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访谈（下）：北洋海军为什么会全军覆没？

        澎湃新闻：以往人们都说，中国海军的落后是因为慈禧太后挪用了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造成的。近年来也有人反对这个说法，真实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姜鸣：颐和园是慈禧太后为自己退休归政后颐养天年的一处苑囿。这个工程由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主持，从1886年底就开始筹画。当时清政府财政拮据，醇亲王又担任总理海军衙门大臣，所以他将相当数量的海军经费挪用或挪垫于园工。我曾经测算，这个数字大约在七百五十万两白银之内，而整个园工用银约在一千万两白银左右。在同治年间，慈禧太后曾想重修圆明园，遭到以恭亲王为首的官僚集团的抵制。但在光绪中期，反对的声音就很微弱。国家财力紧张，只能压缩国防开支。

        举例来说，1891年5月、6月间，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回津后，他奏报称：“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并请于烟台、胶州口添筑炮台。清政府批准了他的请求。但也在同时，6月1日，翁同龢执掌的户部上奏，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械器暂停两年，所省价银解部充饷。李鸿章知道后，私下大发牢骚：“宋人有言，枢密方议增兵，三司已云节饷，国家大事，岂真如此各行其事而不相为谋者耶？”又过三年，1894年5月，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李鸿章再次校阅海军。他上奏报告，称西洋各国船式日新月异，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恐后难为继。

        我最近看到李鸿章1894年4月7日写给海军衙门帮总办章京傅云龙的一封信件：前奉懿旨，新制小轮船五月内可造成，届时由通州陆运至昆明湖。这个时候，朝廷上下都在为慈禧六十大寿忙碌，海军无钱添军舰,却在为昆明湖造游艇。官员对歌舞升平的虚假景象心有不满，但也积极地参与其中，唯恐被落下，这些都是王朝腐败的特征。所以赫德批评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澎湃新闻：战前北洋海军出现的腐败情况，也是后人对其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批评的重要方面，您能谈点具体的情况吗？

        姜鸣：北洋海军是在清王朝末期用大量金钱堆出来的一个簇新的现代化军种。它有新式装备、新式教育、新式基地配套，军人待遇也有很大提高。但在管理上，却没有真正引入西方制度，尤其在英籍顾问琅威理辞职离去之后，各种违规和腐败现象更是无所禁忌。

        有关北洋海军腐败的案例以往已经讲过很多，比如海军提督丁汝昌和“济远”管带方伯谦曾经竞争一妓；比如海军军官不按规定住宿军舰，而是移眷岸上；比如用军舰走私和运送进贡的水果；比如军官克扣维修保养的费用和在燃料费用上舞弊。

        我在时任中国驻日使馆随员的郑孝胥日记中，还读到丁汝昌在日本参与嫖娼的真实细节，1891年6月，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六舰赴日本访问。 7月 6日，丁汝昌自长崎到达东京，次日与使馆官员和自己的部下外出饮酒逐欢。郑孝胥写道：“饭毕同出，坐小车驰十许里，至一大街，地名吉原，灯火如昼，高楼临路多三四层者，楼下悉施栏楯，内皆列坐，倭妇数十人被服辉煌，镂金错采，行者于栏外窥之，彼辄引手招客。若是者六七十处，左右相望。亦有西洋服式者，杂以电光，眩晃不可名状，是大教坊所聚也。连臂共入一楼，令驱妓出选，近前迫视，极少佳丽，大抵肥憨可笑。数十人中共择得六人，每人与洋二元，例可挟之登楼共卧。诸客皆靦觍忸怩，彼初尚跽坐，久之遂起，强捉往其卧室。客愈羞沮狙伏，乃至拖曳滚跌，叫笑倒地，仪观尽失，捷者或跳避之。……欢哗至十一点始散。此真罗刹境界也。”作为正式外访的最高官员，举止如此不堪，外交官还不知羞愧地将其写入日记，习以为常，并没有觉得任何不妥，从中可以看出北洋海军的军纪是何等涣散。

        澎湃新闻： 除了这些情况外，还请您从军队建设本身谈谈甲午战争前中国清朝海陆军的情况。

        姜鸣：很奇怪，洋务运动中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努力，似乎只在北洋海军中进行。陆军主体的八旗、绿营已经无法作战，各地设防的主力已经变为湘淮军。湘淮军，尤其是淮军，装备了外国的洋枪洋炮，但建制和管理模式完全还是镇压太平天国时那套勇营制度，没有真正进行军事改革。所以甲午战败后，才有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和北洋新军的建立。

       战前最现代化的是海军，近代海军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军种，可是北洋海军除了主力军舰是进口的之外，却没有完整的海军作战指挥系统，没有司令部指挥参谋作业，也没有完整的后勤部门。你看其作战，就是丁汝昌加一个外国顾问，再加几个幕僚和旗舰舰长商量着就开打。在琅威理辞职后，北洋海军一度没有高级别的外国顾问。但战争爆发了，就是什么人都能请来做海军顾问了。比如汉纳根，是德国陆军尉官，曾帮助北洋建造炮台，黄海海战时却被任命为海军总教习兼副提督。而在汉纳根离任后，甚至找了英籍拖船船长马格禄来帮办海军提督。再往上看，清政府设立的海军衙门，内设管理海疆、管理款项、管理船政、管理器械四股，就是不管理海军军事，加上其职员几乎全是满人，没有熟悉海军业务的专业人士，不懂其所司何事。只是因为海军衙门是新设部门，有“三年校阅、五年例保”的规定，办事人员晋升较快而成了钻营之地。

        而日本方面，在明治维新之后已经有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等，这一套完全现代化军队的组织系统，不仅有完整的作战系统、情报系统，还有完善的后勤系统，包括医院、军用粮食，甚至连军用罐头也已经生产了。战时日本人不仅有新式军舰，更有一套完整的参谋指挥体系，这个角度，以往学术界在研究时往往是忽视的。

        澎湃新闻：不仅军事指挥系统，清政府的国家决策系统似乎也很成问题。

        姜鸣：清廷决策是皇帝（或者是皇太后）大权独揽，设军机处承旨办事，当然军机大臣也有建言的权利。军机处处理军务，并没有军事主管部门来支撑，就是几个大臣陪着皇帝来商议。涉外事务，由总理衙门分管，在清末，领班军机大臣往往也是总理衙门大臣。外国人不愿跟总理衙门打交道，认为他们颟顸糊涂，无法理论，他们宁愿去天津找北洋大臣李鸿章谈。北洋大臣全称为北洋通商大臣，管理直隶（今河北）、山东、奉天（今辽宁）三省通商、洋务、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总理衙门大臣也不愿与洋人纠缠，乐得李鸿章在前方先做一轮沟通谈判。

        李鸿章能者多劳，每有涉外事件，就在天津辟出第二战场，与各国使节斡旋。在朝鲜事务上，清政府派到朝鲜的通商大臣袁世凯，直接向李鸿章负责。朝鲜发生的大小事情，由袁世凯报告给李鸿章，李过滤后报北京的总理衙门，再报军机处。李鸿章身边参与谋画的，是他的幕僚而不是国家机器。但李鸿章并有没有真正的决策权，所有大事的定夺，还在皇帝手里。此外，清廷还养着一帮言官，这些人并不参加行政事务，甚至没有准确的信息渠道，但他们有权“风闻奏事”，常以激进的姿态和捕风捉影的消息直接干预决策。

        这样一种体系，要求皇帝有极强的判断能力和掌控能力。但在清末，专制制度无法在重大决策关头有效发挥作用。比如甲午战争爆发的导火线，是朝鲜东学党起义后中国政府应朝鲜请求，派兵入朝镇压，日本也援引《天津专条》，随之派兵进入汉城。这个时候，北京给出的指令是对日强硬，李鸿章却知道，本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廷希望太平。同时，他也明白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中国并不占上风。所以他极力推动英、俄等国的外交干预，直到这种干预完全落空，开始真正准备作战时，又发现“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殊可虑也”。接着，军机大臣奕劻面奏，朝鲜之事，关系重大，亟须集思广益，请简派老成练达之大臣数员会商。光绪派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大臣、总署大臣会同详议处理朝事之策。但翁、李同样没有任何机构为其提供决策支撑。翁的门生张謇积极主战，为翁谋划，在丰岛海战爆发之前即主张撤换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以武毅军江提督代之，似亦可免淮人复据海军”。而这个“江提督”，是个完全不懂海军的旧式军人，以他代丁，除了造成混乱，并无积极意义。这样一种局面，如何能够迎战全盘西化、雄心勃勃的日本呢？

        澎湃新闻：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一百二十周年，您多年从事中国近代海军史的研究，对这段历史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姜鸣：甲午战争对于中日两国国运和后来的历史走向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战败，日本割取台湾，并通过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获得巨大战争红利，推动日本进一步的现代化，也使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潮极度膨胀，引发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1937年的侵华战争和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最终导致战败。

        甲午战争中国败在原本看不起的日本手下，也使中国国内激发出更大的改革浪潮，此后，中国变法和民主思潮澎湃，十六年后，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同盟会，领导民众推翻满清王朝。

        一百二十年来，环绕甲午战争的研究成果和发布的史料非常之多。我最近抽空重读了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在1895年战胜中国之后撰写的回忆录《蹇蹇录》。陆奥是甲午战争爆发的策动者，他在书中谈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政府确立的策略：

        政府经过慎重审议后，确定了如下的方针：即中日两国既已各自派出军队，何时发生冲突虽然未可逆料，如果发生战争，我国当然要倾注全力贯彻最初的目的。……我国尽可能的居于被动地位，事事使中国成为主动者。

        我国政府的政策，在外交上虽然居于被动的地位，但在军事上却要先发制人。因此，在此间不容发的时刻，为了在外交及军事关系上取得协同一致的步调，各当局莫不潜心策划，煞费苦心，至今思之，犹不禁悚然。

        陆奥讲的是因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诱使中国出兵，随即也向朝鲜派出军队的那段历史。他所说的“外交上居于被动地位”和“军事上先发制人”的谋画，反映出当年日本政客的不择手段。从甲午战争起，“军事上先发制人”即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一直成为日本军队的传统。同时我们也看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面学习西方，且在历史的关节点上，善于抓住机遇，勇于主动进击，发扬首创精神去书写历史，从而快速崛起。后人反思历史，要清楚地看到日本的这些特征，才能更好地与其相处。

        历史总有许多令人感慨之处。1885年4月，李鸿章与日本特使伊藤博文谈判朝鲜甲申政变后日本撤兵问题，事后他写信向总理衙门推荐伊藤博文：该使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而伊藤也向日本政府报告，有人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现虽经历中法战争，又开始努力整顿海军，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现在法事甫定，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倘若此时日本与中国作战，是催其速强也。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发行纸币，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再看中国情形，惟现时则不可妄动。

        清政府建设海军的努力，是否只有几年的热情呢？中国人是否像西洋人所说“又睡觉”了呢？伊藤不幸一一言中。十年之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1895年3月、4月间，李鸿章前往日本，与伊藤博文谈判乞和。在第一次会谈时，伊藤向李谈起中国的情况：“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论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抱歉。”李鸿章答：“维时闻贵大臣纵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感佩贵大臣力为变革俗尚。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回想十年前两人在天津会谈后彼此的观感，历史竟是如此难堪和无情。