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读︱英雄狗熊：甲午海战中的众生相

        甲午年黄海大战结束后，“定远”诸舰悬挂红旗返回旅顺，以示血战而归。事后，临阵脱逃的“济远”号管带方伯谦被逮下狱。看在多年同学的份上，“镇远”号管带林泰曾想与“定远”号管带刘步蟾联名为之说情，但遭到后者的断然拒绝：“此吾不与也。且大东沟一役，彼固知全军将覆，而欲脱身事外，袖手以观我辈之沦亡，彼于大局何？”最终，方伯谦被军前正法。

        方伯谦系福州船政学堂一期毕业生，北洋舰队成军后任“济远”号管带。据军中洋员回忆，方伯谦喜欢表现，好议论，在军中属于比较活跃的将领。另外，方伯谦私生活上也很会享受，北洋舰队所到之处如烟台、威海、福州等都建有寓所，而且每处都纳有妾侍，这与独居军舰、军旅生涯中仅回过3次家的“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方伯谦的生活态度与其个性有关，同时与北洋舰队的待遇有着密切关系。作为“济远”管带的方伯谦，其年薪接近4千两白银，这在当时无疑并不多见。仕途上，方伯谦也是春风得意，尽管比不上学业更优秀的刘步蟾、林泰曾，但在同期学员中毕竟稳居舰队管带之职，其在战争爆发前还屡次上条陈给李鸿章，奏请速添快船，改善装备，将舰队聚零为整，“有事则全队出北洋游弋，若遇倭船，便于邀击”，可见其见识并不算差，而其能与李鸿章直接往来，足以证明其在舰队中的地位。        

        至少在丰岛海战前，方伯谦的表现还算正常。有推测说，“济远”号大副沈寿昌在丰岛海战中脑部中弹，脑浆鲜血喷了旁边的方伯谦一身，后者由此失魂落魄，似乎跟变了个人似的。更离奇的是，有多位目击者证明，方伯谦率“济远”号西撤时，除挂白旗外还悬挂了日本国旗。或许有人要问，其日本旗从何而来？怎么会想到携带日本旗呢？        

        悬挂他国国旗以迷惑对手的战术，日本舰队也采用过，如其军舰即挂过英国旗，开战前才换成本国国旗。但是，提前准备并悬挂敌国国旗，就未免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了。当然，在以一敌三的不利局面下，方伯谦在丰岛海战中毕竟率“济远”号全身而退，保船而归，挂旗或逃跑之事也就没有被深究。孰料在黄海大战中，方伯谦竟然不顾大局，率舰先行脱逃，这无论如何，都不能为国法所容、为军法所宥。        

        事后，李鸿章在参奏逃将时称：“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先逃走，实属临阵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可笑的是，方伯谦竟以为自己是总兵衔，而清朝历史上极少有处死总兵的先例，其自认不过革职而为之心存侥幸。直到清廷命令下来，方伯谦这才痛哭流涕，追悔莫及。这时，他还设法央求毅军老将宋庆为之求情，后者冷冷道：“我恨无海军生杀之权。自我操，则七月间已在军前正法，尚复令尔重误国家大事耶！”当年9月24日，方伯谦被押至旅顺黄金山下处斩，时年42岁。     

        方伯谦被正法后，曾有人以《冤海述闻》为之喊冤。多年以后，其后人仍有为之鸣屈的。尽管在细节与动机上可能有些许出入，但总体而言，方伯谦之案事实清楚，处刑得当，算不得冤案。若说冤，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可能更冤一些。      

        黄海大战中有一种说法，“定远”主炮首发巨炮时，舰桥因年久失修而被震塌，丁汝昌因此被摔成重伤。但真正的事实是，日舰击中“定远”后，丁汝昌的左腿被破碎的甲板压住，炮弹引发的大火将其烧伤。尽管如此，重伤后的丁汝昌仍坐在主炮后方的甲板上，以此鼓舞全舰将士们的士气。舰上洋员泰勒即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说，“提督坐一道旁，彼伤于足，不能步立；惟坐处可见人往来，见则望之微笑并作鼓振之语。”同样受伤的泰勒“用半通之华语及英语，互相勉力。终乃与作表示同情，崇敬，且钦佩之握手，凄然前行，心中尤念及不幸之丁提督所处地位之可哀。”       

        很多人认为，丁汝昌是骑兵出身，没有海军经验，让他担任北洋舰队提督完全是个错误，是李鸿章为控制海军而任用私人所致。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对丁汝昌本人来说未必公道。当然，海军是高技术兵种，非经长时间的学习训练不能胜任，但当时的中国海军属初创时期，又上哪里找具有海战经验的高级将领呢？对那些学堂出身、毫无军事经验的年轻将领，李鸿章又如何能放心得下？毕竟，没有经历过战阵的军校生，很难称得上真正的军人，像方伯谦这样的不就很快垮掉了吗？持平而论，以知识相对欠缺但有实际战争经验的丁汝昌为北洋舰队提督，只能说是相对不坏的过渡性选择，如过分苛求未免有些脱离实际了。        

        北洋舰队覆灭后，丁汝昌顺理成章地成为整个海战失败的替罪羊，死后也不得安生。当丁汝昌的灵柩被运到烟台后，李鸿章上奏朝廷，称其“誓以必死，孤忠惨烈，极可悯伤。恳将丁汝昌所得处分开复，以示大公”，并请求朝廷将丁汝昌和刘步蟾、张文宣同等从优赐恤。        

        但是，山东巡抚李秉衡却上奏朝廷说：“丁汝昌以旅顺失事，奉旨革职，拿交刑部。其历次罪案，已在圣明洞鉴之中。战败死绥，仅足相抵。”由此，刘步蟾、张文宣等人都获得朝廷优恤，而对丁汝昌的谕旨却成了“毋庸议恤”，刑部还下令将丁汝昌的棺柩加上三道铜箍捆锁，棺材和铜箍都用黑漆涂抹，以示戴罪。   

        对此，很多正直之士都为之不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夏，威海、荣城、烟台、旅顺沿海绅士商民，京外官梁世烺、刘宗汉、潘庆澜等300多人，甘肃提督姜桂题、浙江按察使王仁宝等10人，广东水师提督萨镇冰、直隶候补道曾兆锟等114人，都先后呈请北洋大臣袁世凯为丁汝昌伸雪。袁世凯据以入奏，称其“始终艰难委曲之情，亦为天下中外所共谅”。后来，连大学士孙家鼐也奏请为丁汝昌昭雪。      

        就这样，丁汝昌的灵柩一放就是十几年。直至1910年，清廷为筹办海军，海军大臣、贝勒载洵奏请为丁汝昌平反，朝廷才以“力竭捐躯，情节可怜”为名批准其奏请，将丁汝昌开复已故前北洋舰队提督原衔，以示昭雪。由此，丁汝昌的灵柩才得以解除铜箍，入土为安。        

        死了的人不能放过，活着的人也不好受。被“康济”舰送至烟台后，北洋舰队剩余将领叶祖珪、邱宝仁、林国祥、程璧光等人被遣回原籍，听候朝廷的发落。不久，朝廷发布谕旨，将这些人和牛道台等岛上官员全部革职，听候查办。再后来，除“康济”舰改缺为差外，清廷干脆将北洋舰队的所有武职，从提督到总兵，从千总到把总，加以彻底裁撤。换言之，北洋舰队在编制上已被一笔勾销。当时在北洋舰队中担任二管轮的黎元洪，也是在这时弃海登岸并改投老领导张之洞门下，由此飞黄腾达并当上民国大总统的。       

        自此后，北洋舰队便永远的成为了历史。那支曾经龙旗飘扬的舰队，那些雄视亚洲的军舰，那些勇敢英武的舰长，那群忠诚活泼的水兵，都永远的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和这支舰队一起消失的，则是国人曾经的舰队梦和强国梦。如今，梦想破碎，痛彻心扉！      

        几乎所有的海战，都是以一方的全军覆没作为结果，而惨痛的失败足以让人忘掉那些海军军人们曾经战斗的英勇。在残酷的战争中，北洋水师的将士们曾勇往直前，义无返顾，以至于战死或者自杀殉国的将领竟占到高级指挥官的半数以上，这在整个世界海军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然而，北洋水师这一切的奋战和牺牲，在世人的眼中，他们仍旧没有资格说“虽败犹荣”这四个字。       

        北洋舰队14名管带中，“致远”管带邓世昌、“经远”管带林永升、“超勇”管带黄建勋和“扬威”管带林履中，均在黄海大战中壮烈殉国。四人中，除“经远”管带林永升当场阵亡外，其他三名管带都是座舰沉后不顾救援而决意与舰同亡。“镇远”管带林泰曾则因座舰不慎受伤而自责过度，自杀身亡。“定远”管带刘步蟾是在炸毁自己座船后，在极度悲愤的情况下自杀身亡。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山穷水尽之下，生服鸦片自杀。同晚，护军统领张文宣也以同样方式自尽殉国。之后，“镇远”号继任管带杨永霖用步枪自殉。帝国的海军精华，一时俱去。这是何等的惨烈！

        

        （本文选自《重读甲午：中日国运大对决》，金满楼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