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君臣〡晚清中朝关系和甲午战争

        1894年，即大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27年，农历甲午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叛乱，朝鲜国王请求清朝出兵助其平乱，日本根据1885年和中国签订的有关朝鲜的条约，也出兵朝鲜。很快，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战火迅速烧至中国本土。最后，中国战败，李鸿章麾下经营了十多年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被迫于1895年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该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对日赔偿两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为通商口岸，等等。这便是甲午战争的一个大概。

        到现在，120年过去了，这期间中日韩三国的命运，连同整个东亚世界的秩序格局，迭经剧变，到了今天这种表面相对平和的局面。然而，三国围绕甲午战争的恩怨情仇，却犹如幽灵一般，在当代交往中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时时让人看到东亚世界的汹涌暗流。中国的甲午情结，又在这三国中最为浓厚。只要一提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国人无不热血沸腾，早已经成了一个感情上很难解开的结。之所以会如此，概因在此战中，中国以一老大帝国惨败于东瀛弹丸小国，赔款割地，昔日天朝颜面悉数扫地，而战后局面更是每况愈下。因此，国人反思此战之际，尤感千古不可承受之痛，不惟将其视为百年耻辱之首，更视之为“弱国无外交”的典范。各种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亦本着此种格调叙事，每每让人扼腕捶胸。

        在这种普遍的情绪和当代的历史知识格局之下，我们纪念甲午时候的种种，总不出中日两国的对立和中西两种体制的对决。此战留给一般国人的印象，也就不外乎清朝的腐败无能、中国的惨败、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日本的藉此崛起，等等。在这120周年纪念之时，我们是否要继续沿着这老套长吁短叹呢？

        120周年的纪念，对当代中国人¬¬¬而言，面临着一个全新的重要历史背景，即所谓的中国“崛起”，及其对东亚和以欧美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潜在挑战。如何看待这个“崛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但中国已经以大国姿态跻身世界格局，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此之际，我们回首甲午，也应重新以大国的角度，审视当年的清代中国，还原当时历史上的东亚世界的图景。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再多的讨论和反思，也将于国无补，于民无益。

        在这种大国的蓝图之下追溯甲午之战的源起，我们需要做的工作非常之多，而且很多内容，都关乎当代中国人对近代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理解。这其中的一项主要工作，是清理晚清中朝关系。中国的甲午叙事，往往偏重中日对战，严重忽略了中朝交往，朝鲜这个主角几近被埋没殆尽。

        中日之战本因朝鲜问题而生，要谈甲午，必谈朝鲜。此战之前中朝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战争从朝鲜开始？为什么中国如此深入地卷入了朝鲜事务？为何我们一直描述为“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第一条，竟不谈中日关系，而去厘清中朝关系？很多人对这些问题不甚关心，或者不甚了解。倘若我们点明中国当时和日本一样，在朝鲜拥有租界和领事裁判权这些史实，恐怕也会让很多人大吃一惊，因为这不恰是帝国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所施行的么？为何中国竟会在朝鲜拥有这些权利呢？难道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是要维护自己的这些权利么？有的外国学者早在五六年前已经明确提出，晚清中国对朝鲜推行了“帝国主义”，可是历史真的是那样的么？在这个中国周围很多国家对中国“崛起”异常警惕的时候，在这个在外界眼中看来中国正在逐步改变以前“韬光养晦”政策的时候，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梳理和思考。

        要解答这些问题，必须对明清时代的中朝关系有一个基本了解，方能解读甲午之战的历史根源。为什么要上溯到明代呢？因为朝鲜王朝从1392年建立，到1910年被日本正式吞并后寿终正寝，前后延续了518年；而这期间，中国经历了明、清两朝。明清中国同朝鲜王国之间，维系的是在明初建立起来的一种君臣父子的宗藩关系。所以，要理清晚清中朝关系，必须要追溯到明初。

清《万国来朝图》局部。

天朝君臣：明初以来的中朝宗藩关系

        朝鲜建国的1392年，是明太祖朱元璋治下的洪武二十五年，朝鲜遣使当时的明朝首都南京，要求同中国建立从属关系。朱元璋虽然钦定该国的名字为“朝鲜”，但他并不乐意收朝鲜为藩属国，甚至责备朝鲜的一个谢恩使李恬跪姿不正，当场把李恬打了个半死，赐药后才让他苟延残喘地活着回国去复命。一直到了建文皇帝以及永乐皇帝即位之初，两国的这种关系才正式建立。永乐皇帝赐给朝鲜国王九章冕服，这是明代对待宗藩亲王的服制，朝鲜君臣也认为此种恩典“秩比亲王”，所以两国间所建立的是一种宗藩关系。很多外国学者，一般用“朝贡”（即英文tributary）一词来称呼这种关系和体制，实际上不过是描绘了宗藩关系框架下的朝贡活动这层比较突出的现象罢了，并不能展现宗藩关系的大图景，更容易忽略宗藩体系内部的其余层面。

        宗藩体制是建立在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基础上的，源于西周的宗法封建的制度，即天子在京畿之外，由内而外渐次分封，天子和分封诸侯双方有一定的制度性礼仪交往。我们中国因为历史太悠久，所以有很多学者怀疑这种制度起源这么早的可靠性。而且，宗藩体制在不同朝代时期也有不同表现，确实不能一概而论。明朝之前的到底如何，权且不论，但明朝在这方面，的确是照着古书来恢复中华旧制的，自天子以下，宗法封建，按照中国自身的古典理论搭建起了一套宗藩体系。外藩属国，虽然的确不如国内的藩国那样同朝廷有血缘联系，但明清两代往往将朝鲜视同“内服”，即内藩，恩宠有加，远非他国可比。

        在明代以降的这种体制中，中国是天下中心，是“中华”、“天朝”、“上国”，中国皇帝即天子，是唯一的无尚权威。朝鲜国王乃是替天子守边的藩臣，是“天朝臣子”，同天子是君臣父子的关系，其治下的朝鲜是中国的外藩或说属国。与这种天下秩序相绑定的，是一套文化上的华夷观念，即中国是文明所在，藩属国均系蛮夷之地，所以朝鲜从华夷秩序上说位列“东夷”。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朝代，但没有一个朝代的正式国号叫过“中国”。例如清朝，其正式国号是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今沈阳）宣布的“大清国”，即满语的“daicing gurun”，也就是汉语字译后的“大清固伦”，“固伦”在这里是指“国”。中国主要在外国人面前才称呼自己为“中国”，乾隆皇帝曾在1767年的一份谕旨中曾特别指出过这一点。“中国”本来是“中央王国”之谓，所以中国史上那些欲为天下万国之主的朝代，历来都需要外围的藩属对它的中心地位进行界定，方能自称“中国”。如此一来，在宗藩体系内，便产生了一种双边的义务，就是字小事大。

        简单来说，中国对朝鲜实行的政策，叫做“字小”，即怀柔和保护小国；而朝鲜对中国的政策，叫做“事大”，即侍奉和礼敬大国。具体操作上，朝鲜使用中国皇帝年号来记载年份，采用中国历法，并派遣贡使携带贡物到北京朝贺新年、皇帝生日（即万寿圣节）、恭请中国历书等等。朝鲜国王、王妃和世子，必须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方能获得正统名分。届时，中国皇帝会派遣钦使到朝鲜首都汉城（今日的首尔），举行册封典礼；对逝世的朝鲜国王、王妃等，皇帝也会遣使赐祭。

        但是，中国一般不干预朝鲜内部事务，朝鲜国王对于本国的政教禁令，完全自主。和朝鲜一样的外藩属国，还有越南、琉球、暹罗（今泰国）、缅甸等等。越南和琉球是和朝鲜最像的两个属国，同样使用汉字、举行科举、采用中国历法、遣使赴京朝贡，等等。其余国家，并没有严格遵循宗藩仪制，甚至于像暹罗，还和清朝之间围绕“进贡”以及“金叶表文”存在着根本的认知差别。但是，即便是同样汉化极深的越南，它也有自己的一套对内称皇称帝的做法，连本国宫殿的大门也敢自命为“午门”。这些现象，在朝鲜这个谨守圣儒礼法的国度，从来没有发生。朝鲜循规蹈矩，处处小心谨慎；而中国对其也是礼待有加，恩典不断。这便是中朝宗藩体制运行的一个大概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