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通报“三秘书”涉受贿被立案，曾被中纪委同日通报处理

        7月18日，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消息，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法对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16天前，中央纪委刚刚宣布了其被“双开”的消息。7月2日，中央纪委宣布开除余刚的党籍和公职，称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

        与他同日被中央纪委通报的还有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被开除党籍公职）和公安部警卫局首长警卫处原正师职参谋谈红（被开除党籍）。7月18日，他们也同时出现在高检网的“权威发布栏”中，都以涉嫌受贿罪被立案侦查，并被采取强制措施。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悉，余刚、冀文林曾担任一位已退休中央领导不同时期的专职秘书，谈红曾担任这位领导的警卫秘书。

        1968年，余刚出生于湖南益阳大通湖农场。1987年，19岁的余刚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进入中央机关工作，成为农场所有人的骄傲。

        据余刚高二的老师李成英（化名）回忆，1991年从人民大学毕业之后，余刚面临两个工作分配的选择，一个是去铁道部下面的法律机构，另一个是国务院法制局。余刚选择了后者。

        国务院法制局于1986年成立，由原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局和国务院经济法规中心合并，属于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全面负责国务院的法制行政工作。

        近日，《北京青年报》翻检出余刚在1993年2月于《中国人力资源开发》杂志发表的文章，题为《一个国务院机关青年的内心独白》。写下这篇独白时，余刚还在国务院法制局工作。

        彼时，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不久，中国再现经商下海潮，大批官员和知识分子投身商海。在这个“十二亿人十亿商”的时代，余刚却在国务院机关找到了一个大写的“自我”。

        “我的工作很重要，我很有自豪感，”这是余刚在《独白》中的话，在大家“千呼万唤要下海”的时候，他“也能留有一份宁静”。

        其时，刚毕业两年的余刚，工作的激情十足，他每天涉及的都几乎是新领域。而且，国务院法制局审查的法律草案出台后，对社会往往都要产生重大影响。所以，余刚告诉自己，“必须不断地学习、充实、提高自己，谁也不敢丝毫懈怠。”

        文末，称自己是“工作狂”的余刚再次表明对工作的认同感，“时下有句‘潮’得火爆的话：东南西北中，发财在广东。我倒以为，万物静观皆自得，未必就‘风景那边独好’，关键看你自己想发什么啰。”

        在国务院法制局工作了几年后，余刚调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三局。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具体分工，秘书三局主要负责办理教科文卫、政法民政等社会事业的文电、会务、督查，以及联系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军队等方面的工作。

        2001至2002年间，余刚也曾在广东江门下辖县级市鹤山市挂职副市长。之后，余刚回京。

        据余刚多位亲友回忆，大约从2005年起，他开始担任一位已退休的中央领导秘书，此后一路相随。

        整整27年后，余刚46岁的时候，他出现在中央纪委的通报名单里。余刚用了46年的时间，为自己的命运画下一条抛物线。 

        十八大之后，与余刚、冀文林一样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的官员还包括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李华林、四川省委原常委郭永祥以及已经失去联系的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沈定成。

        这五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均担任过上述已退休中央领导不同时期的秘书，因而也被媒体称为“秘书五人组”。也有媒体算上曾经的警卫秘书谈红，称为“秘书六人组”。

        前后相隔一年，这六位曾追随过同一中央领导，并先后都擢升至副部或正局级高位的“首长秘书”，命运的抛物线急剧坠落，共同演绎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实故事。     

        做了“首长秘书”之后，余刚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余刚的家人、邻居、同学和老师都表示，甚至过年过节也很少见他。

        对于余刚的工作，家里人也从未知道一点信息。大家知道的，只有给某位领导做秘书，这个工作很重要，也有很多机密。

        财新网曾报道，冀文林出身内蒙农村，成绩优异，但因家贫报考了武汉地质学院物探系勘查地球物理专业学习，生于江苏贫寒农家、在北京石油学院（现中国石油大学）时学同一专业的中央领导想必与其颇有共同语言，他从此将冀带在身边。

        余刚和这位中央领导以及冀文林三个人几乎有着同样的人生轨迹：出身贫寒农家、成绩优异、顺利考上大学、分配工作。余刚和这位中央领导想必也颇有共同语言。

        一个令人有些疑惑的细节是，余刚的多位亲友和邻居们都表示，不知道余刚的妻子是谁，也不知道他何时结的婚。

        2013年10月的一天，多年没有回家的余刚突然出现在家人的面前。

        在益阳市，一家人吃了顿饭，见到余刚，大家都很高兴。当时余刚没有透露任何工作上的情况，只告诉家人：“我们要团结，家庭和睦，大家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余刚三叔余则运（化名）是个老党员，那天在饭桌上，他还如过去一样教育侄子：“你必须要做到两袖清风。”

        当时家里没有人料到，2个月后，余刚被调查的消息就传来了，这顿饭也成了余家人最后的一顿团圆饭。

        回忆起当天的情景，堂姐余辉没有发现余刚有什么异样，余刚也没有透露任何信息。但家里人事后回想起当时见面的场景，都认为当时余刚肯定知道自己将要出事。而这次回来，也是为了在被调查之前，再和家人团聚一次。

        两个月后，余刚的亲友获知了其被调查的消息。 

        21年前，余刚与汪曾祺一样，选择“面对市场经济，我无动于衷”。

        彼时，他很欣赏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的一段话：“把快乐分成肉体的和精神的两种，这是最糊涂的分析。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尽管快乐的原因是肉体上的物质刺激。”

        他也很认同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结构”理论，尊重和自我实现是他精神中高层次需要的价值。

        在《独白》一文中，他还用“堕落”和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某些“劣根性”来调侃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只要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为社会做点事情，便甚幸矣。”21年前，余刚如是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