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精英政治与移民

        不管在哪个时代，精英总是有更多选择。全球化带来的流动，使国界的约束力大为降低，精英用脚投票的机会也急剧增加。这对传统的国家观念提出了挑战。

        人类经常做出冲动的决定，但选择移民通常出于理性（尽管结果不一定符合预期）。法国社会党政府上台后，决定对年收入100万欧元以上的人士课以最高75%的边际税率，引发该国商业精英严重反弹。一些富人因此改变了国籍（包括该国首富）。改变国籍导致对他们的社会评价降低，损失是可见的，但法国富人做出决定之前，必定衡量过成本与收益。

        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商业精英和中产阶级的移民倾向更明显。他们通常不会放弃中国的生意，这样做主要出于如下考虑：尽管国内赚钱的机会更多，但把家庭放在国外（主要是发达国家），资产安全和子女教育更有保障。近年来中国生态环境恶化，追求清洁的空气、水和安全食品，成为移民的新理由。

        在移民问题上，中国精英们显然选择了一种“事业与生活两分策略”。党政精英在计划职业前景和家庭生活时，试图遵循着类似的逻辑。但这种做法与中共的要求形成了尖锐冲突。

        中国对商业精英和党政精英的策略完全不同。要完全管控商人和中产阶级的思想和行为，是难以想象的，但加强对党政精英的管理看上去颇有必要。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家庭的移民倾向，是一种明显的离心力量。抑制这种倾向，才能保持党的领导力。出于这个原因，一定级别的党政干部出国需要报备或审批。

        然而，保持对精英的控制力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外一面是如何保持精英的向心力。

        在吸引精英方面，中国和新加坡执政党都很抢眼，但两者有很大不同。人民行动党规模不大；新加坡为公务员提供高薪，直到高级官员的薪酬与顶尖职业经理人相当。这种做法可以吸引商业精英参与国家治理，但也模糊了官员和职业经理人的界限。中共党员占中国总人口的十二分之一，绝大多数党员（其中包括很多商业精英）并不掌握党政权力。通过入党筛选机制，中国尽可能地把一切可能的精英分子纳入基层组织，然后通过党内选拔，筛选出少数人，通过他们治理国家。

        很长时间里，两种做法的效率都不错，如今面对的问题也近似：精英的分化，大众对精英政治的怀疑，以及政治转型的呼声。后两者在新加坡表现得更明显，前者在中国更迫切。在移民问题上区别对待商业精英和党政精英，要么连累前者的自由，要么引发后者的退缩。一个社会很难长期承受任何一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