好玩，其实不用想太多。把它当作打发时间、结交朋友的方式，也就不一定要到很远的市郊去种菜。”他每周会在农地上用掉几个小时。因此庭院里的植物长得“很野”。

        李大维说：“有人问，如果在小区里种菜，西红柿被偷了怎么办？我说，第一，如果一个家长会给小孩吃我种的西红柿，这对我是值得高兴的事。那么，要是他全拿走，不给我留下，怎么办？如果是大家一起种的，西红柿是共同的东西，合作的人怎么会只自己吃，而不给别人留呢？”

        虽然中国城市市中心大片空地确实不多，但不少居民小区都有30%的绿化面积。这些单纯的景观，能成为与人关系更密切的都市菜园吗？屋顶能否利用？

        有人担心，在小区土壤上种菜，是否会导致未知的食品安全风险。李大维表示，找个土壤检测机构，化验土壤指标，只需要一两百元。这完全不是问题。“这个价格对农民来说不便宜，也是他们种地必需的手续，但在城市，真是十分廉价。”

        但城市在这方面的公共政策，李大维的感觉是，“比较不友善”。

        李大维正在联合自己小区的住户，向物业申请，将小区公共绿地变成小区居民耕种的菜地，获得了诸多住户的赞同。但物业则称，因无规定，无法如此操作。

        李大维所在小区内，有为数不少的公共绿地

        

        考虑到物业可能有顾虑，如万一园地因无人料理而抛荒，李大维想到，可以签署合同，给物业一笔保证金，如发生这种事，则物业可以用这笔钱重新铺草地。但这同样被拒绝。“其实对此完全可以有完善的机制设计。”

        李大维也发现，居民楼的屋顶很难上去，更别提在上面种菜。室内首先面临阳光不足的问题，若用灯照，则成本太高。

        在这个层面，城市农业的问题，则又回到了城市的基层社区治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